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本土公益: 两条道路的纠缠与抉择 | 文化纵横_风闻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12-22 17:55
［导读］公益发展的中国道路是什么？指导中国公益发展的理论基础应该如何构建？长期以来，中国公益界在实践层面轰轰烈烈展开之际，一直缺乏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指导。公益理论研究局限于操作层面的技术性问题，而对于公益实践背后的价值观、指导公益实践的基础理论等根本性问题付之阙如。这与公益界的问题意识尚未纳入国内主流学界的视野有关，也与公益界自身的理论自觉不够有关。
2020年12月11日，一场名为“中国本土公益道路与公益理论建设”的思想论坛于北京举行。来自公益实践界的几十位秘书长与学术思想界的教授、研究员齐聚一堂，就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与对话。本次论坛由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主办，《文化纵横》杂志社承办。本次论坛试图将主流学术思想界与公益实践界聚合在一起，达到将公益实践问题上升为社会科学理论核心问题、同时将社会科学研究与公益实践相互结合的目的。
创建中国本土公益
——“中国本土公益道路与公益理论建设”
思想论坛综述
**▍**为何需要建设中国本土公益道路
现代公益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功能是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道德滑坡、环境破坏等方面的副作用。中国现代公益迄今已走过30余年的历程，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期，中国公益受到西方现代公益的深刻影响，来自国际组织的价值观、发展模式、操作技术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现代公益的格局和走势。这些从外部引入的知识不断与中国社会相融合，另一方面也无时无刻不在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制度环境发生着摩擦、碰撞。在此过程中，中国本土公益事业兴起，中国传统的慈善实践、社会主义的公益理念，以及以商业手段推动的现代新公益，都不断尝试开辟中国特色现代公益的新模式与新道路。今天的中国公益，正面临着创建中国本土公益道路、发展本土公益理论的崭新任务。
长期以来，公益界的讨论多局限于操作层面的技术性问题，殊少触及实践背后的价值观、基础理论等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为此，修远基金会与敦和基金会于2020年12月11日举办“中国本土公益道路与公益理论建设”思想论坛，聚合学术思想界与公益实践界开展对话，将公益实践问题上升为社会科学理论问题，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与公益实践相结合。
**▍**本土公益道路的两种可能
本土公益道路有哪些可能性、这些道路有哪些具体内在机制？针对上述问题，论坛发言体现出两种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从理念与专业能力两个方面切入讨论。他认为在理念层面，现代公益并无东西方之别，与传统社会出于同情、怜悯、只顾眼前问题进行救助施舍不同，现代公益要使受助者从脱离贫困、消除痛苦直至获得温暖、尊严和参与感，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西方社会由于最先进入工业化进程，所以较早产生了现代公益的雏形。伴随中国社会发展，东西方关于人的现代化的观念开始趋同。过去二十余年，中国陆续从西方引进公民社会、社会工作、权利与社会治理等理念。这些理念背后包含平等、接纳、尊重等价值，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中国的传统慈善多体现为互助，始于同情而非同理心，仍需要从同情走到相互尊重和平等参与，完成现代转型。
陶传进同时强调，理念不等同于能力，引进理念并不意味着这些理念可以直接落脚于中国，仍然需要操作团队以专业能力将之落实为具体实践。他认为，找到承载理念的有效工作方式并找到现代公益与传统慈善的有效融合路径，将构成中国的公益本土化道路。他也提醒不可简单用西方公益理论剪裁中国公益实践，当前公益领域方兴未艾的社工、志愿者的发展方向构成中国公益的重要内容。社工、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从管理向治理方向的转型，将是中国公益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公益组织需要认识到这一潮流。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九届会长艾路明以阿拉善生态协会过去十余年的探索为例，指出公益组织如何在借助国际经验的同时进行本土探索，提高自身的项目能力。慈弘基金会秘书长庄伟在圆桌讨论中，则以慈弘基金会在乡村教育领域的工作历程扩展了对公益组织如何发展专业性的认识。她指出，专业能力同时包含项目执行能力与组织建设能力两个层次。就前者而言，专业性体现为在服务领域中找到核心问题、明确问题之间的层次，并针对不同层次的问题采取相应行动。就后者而言，专业性意味着体系的建立。这一体系包含对服务受益方的精准筛选机制、借鉴企业的项目管理经验来梳理组织层次、确保管理条线的清晰有序。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则在主旨讲演中指出了另一种对中国公益本土道路的认识。他以“纠结”一词来形容他感受到的当前公益发展状态，并指出**“纠结”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公益发展“在总体上与社会之间呈现脱嵌状态”**。这种脱嵌体现为集体性记忆的失范与资源的错位：一方面高调拥抱公民社会等权力制衡的观念，另一方面在基层实践中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形成理念与实践的脱节；西方的公益资源进入中国，与中国社会发展状态的契合度不高；公益本身尚未发展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形态。他认为，这一“纠结”的本质在于怎么面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中西方种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公益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出自己的道路将会是艰难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回应李小云的发言，认为中国的公益事业如果总是试图超越中国社会传统留下的“遗产”，就会处于一种无所依附的状态，李小云教授所描述的“纠结”由此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公益事业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很重要一点在于如何认识、理解自己的传统。**这些传统并不只记录在书本上，也存在于百姓日常生活的伦理空间中。理解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伦理空间，对于中国公益与中国传统的融合非常重要。
**▍**在时代课题中明确本土公益定位
本土公益的产生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讨论中国本土公益理论，也需要引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视角。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指出，中国当代公益崛起的大背景是1980年代以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原来的单位体制解散，从单位体制中走出来的人进入市场，以市场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快速形成。市场经济具有经济上的有效性，但同时也将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简化为现金交易关系，制造出区域分化、城乡分化、阶层分化等多重分化。公益事业是对市场分配和国家二次分配之外的第三次分配，其作用在于补充再分配的不足，并培育社会的公共精神。
