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数电影创投应该取消”_风闻
毒眸-毒眸官方账号-文娱产业媒体，看透真相，死磕娱乐。2020-12-24 15:58
文 | 张颖
编辑 | 赵普通
“你的这个项目，让我产生了一种时间倒流的感觉。”
在这个月刚结束的HiShorts!厦门短片周（以下简称“短片周”）创投陈述现场，评审主席王红卫对某项目剧本给出了这样的点评。
做电影节、影展的创投评审，是王红卫近两年除了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之外，频率最高的一项工作。当下国内电影节、影展的内容和板块众多，参加了一大半后，王红卫感慨：“中国创投起码应该砍掉一半，能不办就不办。”
创投不在于数量多，在于真正找到好项目。在2019、2020年把中国的创投走了一大半了，在看过一百多个创投项目里，厦门短片周这个规模很小的创投里，反而有两个项目挤进了王红卫的top10名单里。
给这么多项目做评审，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对当了几十年老师的王红卫来说，这件事也没那么难：“平时我们带学生，一个班十几、二十个学生，一批剧本交上来，一下就要面对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剧本，已经长期地训练了脑力和阅读速度。”
1991年从北电导演系毕业后，王红卫拍了几年广告，就在老师的邀请下回学校任教。他的成就感不在于碰机器、拍片子，而在于通过当老师，教导、陪伴年轻电影人的成长。看到赵薇、文牧野这样的学生拍出了好的作品，是他最欣慰的时刻。
教书之外，王红卫也是《疯狂的石头》《流浪地球》等多部电影的策划和监制，他选择用这种方式，继续“做电影”。
在短片周的尾声，结束了一整天密集的创投评审活动，王红卫与毒眸（聊了聊创投、电影和年轻电影人。
以下是王红卫的自述。
创投该“去泡沫”了
去年金鸡奖，短片周的策展人王小曼“堵截”我，向我介绍了这个电影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和其他以长片为主的节展不太一样，有短片，有商业短片广告、MV，这些在中国是没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平台讨论的。
但这些其实正是年轻人的视野，年轻人在做的事，同时是主流电影产业的刺激和营养。我们主流的商业市场是做“实用技术”的，而这个是做“基础科学”的。
去年（短片周）创投可能多少还有“矮子里面拔将军”的感觉，但今年绝对不是了。今年拿奖的项目是我觉得水准很高的，终审的九个长片项目里，有两个我很喜欢。我在2019、2020年把中国的创投走了一大半，所有在创投圈里的项目我都看了，横向比较后，这两个项目都是我喜欢的。过眼的项目加起来有一百多，如果说挑出前十名，这两个项目在里面。
其实所有的创投都差不多，很多创投可能都因为太同质化、模式化了，项目方挨个投一遍，哪个收到了回复就跟进，差不多是把国内的创投都走一趟。那些大的创投会有点无聊，三分之一的项目我都见过，三分之一的人我都认识。
我私下也说，公开也说，中国的创投应该砍掉一半，不能是“能办创投就办创投”，应该反过来，电影节、电影展能不办创投就不办创投，现在创投的泡沫应该这么去排。
当下国内电影节、影展的内容和板块已经够多了，都要办创投的话，从项目方到我们这些评审，每天疲于奔命地去玩创投的游戏，玩半天最后也没有几个项目能拍出来，这图什么呢？图个热闹。所以我很明确地说，中国创投起码应该砍掉一半比较好，能不办就不办。
第二，如果办创投，我觉得一定要有样片配套。如果没有样片配套，这个创投也可以不办了。尤其是针对年轻导演的。新导演是一个赌石，文本好是这块石头切了一个面，拍样片是你再多切一点儿，切出来真是一块玉，那行，我们敢下功夫去雕琢他。
我们缺的是好导演，不缺一个能拿机器拍的导演。样片应该成为电影创投会的标配，怎么找给孩子们拍样片的钱，这个是组委会的事。但是如果没有样片，项目的颁奖颁给哪一个，等于你在替行业决定，你在向行业推荐一个你认为能够出来的项目，我觉得这样做是缺了一半的的实操能力确认。
但是如果这点精力都用在创投，评审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这个项目未来会怎么样，可能一年之后你就把这个项目忘得一干二净了，只不过一堆公号文、一堆获奖名单，我们的手机整天被各种片单和获奖名单淹没了，其实没有太大用。创投之后，我们还得想办法让项目真正落地开机，我们现在还是面上的东西太多。
比较理想有效的方式里，创投是最后一个环节，前面的孵化、调整才是重头戏，占的时间是95%，最后5%才是创投会的对谈。但现在基本上是创投多，每个创投得奖的也多，不管企业赞助的还是组委会自己设立的，一个创投下来都是少了五个、八个，多的十几个，这么多得奖的项目能拍出来吗？两年之后你会发现一个都没有拍出来。没有一个后续机制，肯定是拍不出来的。
能真正做商业电影的导演，还是太少了
