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人看不起的毛泽东，靠什么征服了所有人？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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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那么多次毛主席，这回我想从一个很少人关注到的角度来讲讲。

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一个人的性格是如何养成的，他是以什么样的习惯来思考问题的，往往来源于他小时候经历的小事。

那么，毛主席的思考习惯是如何养成的呢？

很遗憾，关于他的童年生活，确实没有足够详实的史料做参考，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凡是参观过位于湖南湘潭韶山冲“毛泽东同志故居”的人，应该都有印象——毛家屋前有一片池塘。

虽然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我们可以脑补一个颇有童趣的场景：春天到了，池塘边的虫儿自然就多了起来。一到晚上，此起彼伏的虫鸣声吵得毛家人睡不着觉，也触发了“石三伢子”等孩子们的好奇心。

第二天一大早，年幼的石三伢子就带着二弟泽民、三弟泽覃和小妹泽建，一起到池塘边捉虫。

可是，漫山遍野的虫儿怎么可能捉得完？池塘本来就是个虫儿的聚集地，就算把池塘边的虫儿都捉完了，其他地方的虫儿又会聚过来继续鸣叫……

一到晚上，此起彼伏的虫鸣声还是吵得毛家人睡不着觉，想必那时年幼的石三伢子心里也在琢磨着：捉虫总不是个长期的办法，治标不治本啊！要想让虫儿彻底不发声，到底该怎么办？

谁知，此后的好几天晚上都没有虫鸣声了，怎么回事？强烈的好奇心促使石三伢子蹲在到池塘边，一连观察了好几天，终于发现了原因。

原来不知在哪里来了几只青蛙蹲在那里，只要虫儿一叫，青蛙就马上能辩位吃虫，吓得虫儿们都不敢叫了……

也许，年幼的石三伢子会因为此事而大受启发：费那么大劲捉虫都无效，可几只青蛙居然就能根治问题？我们的常规思维是捉虫，可根治方法居然在常规思维之外？

于是，从小爱读书的石三伢子便来了灵感，于是赋诗一首。这也是目前已知的毛主席诗词里，时间最早的一首——《七绝·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在大人们眼里，这是个善于观察的聪明孩子，但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件小事却让他养成了思考的习惯：

其一，解决问题有很多种方法，但只有从大本源入手，问题才能得到根治！

其二，如果很早以前就有人用常规思维解决问题，但问题却依然存在，那说明常规思维中并没有根治之法，根治之法往往在常规思维之外！​

**其三，要想真正找到根治之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深入思考。**用他后来的话讲：调查研究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犹如“十月怀胎”；得到解决方案只是调查研究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自然而然的事，犹如“一朝分娩”。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个颇有童趣的场景只是我们脑补出来的，甚至连《七绝·咏蛙》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毛主席原创依然存在争议，所以请大家不要以“是否符合史实”为由进行争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有什么样的童年经历，上述三个思考习惯确实伴随了这个乳名叫做“石三伢子”的孩子的一生。

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孩子长大后会从整个中国的大本源问题入手，从整个中国社会全局的高度上进行调查研究，进而改变了整个中国。

更重要的是，关于他成年后的经历和行为，有足够详实的史料做记载，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史料来探寻他的思考习惯。

2

1918年6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先后毕业，这些都是有远大抱负的青年，他们的共同意见自然是继续学习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国去深造。

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了他们面前——留法勤工俭学。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简直就是“海外镀金”的大好机会啊。

尤其对于毛泽东这样的农家孩子来说，之前从山沟沟里到省城求学已经是一次“鲤鱼跳龙门”了，如果再去海外镀金，那就是第二次的“鲤鱼跳龙门”，前途不可限量。

若放在普通人身上，这种机会简直求之不得啊，还犹豫什么？可毛泽东偏偏不这么想……

尽管执笔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书，但毛泽东本人却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他首先考虑的还真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中国的未来。

思虑再三，毛泽东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中国。他对赴法留学的伙伴们说：“你们负责学习国外先进知识，而我负责研究中国实际情况。”

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讲述了自己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原因：

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与批判；其二，是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说简单一点，是他始终对一个问题产生了质疑：直接把国外的经验搬到中国来，就能救中国吗？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那么，该怎么扭转这种整体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呢？最常规的思维就是：既然我们落后了，那么就向西方国家学习，利用人家的经验嘛。

事实上，晚清政府早就想到了“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办法，也做出了行动。

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是一次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与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

对于这场打着“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旗号的洋务运动，晚清政府不可谓不重视，搞得不可谓不风生水起，无论是资金的投入还是人才的投入都不可谓不大，可结果呢？

就在晚清政府沉醉在“我强大起来了”的美梦中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却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他们头上，将他们从幻象中惊醒，洋务运动随即宣告失败，中国并没有走上富强之路。

