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互联网巨头的盘中餐_风闻

原创 蓝山 银杏财经 前天收录于话题#成都 1 #互联网 1 #撰文\ 蓝山

编辑\ 吴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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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银杏财经第334篇原创文章】

温柔乡是英雄冢。

许多老饕在刚来成都的时候，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这座城市会有那么多生意火爆的苍蝇馆子选择偏安一隅。

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售完即止的经营模式，像极了高明的饥饿营销。

如同每个去长沙的人都会被安利一杯幽兰拿铁，地道老成都的心里也有无数个“茶颜”：木房梁、石灰墙、斜屋顶、被磨得锃光瓦亮的竹椅配上随意散置的四方矮桌，白日吃茶、夜里吃酒，糊在墙上的菜单和起名都嫌麻烦的苍蝇馆子，远比事事周全的“海底捞们”更加深入人心。

这是迷人的市井温情，散漫、悠闲、舒适、安逸。

在他们身上，湘军的闯劲和川军的韧性荡然无存，近代流传甚广的“军不可无川，将不可无湘”作用于新时期的生意场，是吕良在长沙蜗居七年后终于定下向武汉和常德拓店的计划，而老成都传承几十年的排档美食浩浩汤汤，连一条街都没走出去。

西边是浮尘里的推杯换盏，南边是接连崛起的耀眼高楼，成都平原的“双轨制”不仅体现在九眼桥对面就是十一街，更体现在绝版老成都与新生代“蓉漂”的交融与碰撞，好比太古里的人们彷佛不用上班，软件园的写字楼却总是灯火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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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冉冉升起的电子产业新星

英特尔打算落户成都的那一年，非典肆虐，很多企业撤出了中国，但英特尔和成都市政府之间的谈判依旧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谈判桌上的每个人都带着三层口罩，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停下来。等着成都市政府的，既有英特尔投资团队按例抛出的税收、用电、海关以及政府激励措施相关的问题，也包括“当地农民支不支持英特尔项目”“被砍伐树木上的鸟窝将迁往何处”这样的人居环境调查。

 “入世”之初，英特尔是世界500强的金字招牌，他们说要投建第五个全球制造基地，无疑是各方争抢的香饽饽在英特尔的候选名单上，罗列着八个国家的十余座城市，而成都在世界IT产业的版图上一文不名。

那时翻遍整个四川，也只能在乐山找到一家3000万美元的中外合资公司在生产芯片。

一开始跟成都市政府接触的时候，英特尔团队就递上了一份细致详尽的调查问卷，要求政府在两三天内给出答复，如果他们觉得政府的回答不那么详实，就会进一步追问下去：

A：从市区到英特尔的厂区交通方便。

Q：怎么个方便法？从成都市区的东南西北到英特尔厂区有多少班次公交车？具体线路怎么走？每班间隔是多久？到英特尔厂区需要多少时间？各线路的高低峰时间如何安排？

这种穷尽式的提问让成都市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英特尔还在其中附上了每个候选城市开出的优惠条件。

尽管政府做出了十足的努力，第一回合事了，英特尔还是把成都筛出了候选名单。

那年除夕，市委常委会议室灯火通明，组织上对英特尔落户成都的事情十分看重，当即决定由市长带队出访英特尔总部，一定要“抢在英特尔一季度开董事会前，争取主动”。

特使团一行从旧金山返回成都之后，便由市外经局牵头，成立了一个英特尔项目工作小组，团队里环境及成本评价、政策法规、进出口通关、技术咨询和接待会谈等6个专家组，分别服务于英特尔派出的人力、物流、电信、建筑、社会治安、税收以及通关6个调查组。

事情尘埃落定后很多年，英特尔中国区市场运营部总监孙彦斌将他们选择成都的原因归结于在漫长的选址考察和谈判中，企业始终能感受到来自政府的最大诚意。

这种诚意不光体现在企业高层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入境时，有人敢拍板让他先过来参加项目洽谈会议；还体现在当谈判陷入僵局，市长突然出现将企业高层请到餐厅旁的小型会议室，仅用时30分钟就让外资代表脸上重见笑颜；更体现在某位资方代表只是随口感慨了一句“这里如果有一家星巴克该多好”，成都街头就出现了第一家星巴克……

