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惟楚有材”，从虚张声势到名至实归_风闻

武昌实验中学，曾经是全国重点中学，在我就读的时代，也还算省市一流的学校，但后来就在竞争中落伍了。不过，学校有2块招牌，可以说是金字招牌，具有超出中学教育而且是全国性的意义，值得说一说。

第一块金字招牌，即武昌实验中学校名本身，为什么呢？因为出自毛主席之手。

出自毛主席之手，我在30多年后才体会到实际上是二层含义。

当初进校，听初中就在本校就读的老生讲，校徽上武昌实验中学这几个字是毛主席的手笔，开始我不相信。进一步的解释是，1950年代初，实验中学的一位老师是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同学，因为有这个关系，毛主席在信封上写有武昌实验中学这几个字，然后被校方取而用之了，听起来也合情理。

2017年回北京清理书籍和旧物，找到我曾经拥有的同样字体不同颜色的3枚校徽，就想到本来还有一枚属于我的武昌实验中学校徽，很可惜没有妥善保存下来，否则我就拥有4枚毛主席题写的校徽啊！后悔之余，在百度百科上核实了一下有关信息：毛主席的那位同学名叫张珺，1950年代初他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授意秘书回信鼓励他安心教学工作，信是秘书写的，但是信封上的武昌实验中学却是毛主席的亲笔。我猜，可能这位张同学替实验中学请毛主席题写校名，也希望毛主席帮他另谋高就，因此毛主席才有此相应的安排吧。

另外还找到一个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信息。一位1963年考入实验中学的校友回忆，他报考和被录取的学校名称是湖北省实验中学，等到入学后发学生证和校徽，上面写的却都是武昌实验中学，因而大为失望（因为武昌只是武汉市的一个区，这比湖北省低了二级）。回忆附有校门照片，校门上方拱形支架上大书湖北省实验中学，极为可信。照此说来，现在百度百科所谓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从未更名，实乃大谬。更重要的，从湖北省实验中学更名为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缘由是毛主席题写校名，换言之，武昌实验中学这个校名，是由毛主席有意或无意中决定的，这可能是他偏爱武昌这个地名的一个小的例证。

还有一个问题，毛主席题写武昌实验中学校名是在50年代初，这不会错（毛主席的同学给他写信谋求发展不会等到60年代，60年代也过退休年龄了），但为什么拖到1963年湖北省实验中学才改名武昌实验中学呢？我想到了距实验中学不过几百米的武昌农讲所，一查果然，武昌农讲所纪念馆于1963年正式对外开放参观，武昌实验中学的更名应该与此有联动的关系。毛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与他当时在都府堤41号的居所，以及实验中学这3个点位，大约各相距300米直线距离，这块街区他有可能很熟悉。

武昌试验中学的第二块金字招牌，就是“惟楚有材”了。

我们“惟楚有材”的实验中学，这句话是我们历史老师的口头禅，我在校3年听了2年半（中间有半年没有历史课），但究竟是何来由，未得其详。只大概知道本校所在地，与科举考试有关，有“惟楚有材”的名头，所以正对学校大门的一条街，名为楚材街。读了几年大学后，听中文系的同学讲他们去湖南实习，看见岳麓书院大门挂着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8个大字的楹联，这一班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哪一个不是高考骄子，竟为之气结。我听了说，“惟楚有材”难道不是我们湖北人的专利？但是不敢大声说，因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算喃喃自语。

我于2019年12月24日（也就是整整一年前，值得纪念），夜渡长江兼游两岸武昌与汉口，特意从实验中学 外经过。校园格局大变，未及细观，只从对着楚材街的原校门（现在可能只算侧门）走进去探望了几步，发现红石大道远处新修了一座牌坊，牌坊上有题字，回头出门，看新修的校门上方也题有同样的4个字：“辟门吁俊”，一时竟有些不明所以。后查询才知，这都是与“惟楚有材”有关联的复古新玩意，“辟门吁俊”是与“惟楚有材”捆绑在一起的符号，如果当时注意看了新校门外面，或者走过去看新牌坊反面，就会发现都题写有“惟楚有材”，竟然恰恰被我漏掉了。

