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赋大秦，不如夸顺子_风闻

　　脑袋忙炸了，写篇闲文，提提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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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嘉益又一次挑战有好多个媳妇的角色。

　　上回是白嘉轩。“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那时他还叫张嘉译，数年筹备，终于把《白鹿原》搬上了小屏幕。陈忠实这部“压棺材“的大作问世后，影视界都知道是一个宝，但没几个人敢于挑战，哪怕是陕西籍大导吴天明和张艺谋。

　　为了捧心爱的女人，陕西人王全安第一个吃了螃蟹，但影版《白鹿原》私货太重，最后只记得张雨绮的狂野和骚情。

　　张嘉译第二个吃螃蟹，作为陕西人，也许是对关中原上的历史过于敬畏，他表演太紧，以致剧版《白鹿原》高开低走，反倒是北京人何冰很出彩。

　　接连演了几部不痛不痒的电视剧后，到了知天命的他决计还得塑造一个经典形象。

　　这回是顺子。“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儿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叼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

　　现在他叫张嘉益。之所以改名，系因为他有十分严重的强直性脊柱炎，希冀改名能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

　　没曾想，他岣嵝的外表与顺子浑然天成，整个人完全松弛下来，表演如行云流水。加之配角个个在线，在一众脑残剧和神剧中，电视剧《装台》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剧王。

　　《装台》改编自陕西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

　　当代作家中，陈彦是唯一一个同时获得茅盾文学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人。此前，能同时在戏剧和长篇小说领域游刃有余的人只有老舍。

　　饶是在圈内成就斐然，但圈外人对陈彦所知甚少，他真正走向大众正是此番《装台》的热播。

　　《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以小人物为主角的现实主义再次展现了攻城掠寨的气魄。时代再浮华，直抵人心的故事总能动人。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还在京专门召开了研讨会。这可不多见。

　　说起来，陕西题材影视上一次出圈还是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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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全国两会。

　　习总书记与上海代表曹可凡攀谈时，说到正在热播的《平凡的世界》，当即表现出极大兴趣，“路遥我认识，当年下乡办事时还和他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

　　《山花》是诗人谷溪1972年9月创办的延川县文艺小报，先后推出了三代20多位作家，并形成了有名的“山花作家群”，其中有路遥、史铁生、陶正等。

　　路遥常在《山花》上发表诗作。作为陕北当地的回乡知青，他早年颇有政治抱负，很喜欢结交见多识广的北京知青，后来还娶了一个北京姑娘。

　　习总书记插队落户的梁家河离延川县城约有25公里山路，当年只能靠步行，他去县城开会或办事，晚了回不了梁家河，就去找路遥长谈。

　　路遥当时是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学员，住在县革委会的窑洞中，窑洞既办公又住人。

　　谷溪回忆说，他们一起谈文学、谈民生、谈理想、谈国家……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陕西文学和家国情怀有扯不断的关联，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西文学就一马当先，先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后有柳青的《创业史》。

　　文学为陕西作家赢得了身前身后名。

　　岂止是路遥。2016年，陈忠实去世，诸多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包括好几个常委。

　　这就不仅是文学的力量，更是陕西文学的独特魅力。

　　3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说，陕西作家对乡土文学贡献巨大。

　　在中国作家群中，陕西作家最擅现实主义。从柳青开始，他开创了和历史同步的文学运动，不仅启示了陕西作家，其实整个十七年文学都有《创业史》的影子，历史走到哪里，文学准确的阐述就到哪里。

　　从那以后，陕西作家普遍有一个特点，就是势大力沉，用力非常集中。诚如《小说选刊》副主播王 干所说，“陕西的小说是用刀刻出来的。”

　　而现实主义的这种厚重，甚至笨拙的传统，在陕西一直是后继有人的。

　　最典型的就是路遥和陈忠实。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己快到凉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不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这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开篇，短短124个字，路遥数改其稿，写了3天。

　　1985年秋天，路遥在一家煤矿医院里开始写《平凡的世界》。他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我就要写那些底层普通人的生活，只要奋斗，生活就有意义！”

