反抗人性的黑暗_风闻

      毛泽东很喜欢《金瓶梅》这样的小说，并号召高级干部也去读这本书。《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小黄书，最高领袖号召高级干部同读小黄书，这倒也是天下奇闻，他的敌人应该可以用来大做文章的。但拿着放大镜仔仔细细地在他身上找缺点的敌人并未抓住这点不放，这其中恐怕有难以为外人道的隐情。事实上毛泽东是将《金瓶梅》作为历史书看的，并认为它是“明朝真正的历史”。《金瓶梅》描写的是明未社会的一个侧面，确实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现实。而这又是一种怎么样的历史现实呢？它描绘的是一个沉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主子霸凌奴才，奴才欺瞒主子。西门庆诱奸家人来旺媳妇，来旺照样私通西门庆妻妾，女婿偷丈母娘，主子吃奴才的醋。为了金钱、美色，西门庆可以买通官府草菅人命、把持诉讼。而西门庆一死，他的妻妾、家人蜂拥而上侵吞财物，偷盗金银。缙绅士大夫鲜廉寡耻，底层百姓猥琐卑鄙。人们就这样象动物般只为物欲而活着。按《金瓶梅》所描述的“真正的历史”去理解，那么这种历史之黑暗确实让人震惊。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鲁迅先生青眼有加，非常推崇，甚至说出“鲁迅的心是和我相通的”这样的话。这并非毛泽东谬托知己，也并不是毛泽东附庸风雅。从历史观、人性观上来说，两人确实非常相似，可以说是“知己”：都对历史、人性持“黑暗”的看法。

       鲁迅是非常具有怀疑精神的人，也可以说多疑吧。如谈到他对胡适的印象，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其实这倒是冤枉了胡适，胡适比鲁迅更有书生气，特别是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个书呆子。比如他参观了国民党的“模范监狱”，就说犯人待遇很好。鲁迅听了不觉好笑，狠狠挖苦了他一下。但就是这样的胡适之，鲁迅还是要疑心他。鲁迅虽然提倡年轻人不要读古书，但自己是比较喜欢钻古纸堆的——不单单是喜欢，应该是沉溺于其中的。而他对中国历史理解之深刻，也非常人可比。他以自己的阅历，自己的眼光，认定正史不太可信，而偏爱野史、杂说之类，说这些“看往事却可以比较分明”。鲁迅对《金瓶梅》评价也颇高：“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这种说法，显然是将《金瓶梅》作为历史的某种“实录”看待。鲁迅的作品中，有大量对野史的引述。例如他说中国人对解剖学是极其无知的，但在应用到酷刑上，“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又说到剥皮法，有“张献忠式的，还有孙可望式的”。如果有人现在写这种文字，难免要被斥为是数典忘宗，是恶心低俗。对历史的“黑暗看法”，又加上社会的险恶，个人的悲剧（仅举一例：出于对包办婚姻的排斥，鲁迅在二十几岁至四十多岁整个青壮年时期，都陷于没有男女感情生活的处境，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是肯定要得精神病的），难免会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是他对人性黑暗的悲观看法。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说：“我的作品太黑暗”，“惟黑暗与虚无才是实有”。“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显然有点愤世嫉俗了。又说“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他既使是在谈希望，也看到了希望后面的空虚。鲁迅的很多敌人都说他多疑、猜忌，这也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事实上他由“多疑”而作出来的猜测往往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最搞笑的一次是他不喜欢沈从文，结果把丁玲写给他的信怀疑是沈写的来捉弄他，还洋洋得意地对友人说：“敝座之所以恶之者（指沈从文），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云云。

       但鲁迅对人性的悲观看法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王实味曾说鲁迅“看到自已战侣底灵魂中，同样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从战友、亲人和同志身上感受到黑暗，这才是鲁迅真正的痛苦所在。曾经最亲密的弟弟与他反目，悉心扶持过的青年最后为了一己私利背叛他……如果连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都不可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吗？他说自己要“横站”：一方面对敌作战，一方面要防“战友”的暗箭。他鄙夷地说：“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在敌人之上的。”我们了解了鲁迅的这种心理，也就可以理解他作品中孤独、虚无与黑暗的主题了。从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轨迹来看，象鲁迅这样感受到如此深广的黑暗与痛苦的人，最终结局大多要么沉溺酒色以动物性的本能麻醉自己，要么出入佛道以求慰籍。但是鲁迅毕竟是鲁迅，周树人毕竟是周树人，他头上那顶“斗士”的头衔，并非是浪得来的，他是要反抗的，是要战斗的，而且是“韧的战斗”。