西方的技术和制度确实可以让西方国家强大起来，却并不适合中国。

这就像是“南橘北枳”的典故：将同样的树苗培育成果树，在南方长出来的是味甘多汁的橘子，在北方长出来的却是苦涩难咽的枳子，如果要追究根本原因，那就是南北的土壤不同。

那么，要救中国，如何找到属于中国土壤的解决办法呢？当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

但有一点他是非常确定的：如果用“捉虫”的常规思维来防止虫鸣，那孩子们早就成功了，可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根本走不通。

同样，如果直接把国外的经验搬到中国来就能救中国，那洋务运动早就成功了，可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既然如此，那么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意义何在？既然如此质疑这条路，那么为何还要走下去？

如何才能救中国？答案并不在常规思维之中。

要想找到答案，就必须从中国的大本源问题上出发，对整个中国社会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并深入思考，到时根治之法自会水落石出。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下定决心：即便穷极一生，他也要找到答案。

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

为寻找心中的答案，青年毛泽东做出了大量的行动。

早在1917年暑期，尚不满24周岁的毛泽东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

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口，形同乞丐。

毛泽东和萧子升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900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

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在普通人看来，毛泽东的行为举止实在令人费解：毕业前跟乞丐一样去各地“穷游”，毕业后却放弃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这简直是个异类。

可在毛泽东看来，要想解答他内心渴求的答案，在常规思维里根本找不到，所以也就不能用常规思维来行动。

只有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去寻根溯源，才能找到根治之法。

就像是小时候一连好几天都待在屋外的池塘边一样，只有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去调查研究、细心观察，才能找到制止虫鸣的根治之法。

类似的调查研究还有很多，几年间毛泽东访遍了中国社会各类人群，并做了详细的记录。

直到1925年时，此时离他的“穷游”经历已经过去8年了，离他放弃到法国勤工俭学也过去7年了，毛泽东的案头已经堆积了大量记录中国社会各类人群生活现状的调查材料，正是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做支撑，他才对整个中国的大本源问题豁然开朗。

他细心将这些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调查材料汇总起来，编辑成了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至于整个中国的大本源问题，并不是之前常规思维中的“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所以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赴法留学，都不是根治之法。

就像是“对症下药”，如果一开始“症”都诊断错了，那么“下药”能治病才怪！

那么，整个中国的大本源问题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的非常清楚：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现在诊断出了真正的“症结”，那么如何“下药”呢？

别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已有解答，文中详细描述了中国社会各类人群的生活现状特点，将所有的因素总结归纳，得出“根治之法”：

要发动人民群众组成无产阶级同盟军，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什么？搞群众运动？走群众路线？注意农民的力量？

在当时看来，这个答案与主流思想简直格格不入！

在此之前，无论是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还是民国时期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是由社会精英阶层为主体的，怎么到了毛泽东这里，就成了群众运动？那些目不识丁、衣不裹体的农民，他们懂什么？

可在毛泽东看来，他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靠臆测，而是靠大量的调查研究。既然是他经历了千回百转之后才得出的答案，那么一定要坚持：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更何况，根治之法本来就经常处于常规思维之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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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探索到了大本源问题，找到了根治之法，那么即便前方有千难万险，他也会矢志不渝的坚持。

继1925年12月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毛泽东依然保持长期以来搞调查研究的习惯，又在1927年3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详细的记录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具体情况，持续肯定农民的作用，并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只是，探索之路怎么可能一帆风顺？

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的时候，也正是大革命开展的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毛泽东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就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痛斥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了”、“痞子运动”，应该予以制止；而张国焘等人，更是压制他的意见，排挤他，将他边缘化……

骨感的现实让毛泽东意识到：即使拥有根治之法又怎样？如果在党内没有足够的话语权，那么说什么都是白搭。

用大白话说，就是你的意见再正确又怎样？你说话要有份量才行，要有人愿意听才行。

当然，彼时不但是毛泽东在共产党内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就连共产党也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果然，国共双方话语权不对等，最终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痛定思痛，怎样才能让共产党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呢？

只有一个办法：壮大自己的实力，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说白了，就是我不依赖别人，我只依靠我自己，而且只靠自己就可以实力很强，别人才会听我说话。

于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必须搞“武装斗争”。

那么，怎么样才能武装斗争呢？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就更熟悉：之前不是一直在探索大本源问题，寻找根治之法吗？我已经重复多次说过要搞群众运动，要重视农民的力量，所以就是要靠农民拿起枪杆子，搞武装斗争啊。

这下又有人问：“农民凭什么愿意跟你搞武装斗争呢？”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更加烂熟于心：之前我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不是早就非常详细的说了吗？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土地，所以我们要搞“土地革命”。

这样的回答让很多人意外，但对于毛泽东来说都是正常操作，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根治之法本来就在常规思维之外啊！