是以在30多年之后，重新学习这个“惟楚有材”的问题。发现最重要的一篇文献是湖北社科院楚史研究所邵学海先生所撰的《惟楚有材考略》，原刊于《江汉论坛》2004年第5期。

据此文，实验中学校址原为明清武昌贡院所在，通向贡院的路原名贡院街，后改名楚材街，因街中有一座木质牌楼，牌楼北面匾额题写“惟楚有材”，南面匾额题写“辟门吁俊”。武昌贡院曾毁于太平军占领武昌，1858年重建，这座牌楼亦应同时经历了被毁与重建，相传“惟楚有材”题字出自曾国藩之手，其日记有“写贡院扁十余块”，大致可以证实。1958年，这座牌楼因大风倾覆，因1948年上海《联合画报》有过摄影报道，所以有影像留存。

再，查看1793年刻《江夏县志》所载武昌贡院图，牌楼上“辟门吁俊”4字清晰可见，由此推断武昌贡院牌楼题写“惟楚有材”匾额，至迟在乾隆年间就开始了。武昌贡院在康熙年间有过二次营造，“惟楚有材”匾额很可能是在那时推出。《湖北通志》的记载更表明，“惟楚有材”这4字1句的表达，在清初顺治年间曾任湖广巡抚的林天擎所作记重修武昌府学文中已经出现。而长沙岳麓书院师生，以“惟楚有材”为上联，对出下联“于斯为盛”，事在19世纪初的嘉庆年间，较之为晚。

邵学海论文在调查地方资料及发掘地方文献方面非常有贡献，值得钦佩与感谢，但是也有一些错误和不足，值得指出。

比如，邵文说“惟楚有材”的“知识产权”属于林天擎，此言之过早。现在百度百科指出，宋元诗人方回在《送常德教赵君》中已有“惟楚有材”之谓，明末王世贞在为湖北京山人李淑撰写的墓志铭中亦有“惟楚有材”的恭维。当然，在尚不能全面快速检索古代文献的时代，出现这样的失误，属于情有可原。

又比如，邵文指出：“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叹，是对清朝首次殿试湖广所取优秀成绩的表彰。”这一判断非常重要，也大体正确，但论证尚有缺陷与不周。顺治六年，湖北黄冈人刘子壮、汉阳人熊伯龙分中第一名状元和第二名榜眼，由此攘括前二名，但这一科却不是清朝首次开科取士，早前顺治三年的那一科才是第一次。邵文说，清朝初年，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对刘子壮、熊伯龙这类为清朝统治者所用的人“多持反感和敌视的态度”，“首次开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能激起两湖士人心中惟楚有材的感怀。” 除了首次开科不实，这样的描述是正确的。事实上，殿试前二名出自同一省份这样的事，有失地域平衡，本身就有点夸张，统治者轻易不为之。分析起来，如果不是长期在科举考试中占领风骚的江浙士人大多抵制参与，由湖北人囊括前二名这样的现象根本不会出现。邵文又说，8年后，“林大人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遂有‘自昔艳羡’的回顾。”此论证错位。林天擎原话是这样说的：“余思惟楚有材，自昔艳羡。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为之前茅者矣。” 林本是随洪承畴叛明降清的部属，自然会大力鼓励宣扬归顺清朝，“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为之前茅者矣”，说的就是刘子壮、熊伯龙殿试囊括前二名的事实，而“自昔艳羡”的“昔”，自然是指清朝之前。

上述问题看似小节，却与正确理解“惟楚有材”的语义相关。现在普遍认可的解释是，“惟楚有材”句首的“惟”字，只是语首助词，无实意（而不是作副词，当唯独、只有解），“惟楚有材”的含义仅仅只是“楚有才”，而不是“唯独楚有才”。这样解释符合今天非地域歧视的政治正确，当然在古汉语文法上也能找到一定的根据。但是，因此而认定另外一种解读方式为误会，也未免武断。

一班接受了古汉语专业训练的精英大学生都误会了 ？说明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要知道，迄今所有的“惟楚有材”话语，本质上都可以归为文学性质的描写。而模棱两可， 并不是文学书写所要排斥的手法，有时甚至反而是文字游戏所要刻意追求的技巧。