       鲁迅晚年写过一篇小说《出关》，将孔子写得阴险狡诈，而老子则是一位智者。别人都认为他是否崇老抑孔，他却矢口否认。他说“孔以柔进取，老以柔退走”，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一辈子对儒家不假辞色的鲁迅，晚年居然说起儒家的好话来了。这种情形看似前后予盾，其实也很好理解。鲁迅在战斗之际，心力憔悴，自然会羡慕起道家的清静无为来。在艰涩困顿之时，谁也免不了会有偶而的退缩、徬徨和消沉。但这种心态只是他生命长河中的小插曲，他强健的精神是不会允许他长久地消沉下去的。沉静得愈深，奋起得愈高；蛰伏得愈久，喷发得愈激烈。贯穿他一生的主旋律，始终是“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他是不会退缩的，也是善于战斗的。他举起了投枪，冲向了“无物之阵”，对“无物之物（借指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又无所不在的社会黑暗）”发起了攻击。他称赞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干家，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自况。因为他自知自己根本无法战胜“无物之物”，最终必将在“无物之阵”中消耗、磨损以至老死，“无物之物将是胜者”。但他还是举起了投枪。

       鲁迅是作家，又处于当时那样的环境，多疑点也情有可原，这样做毕竟对自已身家性命的安全也大有裨益。就算将丁玲疑作沈从文，对沈自然不公，但也无伤大雅（鲁迅从未贬低过沈的文学成就，这倒与李敖大师形成显明对比），反倒给后世的雅士增添了一桩颇有兴味的文坛逸事。但毛泽东不一样，作为最高领袖，他多疑的话是要出大事的。

       毛泽东同鲁迅一样，都精通中国历史，都对历史的黑暗面熟稔于心，因而对人性都有种深深的怀疑。相比于鲁迅，毛泽东的多疑也不遑多让。比如井冈山时期的萧反扩大化，毛泽东是负有不小的责任的。但在大争之世，大凡成功的政治家，多疑似乎是必备的心理品质，这似乎也是人性的宿命。著史严谨的司马迁，言之凿凿地说汉高祖刘邦是个“仁而爱人”、“常有大度”的人。就是这个仁爱大度的人，后来也怀疑起毕生忠于他的萧何来，将他打入大牢。攀哙对刘邦也是忠心耿耿，但刘邦后来也听信谗言，居然命令陈平在军中将樊哙立刻斩杀。中国民间有句话叫“伴君如伴虎”，是深刻地洞悉了这一现实。毛泽东后来也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定下了党内斗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规定，就是怕枉杀了无辜者。这一点讲的人不多，但实在是一件石破惊天的大事。在各国共运史上，都有过大规模滥杀无辜的事，其发生之频繁、过程之类似，不由得让人相信：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人类社会的宿命。一旦由人组成的社会落到相似的境况，就必须要付出相似的代价。但唯有中共作了这样的规定，划定了一条底线。所以在以后中国革命的历次运动中虽然仍有很多人被冤枉，但中共一直没有搞“肉体消灭”这一套，这些人也总有机会洗刷自己罪名，总有机会东山再起。就算林彪集团图谋杀害最高领袖的阴谋证据确凿，但毛泽东对其主要成员也并未处以极刑。因而中共不象别的国家共产党一样闹到最后人才匮乏的地步。

       毛泽东认为《金瓶梅》反映了明未的“真正历史”，而这种历史现实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这样的：有百万大军的大明，竟然在只有数万人的满清军事力量前一触即溃，财物被抢掠，妇女被奸淫，百姓被屠戮（对明末人口的损失论者有争议，最多的估计是明未4亿多人口中有3亿被屠杀——这实在是耸人听闻：平均四人中有三个人被杀。不论具体数据是多少，明清易代过程中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屠杀，这应该是无可怀疑的）。而且从科技、文化等方面来衡量，明清易代更是文明的大倒退，无论后人如何感叹嘘唏，但历史就是如此。作为中国历史的超级发烧友，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对于负最终责任的最高领袖，他不可能不对这一点保持警惕。事实上，他在建国后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在了这一点，其官方说法是“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