**▍**理解本土公益的几组关键范畴
通过此次论坛，与会者梳理出以下几组理解西方公益与本土公益的关键范畴。
（一）“国家与社会”二分法的认识框架
公益的核心概念之一“公民社会”所遵循的是国家与社会二分的框架，这一框架意味着，公民社会对政府施加压力，让政府通过程序来解决公民社会提出的问题，以平衡政府和市场的权力，清除政府与市场的弊端。
实际情形果然是这样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借助美国大型公益基金会的兴起指出，美国的国家缺位（stateless)传统使得美国国家处于能力偏弱的状态，社会从而生长出各种力量代行国家职能。国家是社会的受体和产物，国家能力依赖社会的组织和智识资源，并非如公民社会理论所揭示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框架。
这一框架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同样相对有限。孙歌指出，中国在过去2000余年来不断改朝换代，并在过去的百年经历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变化，但是，中华文明的根一直延续至今。传统社会中，国家和天下远不是公民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在同一层面上的对抗，两者之间有着更为丰富、多元、流动的关系。**在长时间的历史传承中，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组织方式各不相同，两种逻辑之间呈现出错位。**从民间社会角度讲，国家的各种制度、规定是可以利用、转化的对象，体制内外可以互相结合，政府也是社会强有力的参与者。同时，民间社会的成长也会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牵制力、影响力。政府同样会以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干预、参与、扶持社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具弹性。
中国有一个强政府，同时也有一个大社会。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中国的本土公益事业意味着在“大社会”和“强政府”之间建立新的可能性，将自身作为社会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自我定位，尤其要有意识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层面的工作当中。
（二）慈善的“古今中西”问题
陶传进教授指出，现阶段中国公益实践所产生的困惑很大程度上“不是东方和西方的矛盾，也不是中国和美国的矛盾，而是传统和现代的矛盾”。李小云教授在发言中也指出，传统慈善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传统慈善产生于物质生产水平较低的时代，与“福报”观念息息相关，其基础是“私”。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今天，必须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将传统慈善的资源有效转化为今天能够付诸实践的现代公益资源。曹锦清则指出，虽然我们过去很多时候强调中西之别，忽略古今之别，但古今之别的背后，又确实内含着中西之别。慈善精神既是古今问题，也有中西问题，需要更具分寸感地把握这几重关系。
军事科学院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陈嘉顺在发言中以汕头的存心善堂为具体案例，回应了中国传统慈善的理念及其现代转型问题。存心善堂作为潮汕地区组织规模最大的善堂，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发挥作用，虽然业务逐渐从单纯的传统慈善救济向社会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转型，但仍以覆盖民众生活保障的救济事业为主，以地缘、血缘为互济互助的基础。
孙歌进一步指出，虽然目前善堂善会的现代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仍然需要探索如何从互助、同情发展到平等、参与，但我们需要注意到传统慈善所依托的社会伦理对于今天建构中国公益理论的重要意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结构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举措，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好人好事，它**体现出中国的公益事业具有强烈的道德属性。**我们今天可以借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将这一道德基础扩大为民族精神的思考方向，尝试打开相互扶助的地域性限制，建立世界规模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艾路明所提供的阿拉善生态协会案例表现出了明确的探索国际化方式的意识。
曹锦清借助宋人张载的《西铭赋》，指出中国慈善传统可为今日借鉴的两种精神。第一，认识到社会对立与社会协调的辩证关系，在看到社会对立的同时，更多地看到社会的有机协调，尤其在和平建设年代，更要强调其协调和稳定的一面，以和谐来协调解决问题；第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尊年高，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的社会建设理念。这一理念在实践上，体现为宋代的宗族复兴运动，以及明代重建宗族、建立公共经济（义田）的社会潮流，用以解决当时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保障问题。
（三）权利本位与合作/责任本位的价值观
陶传进指出，西方公益价值观的核心在于以权利为本位，以个人作为讨论问题的单位与尺度，强调个体均等；社会的发展在于发展人的能力、造就个人，并相信通过给个体提供增强能力的机会；个体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可以有效形成组织、为自身争取权益并达到所追求的目标。
曹锦清则指出，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以家族、宗族、村社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人与人之间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在这个网络关系中，合作是其基础，其背后的理论原理强调的是每个人对他人的责任意识，调动责任意识，形成合作，是家族、宗族、村社这类共同体的存在基础。
因市场经济的推动，人们的权利意识在普遍增强。但陶传进提醒我们注意，权利不同于权力，在个人主义式的个体身份权利意识普遍提高的今天，中国的公益实践正在面对新的课题：应培育不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权利意识，吸收、平衡不同群体的权利诉求。
杨团指出，第三部门的理论并不总成立。**公益需要在实践中有意识地突破界限，尤其是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区隔。**抗疫期间，大量的公益实践说明，单纯强调三个部门的区分、忽略配合性关系的取向并不可取。庄伟同样指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充分注意到政府、各种志愿者、专业的学术研究力量、在地受益方的多种需求，并促成多方协同机制的形成，以利社会的有机发展。
**本文为2020年12月11日“中国本土公益道路与公益理论建设”思想论坛观点综述。**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