我们的行业在升级，新的时代在慢慢开始，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有自己开发的项目。大家都觉得剧本开发挺难，所以买了大量翻拍的版权。翻拍的版权首先是类型明确的，不用再去经历那么漫长的开发过程。
公司买了版权，要去找导演来拍，然后满世界去找合适这个项目的导演。这个趋势就是我们产业的升级，开始出现像好莱坞一样所谓的“制片人中心制”。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年所有创作平台和年轻导演中，真正能去做商业电影的人太少了，太少太少了，导致现在是很多公司有项目，但找不到人拍。
国内电影市场有以前的“导演中心制”非常强大的惯性，即使商业大片，基本上公司也是盯着导演，而导演说，我想拍什么，那么我来开发、我来做。只不过做出来的东西，能保证不亏的人太少了。
市场开始需要大量合格的类型性导演，这是85、90后导演要面临的职业选择，通常一个电影产业中应该是有80%的人可以做这件事，而作为职业后备军的这些人，远远不够。
这个（变化）是静悄悄地在开始的，外面看不见的，但也意味着产业的升级。
电影产业升级背后它还有观众对内容的要求。商业电影要往前走，剧本从题材到开发的难度越来越高，一个年轻导演就很难靠自己和他的小伙伴独立完成。
比如一个导演自己做编剧，可能完成60分的剧本，而有公司给了80分的剧本让他拍，他说我不拍，我就要接着把我的这个剧本再改上三年。图什么呢？
这种对比以后会越来越清晰的。十几年前商业电影刚有的时候，用电影去讲故事真没什么难的，是当时中国电影发展水平太低了。但是现在明显不一样了，难度就开始有了，观众的口味、观众看电影的专业程度一直是在提高的。观众的成长，也在倒逼着创作者成长。
影院不会在我们这一两代人消失
我入行的时候没有商业电影，我1991年毕业，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基本上“快死了”。
在我看来，中国商业电影的第一个节点是1997年的《甲方乙方》，然后是2002年的《英雄》，再然后是2006年《疯狂的石头》，是这三个台阶，开启了中国的商业电影时代。
中国电影票从三、五块钱一张，涨到几十块钱一张票，它是先涨上去的。所有人都说本来电影就没人看，你还卖这么贵，但是电影票价就停在那了，因为它也不能再低了，再低的话，算下来还是要亏。
中国电影先把价涨上去，再等着观众的收入涨到这个水平。到了2006年的时候，多厅影院数量差不多够了，个人收入也增长到愿意掏二十、三十块钱去看一场电影，这几个点都到了的时候，商业电影所谓的爆发期开始了。
再往后的《泰囧》算一个节点，之后其他的一些片子出现，我觉得那些都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其实电影市场的泡沫，是从2013年《泰囧》开始，2014、2015年开始形成泡沫，挤泡沫一直到2018年《我不是药神》出现。
《我不是药神》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一部好电影，一部9分电影可以拿到30亿，这就是中国电影的另外一个新时代。
国内电影市场这几年增速在减缓，这个减缓的趋势其实是正常的。如果再寄希望于像过去那样每年百分之三十、四十地涨，我觉得可能只会催化更多的大烂片，慢慢来没什么不好。
前两天他们组织讨论了小屏和大屏的关系，去的是我们几个老头。反正我们几个比较乐观，都觉得电影院应该不会在这一两代人消失，影院电影依然有它的力量。
人类空闲时间越来越多，吃饱了之后想要玩的东西越来越多。谁是和电影院争夺观众时间的竞争对手？我认为不是短视频，电影院的竞争对手是旅游，是运动。我们有了时间，是选择跟家人出去旅游，是每周去打一场羽毛球，还是去一次电影院？
在这种情况下，从创作端如何刺激、激发观众看电影的行为，除了创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粉丝、IP。漫威电影形成了一个粉丝群，是同好的集聚，当有了“同好”的概念时，就会有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电影。
群体性、聚集性，是因为人类天生需要的仪式感。很多老师在说黑盒子效应，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逃离现实生活两个小时，这个时候是最大的沉浸。不论哪种效应，都需要创作端能够在作品里，或者起码在创作的潜意识里，记得这件事。只有这样你创作出来的电影，才有可能会不一样。
这些年我们在电影教育上，一直在培养扶着这种标准的新的电影力量。看着学生成长，看到他们拍出好东西，当老师的成就感也正在于此。
现在的年轻导演，从对电影的理解到一些新的表达都超越前人。他们关注的东西更有意思，用之前没有的角度、方式去表达，技术、视听上也更熟练。所以从“人”上，我觉得中国电影还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