　　为了真实展现煤矿工人的生活细节，他专门下井去做煤矿工人，期间患上了肝腹水，为英年早逝埋下了病根。

　　1988年5月25日，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最后一个字，他把手中的圆珠笔用力扔出窗外，泪流满面。

　　1992年，《平凡的世界》斩获茅盾文学奖，路遥没钱去北京领奖，弟弟王天笑去借路费，跟他说，你可别再获奖了。

　　路遥只说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

　　陕西作家们不仅书写人生困难，自身境遇也都充满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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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平凡的世界》获奖的消息传来时，《白鹿原》正写到三分之二处，陈忠实又一次被路遥刺激了。

　　评论家李星激他：“你今年再把长篇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陈忠实上一次被刺激也是因为路遥。1982年，路遥的《人生》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高加林这个灿烂的名字。

　　路遥比陈忠实小7岁，可如高山横亘在前，这让陈忠实陷入摇摆，尽管他对驾驭农村题材信心满满。

　　柳青对他的影响很大。“梁三老汉、梁生宝、郭世富、姚士杰、改霞，这一茬人物，我在我们那个村子一个一个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形象。我的这个村子和柳青的那个村子相隔大概也就是六七十里路。越到后来我越相信，《创业史》的人物在任何一个村子都能找到相应的生活人物。”

　　1986年，44岁的陈忠实有了紧迫感，虽然写了一些风评不赖的中短篇小说，但却没有一部真正让自己满意的大作品。

　　1987年8月，陈忠实与朋友李东济闲聊。他说想要创作一本能垫棺做枕的书，“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但愿哇但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哟！”

　　当时他是陕西作协副主席，省里有意提拔他去省文联当书记，可他两度力辞，离开西安，回到白鹿原下西蒋村的老屋，埋首写作。老婆住在城里，每周给他送一次干粮。

　　历时四年，1992年1月29日，《白鹿原》终于完稿。

　　写完以鹿子霖的死亡作最后结局的一段，画上表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他从小竹凳上欠起身，移坐到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仿佛从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陈忠实传 》，邢小利）

　　那一晚，陈忠实把屋里所有的灯都打开。村里人还以为他家出了什么事，过来问。他说，没事，就是图个亮。

　　陈忠实把书稿给评论家李星看。李星读完，捶了他一拳，大喊：“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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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平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陕西人除了会鼓捣美食，还有就是去文字里刨食吃。

　　既然把写作当做吃饭的营生，那自然就得下大力气，下苦力气。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陕西作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决心、雄心，甚至是野心，他们愿意为此下巨大的功夫，然后设 定一个非常高的目标，要把自己写成文豪。

　　1980年代，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人先后得过全国优秀小说奖，但都是中篇或短篇，没有长篇。1982年，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设立，前两届没有一部陕西作品入围。

　　路遥不服气，写出了《平凡的世界》，打破僵局。这吹响了陕军东征的集结号。

　　但号声呜咽。1992年11月17日，路遥去世，年仅42岁。

　　那阵子，陕西文坛折兵损将，前年元老杜鹏程离去，次年正值壮年的邹志安也走了。众人都在惴惴不安，陕西文学还能反弹不？

　　陈忠实写完《白鹿原》后，他老婆担心地问：“如果你这个小说出版不了咋办？”

　　陈忠实说：“我就去养鸡。” 

　　他还真有这个打算。商品经济大潮正在席卷南北，纯文学市场前途未卜，专业作家生活拮据。

　　贾平凹的的处境更是难堪，因为有大段的性描写，《废都》一时毁誉两极。

　　季羡林说《废都》在20年后将大放光芒。这也难怪，毕竟大师自己就是性情中人，他在日记中公开写下：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x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但更多人说《废都》是当代《金瓶梅》。重压之下，贾平凹跑到一个学校去躲清净。结果学校黑板报上天天批《废都》。他去河滩边晒太阳，随手找张报纸垫屁股，一瞅，上面还是批《废都》。