当英特尔宣布3.75亿美元在成都投资建厂之时，举世震惊，甚至有美国商人问过时任英特尔中国区执行董事的戈峻，成都在哪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一跃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成都一家就分走了10个，坐落于东郊记忆的红光电子管厂，造出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根黑白显像管；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中央决定把沿海的企业和研究所内迁，成都平原又迁来了26家企业。

好景不长，成都“三个半烟囱”的工业现状好不容易有了质变的苗头，改革开放一声枪响，人才、资金和资源又开始向沿海地区转移，名噪一时的“孔雀东南飞”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是再一次沉寂。

2000年，作为成都电子工业的支柱企业，国营红光电子管厂被一家广东企业重组，这标志着成都的电子信息工业，正式从辉煌跌入底谷。

一颗冉冉升起的电子产业新星，还没来得及发光发热，已经出现陨落的征兆。

英特尔之前，没有一家世界500强公司愿意在成都投资，这是英特尔的一次big bet，也是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腾笼换鸟”的起点。

英特尔来了，以摩托罗拉、爱立信、微软、诺基亚、阿尔卡特、华为-赛门铁克、富士通、飞思卡尔、凌成、仁宝、纬创、富士康、京东方为代表的IT巨头也纷至而来，成都逐渐形成了一条包括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以及芯片封装测试在内的完整产业链。

5·12地震之后，英特尔在成都的物流遇到了困难，在市政府、市物流办、高新区管委会的多方斡旋之下，成功开通了香港与成都之间的货机项目。

翻过年来，英特尔决定把在上海的封装测试厂搬迁到成都，十年积累一朝挪窝，其中涉及到的设备、产品和人力资源，有不下上千件事要做，但只要企业开口，高新区和成都海关的相关人员就会立刻赶往上海帮忙协商，从得知消息到出发不会超过6个钟头。

因为信任，所以坚持。英特尔在成都的投资，第一期尚未投产，第二期就开始跟进，然后就是企业不断增资。六年间，英特尔连续三次增资成都，总投资额达到6亿美元。

这在英特尔的建厂史上是一个特例。

从2001年到2012年，成都IT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从180.4亿元增长到3777亿元，增长19倍，全球有20%的电脑、50%的PC芯片和80%的iPad都从这里走向世界。

再后来，成就了成都第一个万亿级产业。

事实上，英特尔项目是成都市政府奉若圭臬的“外商投资教科书”，但并不是每家企业，都有资格结识这样一个温情脉脉的政府。

2

游戏之都、创意之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山寨红白机的台湾厂商TXC就在成都投资成立了成都台晶大东电脑有限公司，他们移植了《西天取经》《隋唐演义》《超级魂斗罗X》等知名FC游戏，混得风生水起。

在PC和主机游戏领域，育碧、2K、维塔士等公司都在成都设有工作室，受限于主机游戏在国内的尴尬境地，大厂在这里也没能一展宏图。

那个客户端网游占据主流市场的年代，成都不仅遍布着金山、盛大、网易、完美、腾讯的研发中心，还涌现出了一批土生土长的网游公司，有后来获得完美300万美金战投的逸海情天，有“西山居三剑客”裘新创办的梦工厂，还有07年被盛大收购的锦天科技。

游戏运营开发平台BDgames与自媒体“游戏茶馆”，曾在2016年做过一次针对成都游戏行业现状的规模调查，发现当地的游戏公司表现出极为明显的研发倾向，超过95%的受访企业为开发性质，而设有市场和运营部门的企业刚刚过半、拥有自运营能力的公司仅占14.6%。

这个问题在早期成都游戏的运营过程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被盛大收购后两年，锦天科技的彭海涛带着手头的项目自立门户，创办星漫科技，推出了一款名为《星尘传说》的Q版RPG网游。

当时MMORPG游戏被道具收费模式侵蚀的体无完肤，RMB玩家所拥有的加成系统严重干扰了游戏的平衡性设置，尽管《星尘传说》在玩法设置上依旧沿用了“拿来主义”的劣习，但他们在人民币玩家与非人民币玩家的等级和装备之间做了调和。