       尽管毛泽东对党内腐败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但人性堕落的速度恐怕还是超过了他的估计。1951年，建国刚过二年，贪污蜕化就已成了共产党执政的主要危险，毛泽东遂以雷霆手段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中揭露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如天津商人马玉恒一人腐蚀干部170人，其中团、师、军干部竟达25人！最终查出政府机关有贪污行为者达120多万！消停了没多长时间，到了64年，中共高层估计：三分之一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看样子，中国社会又要象以前无数次所经历的那样走回到王朝更替的老路上去了。难道，这就是历史的宿命？鲁迅就经常感叹中国一直在走老路，感叹当时的中国与晚明是何其相似。毛泽东本人对执政精英团体的看法则更加负面。他认为下层腐败，根子在上面！在于上层窃取了中共相当一部分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而且可怕的是以住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鲁迅面对“无物之阵”，有时难免会有点幻灭感，但他究竟没有屈服。1936年9月，他在跟别人通信中说：“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若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这时他已临近死亡了，但还是在战斗。毛泽东面对历史的宿命，他也没有屈服，他发动了更为猛烈的反击——文革。毛泽东对精英阶层向来没好感，可以说有某种“反智主义”倾向，不管是国民党的精英，还是共产党的精英。当年在井冈山，党内的精英就让他吃够了苦头。后来的整风运动，以及后来历次重大的党内斗争毛泽东所采取的措施，都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但另一方面，他所接触到的普通红军将士，他们身上的英勇、无私与朴实等优秀品质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又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因而他一方面否定了精英阶层的人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平民阶层的人性。文革的发动，他就想用平民阶层人性善去压制精英阶层的人性恶。他的设想很完美，但现实很残酷。这一点他跟鲁迅有很大不同。鲁迅不但不相信精英的人性，也不相信平民的人性。在鲁迅的作品中，有很多对普通百姓自私、愚昧等“劣根性”的批判。而毛泽东从未批判过下层百姓的人性。他本来设想文革应该很快结束，但没想到局面越来越混乱！原因很简单，群众起来以后，他们内部迅速分化，相互争斗，没完没了！看样子，他是高估了平民阶层的人性。到了最后，如果再不采取强力措施，真的是要到了全面内战的地步。迫不得已，最终只能动用军队来稳定局面。这种结果，对晚年的毛泽东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他一生战胜了所有有形的敌人，却败在了这个无形的敌人手里。

       前文说过，鲁迅生前清醒地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战胜“无物之物”，他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只是想“肩住黑暗的闸门”，尽量放多一丝光进来。毛泽东晚年经常大哭，他应该预计到了在他身后文革会被否定。毛泽东虽然为党内斗争划定了底线，即使在文革剧烈的斗争中，也并未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判处过任何人死刑。但文革还是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大量的人间悲剧，因而在精英阶层中累积了重重冤气。毛泽东的痛哭，是在为文革的失败而哭。英雄末路，烈士暮年，他更是为自己的想法不被许多、甚至是大多数明智之士所理解因而自己的事业必将后继无人而哭，他甚至担扰他身后将会血雨腥风！

       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而鲁迅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面镜子。二个人有很多相似的性格、观点。但因为毛泽东是政治人物，有时不好判断他言行的真正目的。而鲁迅是文学家，可以直抒胸臆。所以我们通过鲁迅可以从某一方面更好地了解毛泽东。后世研究毛泽东的文字汗牛充栋，但大都是“以己度人”。但你只有“以人度人”，才能真正地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你要读他所读的书，做他所做的事，思考他所思考的问题，忧虑他所忧虑的难点，这样才能走进他的内心。官方正统说法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但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错误地估计”？毛泽东作出这种估计是基于他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更是出于对几千年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作为一个个特殊的个体，确实很难理解毛泽东作出这种估计的理由。但是一个人的、特殊的、仅仅短暂的几十年生活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与几千年中国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结论相比，哪个更可信呢？

       人类进化的历史，也是同人性黑暗面进行斗争的历史。就目前来看，中西方对这一问题似乎均未找到一个正确的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