所以，“惟楚有材”的语义，不能仅就这4个字孤立而论，有必要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有楚材晋用的典故，《左传》原文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里的“材”，是以物喻人。句首的“虽”字，是个副词，表示转折，不是语气助词。如果只是后代文人化“虽楚有材”为 “惟楚有材”，以此作为赞扬或恭维楚地或楚人的用语，那么将 句首的“惟”当作语首助词（这算变化），也并非完全讲不通。

但清朝的中央政府特意以科举的最高功名来拉拢湖广士人归顺，湖广省地方政府再特意以“惟楚有材”作为表彰用语予以鼓励，就不那么简单了，一定是夸饰的表达。所以，这时说的“惟楚有材”，应该是指“楚材”特别多、特别好，而不仅仅是“楚有材”。按，唯独、只有等语的实际语意，很多时候可以理解为“特选”、“首选”，也并不是一定要绝对排斥他项。

而作为岳麓书院楹联的上句，“惟楚有材”句首的“惟”字，更不能作为语气助词，因为下联句“于斯为盛”出自《论语》，“孔子曰：才难，其不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这里的“于”字显然不是语气助词，而只能是副词。那么，对应的“惟”字当然也只能作副词解，惟其如此，“于斯为盛”才可以与“惟楚有材”形成有递进转折意义的佳对。

由邵学海的论文 ，在互联网上引起一个话题，即：“惟楚有材”的“楚”，是指湖北还是湖南？我以为，这个问题也应该注意历史背景、区分不同时期。

康熙初年分省之前，只有湖广一省（简称楚），无所谓湖北湖南。分省之后，至雍正初年湖北湖南乡试分闱，有大约60年时间，湖南的秀才要想进一步成为举人，还是要到武昌贡院参加乡试。不过，湖南分到的举人名额不多，在全国位于倒数之列。因此，武昌贡院的“惟楚有材”匾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会让湖南士人印象深刻，别有滋味在心头。

岳麓书院挂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楹联，则代表了一个新的开端。这不仅是将“惟楚有材”这个口号由武昌转移到长沙、由官方扩散到民间，更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的任务：湖南的人才要超过湖北，两湖的人才要领先全国。这看似完全没有可能，如果仅以传统的科举视角来看，有清一代，论各省所出进士人数，湖北湖南二省加起来与江苏、浙江、直隶（河北）、山东这些科举大省单个相比尚有不足。但不几十年后，随着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到来，湖南经世致用的学风得以发扬，开始了人才辈出的时代。曾有人统计，《辞海》所载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按省籍计数，湖南超过了浙江，位列全国第一。当然，湖北也表现不俗，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贡献了许多仁人志士。“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因此成为无比精彩的预言。

总的说来，“惟楚有材”的“楚”，无论什么时候都包括了湖北与湖南。不过近代之前湖北被认为是出产“楚才”的重点地区，近代之后湖南才证明了本省的不平凡。当然，如果没有湖南的卓越贡献，“惟楚有材”之说最多只算两湖地区的内部消费品，不可能如今天之名满天下。

但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认为岳麓书院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楹联是直接来自于《左传》与《论语》的集句联。这不仅不是事实（《左传》原文不是“惟楚有材”），而且割裂历史。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湖南人还是自认为是楚人，湖南是楚省之一，否则岳麓书院楹联就不会出现了。至咸丰年间（19世纪中叶）湘军崛起的时代，也还是这样。那时曾国藩统率的部队称“湘军”，而左宗棠统率的部队号称“楚军”，都是广义的湘军。可以肯定，进入20世纪以后湖南人的主体意识得以体现，自强心与自豪感也逐步增强。但不知有没有以及什么时候有，有意识地要与湖北切割的问题？

最后制造一个话题，毛主席对岳麓山与武昌城都很熟悉，但似乎一直没有对“惟楚有材”之类的问题发生过兴趣。这可能与毛主席的人才观有关，毛主席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2011年我重新参观武昌农讲所时曾留意农讲所学员中有没有出名人，结果发现没有出名人。但是农讲所不如黄埔军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