很快就从一众网游中脱颖而出，成为2009年上半年游戏行业的一匹黑马。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公司缺乏长期游戏运营经验，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开放式的经济系统不得不面对外挂刷金、金币大幅贬值以及市场混乱等连锁反应，处理不好再叠加删除学徒雇佣和回廊无限刷星光碎片等debuff，游戏人气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

然后就是突如其来地接入盛大游戏平台，类似分解装备开启附魔栏位、日常任务奖励点券的良心设定被取消，《星尘传说》成了盛大圈钱的一把利器。

一切都是为了驱使玩家产生更多交易，从而为分拆上市的盛大游戏添砖增瓦，一款本可以细水长流的IP被迅速抽干，消失在游戏长河中。

不久之后，盛大再次花费1.4亿元买下星漫科技，或者说是，买下彭海涛这个人。

陈天桥曾经在ChinaJoy的高峰论坛上说：“对于创业者，你别的什么都不要管，把你的宣传交给我，把你的客服交给我，把你的收费交给我，把你的用户管理交给我，把融钱的任务交给我，什么都交给我，而你的唯一任务，就是专心去创新。如果钱不够，我们会去路演，会去圈钱，这是我们的事情。”

彭海涛二进二出盛大的经历就像一个缩影，印证了公司“游戏全民化运动引擎”的失败，盛大游戏营收继被腾讯超越之后，又接连落后于网易和畅游。

作为川大肄业的独立游戏制作人，彭海涛式的人物耀眼但珍稀，成都游戏市场最活跃的群体，是那些有着大厂背景的创始人团队。

不同于庄重方正的北京四合院、灵动秀美的江南园林以及融合了舶来元素的上海老洋房，蜀地院落墙高院深，俨然一个独立于世的“小王国”。行业里说起成都，不外乎两组极端对立的词汇：团结和封闭、开放与保守。

蜀地四面环山，在对外交流方面并不活跃，游戏行业也不例外。但好在地处盆地，手游圈子大不到哪儿去，公司也十分集中，以圈子形式发展起来的关系网在这里非常常见。当游戏从PC时代过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裙带关系变得更为显著。

墨龙科技由《傲剑》制作人陈默与梦工厂前COO徐宇兵联手创立，Tap4Fun的CEO杨祥吉在Gameloft成都分公司做过产品经理，数字天空的创始人王晟在创立“联合众志”的第二年就拿到了软银的百万美元风投，而萤火虫、风际、游魂和艾塔的核心团队成员，至少拥有六年以上的大厂工作经验……

2012年6月，高新区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成都高新区加快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从房租减免、税收奖励、人才补贴等方面对创业企业进行支持，其中“按投资金额的5%对被投企业进行项目扶持，最高可达100万”的条款，吸引了大量投资人和创业者。

2014年是成都手游的崛起之年，那一年，研发、发行、投资和第三方服务公司扎堆入驻蓉城，对外披露的创业投资案例就有50起，投资金额超过5亿元，根据高新区公布的数据，年中成都的手游公司有600多家，业界传闻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家。

号称“千游之都”。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成都的小团队喜欢在立项的时候凭感觉，又习惯等项目开发进度达到100%时才去找发行和代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的游戏CP在项目推进到40%就会开始寻求合作。

事实证明，游戏制作总是和市场玩“只在此山中”的小把戏是会翻车的，成都游戏圈很快就迎来了新一轮洗牌。

2013年，卡尔维CEO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公司的12个研发团队，有9个是去年刚刚收购的，预计年底收获5000万毛利，未来三年还打算再收购10来个团队，却在一年半后的乙未羊年春节宣布破产。

就连属于港交所上市公司云游控股Forgame的游戏工场，也在“扫楼”似的疯狂投资中败下阵来，最激进的时候，他们一笔投资只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便可以敲定，而其他项目的平均投资周期也只要7天。

经历种种混乱之后，成都的CP团队锐减至不足300家，在天府软件园创业场春季的项目评审会上，手游项目的占比首次下降到17%。

而这一年，大名鼎鼎的《王者荣耀》从天府三街的腾讯大厦走向世界，它的开发团队隶属于天美-L1工作室，在并入天美之前，它有一个很巴蜀的名字，卧龙工作室，做出的游戏也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如《QQ三国》和《QQ封神记》。

