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题家要的东西，中青报给不起_风闻

丁真已经火了37天。

围绕着这位年轻人的全民讨论，从颜值本身，到旅游业的内容化趋势，再到跨阶级跃迁的公平性，一步一个大台阶，越聊越深。

在热度逐渐冷却的时候，中国青年报一篇名为《“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的文章，又一次引爆了相关群体的愤怒，相继在微博、知乎等社交平台登上热搜。

这一事件背后，牵扯出的是三个问题。

一、自渎式网络词汇的使用范畴；

二、官方机构拥抱新媒体的姿势；

三、传承三代人的奋斗内核失效；

01

刚进入NBA时，姚明有一次在更衣室里跟自己的白人翻译聊天。

正聊得高兴，旁边的队友突然一阵骚动，姚明的替补中锋卡托更是情绪激动，愤怒地冲上来就要跟二人好好理论。

原因就在于，姚明和那位翻译聊天过程中反复用到了一个词——“内个”。

而黑人一听见“Nigger”，总是会变得怒不可遏。

Nigger是侮辱性词汇，但黑人之间却可以互相调侃。

跟此类似的，“小镇做题家”、“打工人”，乃至早先的“屌丝”，都有着跟Nigger一模一样的应用范畴。

可以自称，可以在熟悉的人之间互相调侃，但白人坚决不能使用。

10月24日，富二代曹译文在B站上传一段VLOG，去自家的建筑工地“体验生活”，并试图用当时最为火爆的“打工人梗”来体现自己的接地气。

还写了另一句相配的流行语：“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

继而被喷成了筛子。

11月23日，小米集团高管王嵋公开表示：“小米认为未来的天下，得屌丝者得天下。”

两日后，王嵋火速向公众致歉并请辞，离开小米集团。

12月20日，中青报亲自下场，撰文《“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开了一个超大AOE。

这些案例，都属于没能准确理解此类网络词汇的“自渎”属性，以为自己在玩梗，却严重伤害了广大人民感情的典型案例。

做题家一词，完整原名叫“小镇做题家”。

一开始，是指“出身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

但在后续的使用中，逐渐丢下了小镇等标签，保留了“只会做题，其他不行”的核心属性。

这一词汇广泛流行的背后，是青年群体的信息焦虑、阶层焦虑混合着自我否定、自我调侃的复杂情绪。

作为把“服务青年成长”当做自己创刊目标的媒体机构，中青报直接将这一群体作为攻伐对象，恐怕是有点自绝于人民。

02

无论是丁真加入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国企单位），还是中青报这次在标题中贸然使用“做题家”一词，其实都是官方机构拥抱新媒体的一种尝试。

前者拥抱的是网红经济，直播带货，其目的在于带动地方旅游业，实现脱困脱贫；

而后者拥抱的则是新媒体中的标题党，试图博人眼球赚取流量，最终弄巧成拙。

“注意力经济”是这个时代的大背景，流量为王的导向对每个内容相关的组织机构都是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如何在新媒体时代下积极迭代转型，拥抱更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是每一个官方内容机构如今所面对的客观挑战。

对理塘县文旅体发展有限公司而言，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

旅游大使有没有必要？个人IP式运营对流量的拉动在什么程度？

一个张嘉佳可以带火“稻城”，那么我能不能用丁真带火理塘？

对理塘县文旅体发展有限公司而言，其根本目的是当地的旅游产业，而丁真在客观上可以带来相应的商业价值。

因此积极将其吸纳为企业员工，充分体现了有关单位的灵活性，以及企业目标的清晰和坚定。

而针对所谓的“公务员”身份，该公司领导也回应称丁真的合同是“五年一签”，并不存在“铁饭碗”一说。

对这家国有企业来说，丁真的过往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身上所具有的热度。

但如果说丁真的后续公众形象发生恶化，那么相关单位恐怕也不会续签下一个五年。

商业行为本应如此，莫得感情。

而另一边，中青报的此次社评，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次翻车。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生活中接触到的“传统媒体”出身的老师，一个个反而都很爱强调“网感”。

此次中青报贸然采用的“对立性”标题，并点名“做题家”等操作，恐怕也是这一倾向的产物。

而文章本身，在一通不痛不痒的分析下，并没有触及到相关现象的根本原因，只是在“心胸宽广”这种层面打转转。

03

老实说，做题家们，确实不爽丁真。

微博网友们一如既往地给出了偏激但传播性极强的评论，如下图。

说真的，啥也能怪到“最爱的人”头上，毕竟那是我们共同的爸爸。

我们的一切悲剧当然都可以怪爸爸，谁让他能没照顾好我们呢？

但是，如果真的把一切都怪在“最爱的人”头上，那恐怕也是没能断奶的心理表征。

沿用这一绝妙比喻，我想问的是，到底是谁在捅他？

是他自己。

是那个，求奋斗而不得的自己。

是那个，开始怀疑奋斗内核的自己。

是那个，耳听目睹了数代传奇故事后，发现自己像一只可达鸭般呆傻无助的自己。

自八十年代末至今，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强劲、持续的GDP增长速度，从世界第十三一路狂奔至第二大经济体。

其中，1979至2018年年均增长在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

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率、城市的高就业率。

而这一系列成就背后，是成批量的阶级跃迁，是大多数人的奋斗有果。

落在个体上，那就是只要奋斗，就一定会改善一个家庭的命运。

而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巨大的增量蛋糕面前，每个人的机遇上限，都大得可怕。

那是几千年来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

社会稳定，政策利好同时叠加了低起点和信息技术红利，四大因素奇迹般的凑齐在了一起，才共同推出了那个个人英雄层出不穷的黄金时代。

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我们，还想要那样的增长空间，未免过于苛求。

但新一代人的心理惯性，尚未消退，也不肯消退。

这是个极为棘手的话题，每一个媒体工作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法谈，不敢谈，又无法视而不见。

在这股可怕的“上进心”下，中国将驶往何处，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