眼下大革命的失败已经让绝大多数人觉得无路可走了，常规思维已经无效了，也就是这时候大家才愿意去听一听毛泽东的意见。

“八七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枪杆子”，才使其随后慢慢的掌握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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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八七会议”只是让共产党有了话语权，可毛泽东在党内依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毛泽东看来这很正常，因为在他的“根治之法”里，本来就是要发动广大群众，重视农民的力量。既然要团结到最广大的农民，自然是要把战略重点放在农村了。

这时，党内又有人跳出来提出反对意见，说这“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投降主义、逃跑主义、“单纯的军事投机失败”，甚至要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

到了1932年，党内又有人提出要“占领中心城市，制造政治影响”，于是几乎所有人都主张攻打赣州，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成为了极少数。

直到后来，连一线指挥员彭德怀都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就更没有话语权了。

毛泽东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他探索了多年的“大本源问题”和“根治之法”，要想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联合最广大的群众力量，也就是农民阶级。

眼下敌人的主要武装势力在城市，而工农红军的主要武装势力在农村，为什么要“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离开农村去攻打城市呢？这不是主动跑到人家碗里去吗？

事实证明，红军攻打赣州果然失败！

毛泽东的判断再次应验，但他还没有话语权，即使有正确的意见又有什么用呢？

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就更没话语权了，过去他还领导指挥了数次“反围剿”，这次却连指挥权都给他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博古和李德。

很多年前，毛泽东就放弃了赴法留学的机会，原因很简单：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土壤不同，西方的经验并不适合中国的土壤。而现在，照搬苏联的经验，难道适合中国的土壤吗？

只是，一个人在没有话语权的时候，他说的话没人认真去听，连他写的文章也会被人不屑一顾。

如果博古和李德认真看过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话，也不会盲目照搬教条的吧？因为里面有句著名的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红军长征初期“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之后，红军在贵州遵义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此时又紧急召开了会议。

与之前的境况相似，如今绝大多数人又走进了死胡同：

常规思维里找不到脱身之法，只能找有不同见解的人来指挥军队了。

找谁呢？

毛泽东！

也正是这次“遵义会议”，终于让毛泽东回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他终于有了话语权。

在随后的“四渡赤水”和“强渡大渡河”中，毛泽东指挥红军脱离险境，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自此，毛泽东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领导岗位，他拥有了党内的话语权。

“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都是党在危机关头出现重要转折的会议，如果说“八七会议”让共产党拥有了话语权的话，那么“遵义会议”就让毛泽东在党内拥有了话语权。

从此，毛泽东终于可以将他苦苦探索而来的“大本源问题”和“根治之法”付诸实践了，而他制定的战略规划也非常清晰：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直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告别了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之前，共产党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农村，毛泽东心中酝酿多年的“大本源问题”和“根治之法”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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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会痴迷一些“英雄故事”，整个故事结构可概括为“英雄之旅”：主人公小时候受到了什么影响，受到了什么使命的召唤，然后在完成使命过程中克服了重重障碍，终于干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天龙八部》里的主角乔峰小时候原本是一个契丹婴儿，因为“雁门关事件”而母亲惨死、父子分离，他生来就肩负着化解宋辽矛盾的使命，终于在千难万险之中，用自己的生命避免了宋辽之战……

《蜘蛛侠》里的彼得·帕克原本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生，可就在一次参观中被蜘蛛咬伤，改变了他人类的基因排序，从而获得了蜘蛛的超能力，然后他就在使命的召唤下惩恶扬善、劫富济贫……

人们都因这种“英雄之旅”的故事版本而痴迷，即使明知这些故事只是杜撰的也乐在其中。

但很少人发现，我们尊敬的毛泽东主席，他的人生历程也符合“英雄之旅”的版本：

小时候，因为一件小事而深受启发，要去追求事物的“大本源问题”，寻求“根治之法”；

长大后受到使命的召唤，他上下求索整个中国的“大本源问题”，寻求救国之道的“根治之法”；

当他终于找到答案时，又克服了一重重的困难，完成了人生的使命。

当所有人将他视为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时，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当初那个在湖南湘潭韶山冲上屋场门前的池塘边，蹲在地上一直观察“为何虫儿不鸣”的“石三伢子”而已。

当初真正让虫儿不鸣的并不是他，而是青蛙，他只是观察到了，并将这些告诉了弟弟妹妹们而已。

之后发生的事与童年的这件小事如出一辙，真正让中国改天换地的人也不是他，而是人民群众，他只是观察到了，并将这些告诉了人民群众而已。

当初他“咏蛙”，现在他“咏人民群众”。

在他看来，自己没什么可“咏”的，自己只是一个教员而已。

所以，

“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人民群众们向他喊道“毛主席万岁”时，他却向人民群众喊着“人民万岁”！

当初他上下求索，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现在终于得到了历史的终极答案：

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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