至于三年后的游戏“寒冬”，一线大厂尚且需要调整结构、缩编裁员，成都那些仅靠投资输血的创业小团队大部分都被拍死在了沙滩上，极盛时期的“千游之城”仅剩下100来家游戏公司，颇有几分“十室九空”的悲壮在其中。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饺子那样的运气，可以做出如《哪吒》那般的爆款，让政府恭恭敬敬地把团队请进瞪羚谷产业社区。

3

一个来了就变美的地方

一座“百米冲刺”的学习型城市

2003年，张艺谋用5分09秒定义了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休闲之都”。

15年后，抖音用15秒的短视频，为这座城市贴上了更多的标签：

很多人都认为全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非成都莫属。

火锅串串钵钵鸡，保利中心蹦个迪，用上海外环合租的钱在成都市中心租个套二，抬眼就是太古里的大长腿，是让逃离北上深的年轻人怦然心动的未来。

在百度以“成都街拍”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总共有18,100,000个相关结果，而市区人口几乎两倍于成都的北京，也只找到19,300,000个词条而已。

成都就这样变成了国民心中“理应颜值在线”的城市，似乎出门随便吃个火锅，也能遇到一个鹅蛋脸、双眼皮、柳叶眉、高鼻梁的小乖乖。

作为总点赞量仅次于北京的“抖音第二城”，成都的主播数量全国第三。在颜值街拍最火的那两年，太古里外来游客量增加了32%，消费额创下历史新高。

城市活跃度来自成都网红们集体的“颜值在线”。以抖音为例，代古拉K、七舅脑爷、李一檬EMOO在平台上获得的标签分别是“最美笑容”“抖音俊男”以及“最美双胞胎姐妹”，无一例外是标准的“外貌流量”。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现象级网红的背后基本上都有专业推手，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成都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招聘网络主播时宣称，“不整容的话8000元保底，整容的话1万元保底。”

将整容与薪资挂钩，让颜值直接成为可以变现的商业资本。

2018年，成都医美的人均消费达到1038元，最高客单价超过11万，有些项目的消费水平甚至超过了北上广。根据新氧大数据发布的《2018年双11医美消费城市榜单》，成都是全国医美消费能力最强的城市。

网红们要有像范冰冰和Angelababy一样的双眼皮、锥子脸和高山根，普通人可以做半永久、双眼皮、瘦脸针、水光针，就连人到中年的阿姨，也可以尝试一些皮肤管理以及抗衰老项目。

2018年4月，成都经信委印发了《成都医疗美容产业发展规划（2018—2030年）》：医美产业到2030年要实现2000亿元营收；两个月后，首届国际医美产业大会在成都召开，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正式授予成都 “中国医美之都”称号，而这届产业会上达成的20个医美项目，投资总额达到440.6亿元。

大概坐在办公室里只看得到报表上一串串光鲜的数字，那些产业链里不为人知的的阴暗面，永远隐藏在水下。

三年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的数据显示，国内市场的玻尿酸和肉毒素类产品有70%是假货和水货。到了今天，这个数据依然没什么变化，在艾瑞的咨询报告中，市面上流通的针剂正品率只有33.3%。

在《2017年度医疗美容机构评价结果》中，来自四川地区的3A级医美机构只有11家，然而仅成都一地，有医美资质的机构数量就超过350家。套用二级市场规则制定者提示风险的常用语就是，医美有风险，上脸须谨慎。

如果说“韭菜论”的说法在医美行业甚嚣尘上，成都教育行业则面临 着“智商税” 的质疑。

从2018年开始，VIPKID、跟谁学、猿辅导、作业帮、火花思维等多家在线教育机构在成都建立城市分部，甚至是“第二总部”。从迁移时间来看，在线教育逃离北上广的时机比起互联网公司落后了不止一步。

时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并让教师资格证成为从事学科培训教师必不可少的准入条件，拥有多所师范类高校的城市对在线教育机构的重要性自然拔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所以武汉成了在线教育公司迁徙的首选地，其次是成都、郑州和西安。

资本寒冬叠加政策利空，在线教育举步维艰，但这并不代表线下教培机构迎来爆发节点。事实上，成都的本土教培机构至今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阶段，早些年去学校走一遭就能完成招生任务的状态让他们形成了优先保证盈利规模的惯性思维。