　　就在这当口，一个记者意外改写了陕西文学史。

　　1993年5月19日，陕西作家高群书的新作《最后一个匈奴》在京召开研讨会。

　　《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前来采访。电梯里，一个北京评论家对几个陕西作家说：“你们陕西人可真厉害，听说都在写长篇。好家伙，是不是想来个挥马东征呀？”

　　因为这一年，除了《最后一个匈奴》、《白鹿原》、《废都》，陕西作家京夫也推出了《八里情仇》。

　　会上，大家就这个话题展开了一番讨论。会后，韩小蕙就用了《陕军东征》做标题，发在《光明日报》二版的头条。陕西省宣传部长王巨才，立即让《陕西日报》转载这篇文章。

　　韩小蕙的原文本只列举了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京夫，《陕西日报》又加上了程海及其《热爱命运》，凑齐“五虎上将”。

　　一时间，媒体上到处都是“陕军东征”的口号，成了当年最大的文化事件。趁热度，几位陕西作家的书都卖到了百万册。

　　贾平凹说：“就像拳头攥在一起，这回人家都承认咱陕西强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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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陈忠实没去养鸡。

　　1992年底，《白鹿原》在《当代》杂志发表，1993年6月出单行本，石破天惊。海峡对岸的连战和宋楚瑜都托人来找陈忠实要书。

　　1997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陈忠实成为第二位获茅奖的陕西作家，但他又回乡下隐居，写写散文，没有再写长篇小说。

　　有次，一位高官问，《白鹿原》之后咋再不写啦？你要体验生活嘛，要学习讲话精神嘛，要深入群众嘛……

　　陈忠实回答：你懂个锤子！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白鹿原》已经耗光了陈忠实的全部能量。此言不虚，陕西作家大都是透支式写作。

　　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就详细还原他的写作状态，真是拿命在写。生命如同手中烟，昼夜燃烧。

　　陕西作家有明显的代际。柳青、杜鹏程算第一代，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算第二代，杨争光、红柯代表第三代。

　　如今，第二代唯有贾平凹还在笔耕不辍。

　　2008年，56岁的贾平凹凭借长篇小说《秦腔》，以全票摘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他笔下的喧嚣，藏着哀伤，热闹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许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秦腔》的这声喟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

　　第三代陕西作家中，凭借《远去的骑手》获取巨大声誉的红柯本来最有希望冲击茅盾文学奖，奈何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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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外界都在讨论，文坛陕军是否过气，陈彦续上了文脉。

　　2019年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陈彦的小说《主角》获奖。“陈彦继承古典叙事传统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立主干而擅铺陈，于大喜大悲、千回百转中显示了他对民间生活、精神和美学的精湛把握。”

　　贾平凹为陈彦颁奖，从某种意义上说，展示了陕西文学的传承。

　　1963年，陈彦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与贾平凹是老乡。

　　那一代青年人都有文学梦。1976年，年仅13岁的陈彦进入镇安县剧团。17岁时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爆破》。18岁时，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九场话剧《她在他们中间》，在全省获二等奖，随后被调入西安做专职编剧。

　　陈彦非常勤奋，几乎每年都会拿出一部新的作品。他三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都以“为普通人立传”为主旨。在他看来，“大人物”的生命世界里已经塞满了太多的好东西，应该把希望、美好与力量，赋予更多的小人物。

　　他说自己看过很多遍《悲惨世界》，每每看到冉阿让偷了主教的灯台，警察追来时，主教反倒说这灯台是他赠送给冉阿让的，由此，几乎彻底改变了一个窃犯的一生的故事，他就似乎突然明白文学是要干什么了。冉阿让似乎也是可以装进“小人物”这个筐里的。

　　顺子，就是他笔下的冉阿让。不完美，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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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30岁的张嘉益离开西安北漂，住地下室、吃方便面、没有像样的衣服，日子过得清苦，因为没钱几天不出门。

　　他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能为陕西带盐。

　　那时，他还叫张小童。不对生活认怂。

　　“舞台来回转，只有心不变，日子过了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装台》慰藉了这一言难尽的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