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不信任自己的疫苗公司_风闻

俄新社网站12月22日发表作者维多利亚·尼基福罗娃的文章《疫苗纷争——为什么西方人不信任自己的企业》，全文摘编如下：

新冠疫苗刚刚开始大规模接种，但西方最富裕国家的民众却因此陷入恐慌，大批民众拒绝接种。这一切都使人联想起18世纪的场景。那时，一位英国医生首先为自己和孩子接种了牛痘以预防天花，后来他们被邻居赶出家门，甚至差点被打死。当地民众深信，接种牛痘会导致每个人长出牛角和尾巴。如今，这些过时的恐惧改头换面地重生了。此外，最胆战心惊的不是最贫穷地区的居民，而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开明国家的居民。调查显示，86%的英国家长认为新冠疫苗接种会带来“严重副作用”，近半数家长断然拒绝给孩子接种新冠疫苗。法国记者问路人是否打算接种新冠疫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他们既不信任外国制造商，也不相信本国卫生部和新闻媒体。在德国，反对接种疫苗的人举行抗议集会。纽约和洛杉矶的民众也是如此。

医药被过度商业化

出现这种歇斯底里反应的原因是什么？人们普遍情绪抑郁，突然离开了舒适区，对未来充满怀疑？当然是这样。然而，最重要的因素是医药的过度商业化。在俄罗斯和中国，疫苗是在具有悠久传统的国家机构和实验室中研发的。这两个国家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研究是政府的专属责任范围。苏联（俄罗斯）和中国都在数十年里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应对最危险疾病的大流行：它们在这一过程中战胜了鼠疫、霍乱和脊髓灰质炎。在此期间，两国政府在抗击流行病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声望。西方的疫苗是由私企研发的。这些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所有权模糊，时不时地曝出丑闻。例如，辉瑞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指控非法在尼日利亚儿童身上测试新型抗生素。好几个孩子因此死亡。尼日利亚政府向辉瑞公司提出了69亿美元的赔偿诉讼，过程非常漫长。在审理期间，有关辉瑞公司高管可能向总检察长行贿的消息浮出水面，受害人的病历和其他文件持续不翼而飞——总的来说，这一切几乎毁掉了辉瑞公司的声誉。2015年至2016年，美国人对辉瑞公司发起了数百起诉讼，称该公司的抗抑郁药会导致新生儿畸形。辉瑞一概否认，但据说上述后果依然存在。2019年，辉瑞公司被指控其生产的某种药物未经充分测试，如今被发现了具有致癌作用，即它会刺激恶性肿瘤的生长。对于每个案例，辉瑞公司聘请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们可能都会说：“你们都是撒谎。”但总的来说，无休止的丑闻并不能让民众感到乐观。另一家疫苗生产商——莫德纳公司——没有类似的黑历史。但它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历史。这家私人生物技术公司于2011年在美国成立。在它成立之初，有人投资了20亿美元。莫德纳公司到底属于谁？现在还不清楚。通常，这类初创公司会记录其所有研究成果，并在专业杂志上大量发表论文。这有助于它们找到国家机构和私人投资者。但是，莫德纳公司自其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文章。美国媒体称其为“生物技术界最神秘的公司”。记者、著名人士和普通公民均不得随意进入莫德纳公司，它的安保措施之严不亚于军事基地。这一切似乎都难以令民众信任。此外，在运营的9年中，莫德纳公司从未向公众展示一种疫苗或一种药物——什么都没有。这些家伙在实验室里做什么？也许他们在拯救世界。也许他们在做别的事情。现在，西方富国的民众将不得不成为该公司第一个产品——新冠疫苗的受试者。

科学被富翁私有化

早在2014年，《纽约时报》就指出，国家对生物技术的投资几乎为零，私人投资者蜂拥而入填补空缺。他们为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而科学家们按照“一切为了您的钱”的原则为金主进行研究。《纽约时报》称：“美国科学在被具有伟大构想的亿万富翁们私有化。”问题在于，这些构想的内容迄今仍不为公众所知。亿万富翁为何选择生物技术？他们想要从生物技术中获得什么？这实际上是世纪谜题。在这种背景下，当加利福尼亚州或法国当局试图通过一项关于全民强制接种的法律时，民众不可避免地会开始恐慌并举行抗议集会。萨克勒家族完美地展现了制药公司是如何打官司的。在上世纪90年代，萨克勒家族通过贿赂医生和联邦官员，使数百万美国人对他们生产的一种药物上瘾。这种药物含有阿片成分。由此在美国引发了臭名昭著的“阿片类药物大流行”，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人们试图惩罚始作俑者。但他们已表面上从制药公司的管理层离职，不用再承担责任。尽管公司后来破产了，萨克勒家族的继承人们近年来还是设法从公司账户中提取了100亿美元。俄罗斯曾经一度也倾向于将药物商业化，现在是时候意识到这种想法会导致可怕的社会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