对线下教培行业来说，躺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All in线上又跟不上北上广深的玩法和节奏，重金挖来的“新东方系”高管时刻不忘“狼性”，与本地员工的生活习惯格格不入，转型尚未成功，新老员工间的冲突与积怨已经临近爆发边缘。

线下教培应对不了渠道骤变，在线教育在处理屏幕两端的双向互动时同样一筹莫展。

2017年，成都公开提出一项“三年目标”：力争到2020年底，培育A股上市公司100家以上，打造2到3家千亿市值的上市公司。一年后，他们收获了博骏教育、天立教育、希望教育和银杏教育四家上市公司，成为教育二级市场中的佼佼者。

然而本土孵化出的百词斩，用户规模勉强挤进教育类App的前十名，紧接着就是频繁的股权变动，更不必提那些收了钱又关门大吉的培训机构，让家长们有苦说不出。

这么一看，似乎又不难理解为什么戴文建宁愿把公司搬到贵阳，也不愿意留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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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在西南地区的首家“黑围裙店”，变身成都第三家LV

张仪修筑成都城墙往后几百年，蜀地在崇山峻岭的屏护下，因政权更迭生出的兵祸极少，即便有大军兵临城下，也多以和平方式解决，如三国时期的刘璋献成都、刘禅降邓艾。

安史之乱后期，中原地区战火纷飞，锦官城照旧一派“马照跑、舞照跳”的繁荣景象，各路生意反倒因为达官贵人的造访愈发红火，这种“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的状态延续到现代，表现为成都人“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的生活习性。

这里有全国最多的摇滚乐和先锋艺术家、最好的街舞、最好的hippop、最炸的地下Rave（锐舞）以及最野的年轻人。

图片来源：优酷

除开私家车保有量全国第二这种老掉牙的数据，成都拥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国际一线品牌和门店数量，DIOR和欧珑的全球旗舰店在这里，许多一线大牌的“西南首店”也在这里。

事实上，不光“太古里街拍”在Insgram上拥趸众多，成都购物打卡的视频在抖音的播放量也超过了71亿次，分布在4000个不同的购物场所，比北上广还要密集。补充一个知识点，很多时候所谓的“西南首店”，都可以自动替换成“北京和上海之外的第一家店”。

精打细算的大牌们嘴上说着重视每一座城市，但店开在哪里，还是业绩说了算。

自媒体“秦硕朋友圈”在《奢侈品在成都：悠游慢生活中隐藏的凶猛消费》一文中提到，Gucci、Tiffany、Acne Studios、Thom Browne等众多品牌在成都远洋太古里的店铺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业绩标杆店铺（据传Gucci店的销售额位列全球第一）；1/3左右的太古里入驻品牌门店销售业绩位列西南销冠乃至全国三甲。

而根据《中国奢侈品零售报告》公布的数据，疫情之下，成都市场LV、Gucci等奢侈品销售业绩同比增长了130%，正是这种爆发式的销售业绩加快了头部奢侈品牌在成都的落子速度：

一个月前，路易威登(中国)商业销售有限公司成都红星路店在锦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地址位于锦江区中纱帽街8号1120a和1120b号商铺广东会馆。

而这两家店铺分别是星巴克和Marni，目前仍在正常经营。

虽然品牌方还没有官宣这条消息，但LV太古里店一旦开始营业，锦江区将独占成都三家LV，并且高度集中在2公里范围之内。

色彩斑斓的市民生活、氤氲缭绕的酒吧夜场，开放兼容的城市精神，让各种野生文化都能在这里长出蓬勃的生机，成都是“秀款”卖得最好的国内城市（通常情况下，“秀款”由于款式夸张并不畅销），也是全国“奇装异服”最多的一个城市。

汉服、JK、Lolita，在成都，随处可见或精致或日常的“破产三姐妹”（包括男性）。

JK和Lolita来自一衣带水的邻国，按下不表。

2006年，全国最早的一家汉服实体店在成都顺利开业，店主名叫吕晓玮，媒体出身，开业当天，微风和煦，红红火火的“同袍”走秀来看热闹有很多，买单的却很少，以至于第二天《天府早报》上出现了题为《全国第一家汉服实体店，开业不开张》的文章。

直到吕晓玮与龙泉驿区政府合作完成了第一届桃花节的宣传活动，她的生意才有了起色。

抖音之前，汉服宣传主要靠微博和微信图文传播，辐射范围有限。在微博，“穿着汉服去旅行”的话题阅读量只有1553万，这已经是众多“袍子”努力运营的结果，直到抖音横空出世，短视频给了汉服“破圈”的机会，同样的话题在抖音轻而易举突破了4200万播放。

天猫数据显示，2018年购买汉服的人数同比增长92%，而在购买汉服最多的城市TOP10中，成都排名全国第一，在《2018淘宝汉服商家产值排名》TOP 10名单里，吕晓玮的汉服品牌位居全国第二，成都的汉服品牌十分其四，总产值全国第一。

2006年，蜀锦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时全国的汉服商家不超过30家，发展到现在的1000家，成都占了104个。

根据今年的淘宝创业分享会，当下有4万多成都年轻人在淘宝上开汉服店，相比去年多出整整1万人，继熊猫、火锅、麻将之后，成都又有了一张新名片：淘宝汉服之都。

汉服的发展离不开淘宝，但很有人知道，在英特尔派出代表考察成都投资事宜的前一年，马云就来过这个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锦绣之地。

他感觉蜀人对电子商务的接受程度并不高，败兴而归。

四年后，他再次踏上这片热土，为了参加“第三届领袖论坛”，只不过他嘴上说着阿里进军成都的时机已到，正在考虑在川设立办事处，一考虑就是四年。

叽叽复叽叽，阿里当户织，他们正式与成都高新区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已经是马云参加完四川省灾后重建（浙江）投资说明会后一年的事情。这一年，阿里十岁，淘宝初具规模的同时，天猫模式也处于筹备之中。

这正是汉服发展的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淘宝上汉服商家的数量快速增长，随着汉服相关内容频繁见诸于报端，得到了越来越多95后的认可。2015年，吕晓玮正式注册公司，定位为一家中端水平、走快时尚路线的汉服店。

再后来，吕晓玮的公司成为全国汉服Top级的汉服品牌，一度萧条到只剩东西两头摄影工作室和眼镜店的香槟广场，也因为汉服的入场，重新聚起了人气。

互联网公司少不入川，消费型城市的想象力从来就不在线上，就像盒马开在交子大道上的餐厅，主要服务于年轻的高消费客群以及高质量的商务宴请，包间需要提前预定，还配有专属的菜单和酒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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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锤子和人人车之后，新氧第二总部、快手直播电商总部、腾讯新文创总部、网易数字产业基地、字节创新业务中心、58数字城项目接连开进成都，让这里俨然有了“互联网第四城”的豪情壮志。

然而冷静下来再看，支付宝最先驻扎在这里的是客服中心，三环以内“盒区房”的覆盖率（城市面积中可以享受到盒马配送服务的面积占比）高达74.8%，比北京和上海排名还要靠前。

互联网公司争相涌入四川盆地，他们看中的，难道是这里的产品和研发吗？

成都驻扎在杭州的投资促进中心在叩响了杭州537家企业的大门之后，领导班子又率队去往黄浦江畔“取经”，希望为成都找到冲击世界城市的方向。

张五常在《新经济制度》中提出一个问题：“在诸多不利的环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直到1997年，他才恍然大悟“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后来，他在书中补充道，“其本质上等于是公司和公司之间的竞争。”

把答案的范围缩小，就变成了：成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产业之间的交替更迭。

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发布了一篇题为《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的新闻报道，其中提到一年前的夏天，有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坐落于台北的苹果供应商，要求他们把更多的产能转移到大陆以外的地方，并且还要加快行动。

没过多久，路透社就报道了富士康斥资2.7亿美元在越南成立新公司，并计划将烟台、郑州、成都的部分产线转移至越南，明年上半年开始投产。

目前很难判断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是否会让成都的支柱产业再次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要想保住成都GDP增速和外贸进出口增幅在全国主要城市（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中第一的位子，既要靠制造业基础设施的不断投入，也要靠服务业拉动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

毕竟，一个城市的兴起，既要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有机会赚钱，也要让他们有地方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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