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回归！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中国与世界的软实力沉浮录_风闻

原文标题：The Rise and Fall of Soft Power

译文标题：软实力沉浮录

原刊媒体：外交政策

作者：Eric X. Li

原文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8/20/the-rise-and-fall-of-soft-power/

2月2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个纪念品商店，已故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塑像后摆放的一个印有中国主席习近平图案的装饰盘。

将近30年前，美国政治科学家、前克林顿政府官员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他称之为“软实力”。这个名称迅速走红，进而定义了冷战后的时代。

奈的主张是，尽管美国的实力比二战结束后似乎弱化了一点，但这个国家依然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奈后来解释到，除了动用军事力量“实现目的、控制对方，让对方如我所愿行事”，美国还可以诉诸于它的软实力——也就是非强迫性的力量——来巩固其世界的领导地位。

硬实力当然很容易衡量，我们可以数一数导弹、坦克和军队的数量。（就像约瑟夫·斯大林著名的那句话：“教皇有几个师？”）但什么是美国的软实力？奈把它归结为三类：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在这些领域，全世界都希望变得和美国一样，这种力量可以让美国改变整个世界。“如果一个国家在其它国家看来是一个合法的存在，它做事情就不大会遭遇阻力，”奈认为，“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它人就会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奈看来，美国软实力的基础是自由民主政治、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一些基本价值观，比如人权。总之，就是自由主义。

在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全球事务基本上围绕着他的理论发展。美国赢得冷战之后，美国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有至高无上的吸引力。所有人都想要投票，所有人都想穿牛仔裤，所有人都想要言论自由，以至于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用“历史的终结”来表达全世界都在奔向一个西方已经到达的政治终点线的状态。

从80年代到21世纪的几十年间，自由民主政体（根据自由之家的定义）从100个增长到150个。根据《华尔街日报》和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排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从40个增长到100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那么多国家放弃那么多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转投一个新的怀抱。奈称其为软实力，我称其为伟大的皈依。

在奈毕生致力的国际关系领域，美国领导建立、扩大了一系列支持新的世界秩序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还扩大了自己的盟友团队，把以往的对手吸纳进来。

欧洲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欧盟扮演了与美国相似的角色。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全世界吃惊地看到数十个国家主动放弃他们自己的主权，转而接纳一套基于自由价值观的生活准则。布鲁塞尔的倡议与奈的见解完全吻合，所有成员国和潜在成员国都想要西欧人手里的东西。实际上，似乎每个人都想要西欧的那一套，甚至连奉行完全不同社会文化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和冒着与俄罗斯开战风险的乌克兰也不例外。

直到最近，换句话说，看起来21世纪必将属于美国、西方和他们的软实力帝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一些事情出了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产品并不适合客户。从70年代和80年代的“第三次浪潮”民主运动，到东欧国家在冷战后一窝蜂地加入欧盟和北约，到近期那些经历过阿拉伯春天洗礼的国家，自由民主制度似乎不大靠得住了。而且在很多国家，它给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

有一个理论或许可以说明，作为软实力年代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为什么削弱而不是提振了某些国家。市场永远不是一个整体，认为它是一个万能的机制，能带来增长、仁政和社会福祉的想法本来就是错误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今年夏天在台湾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这个观点。他提到，软实力全球化只不过“超过了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建立有效的经济政治机构的步伐”，因此“债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的增长”正在导致“一个普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个危机让软实力国家内部也产生了反对的力量。施特雷克称之为“夺回控制权”。你或许可以说这就是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甚至是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国际联盟出现的原因。

截止到目前，这样的反对力量派生出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美国政府中反自由力量占据多数席位，这还只是在发达国家中。软实力自由主义悲哀的现状，使其在本来有机会发扬光大的国家里难以维系。

其次，美国以及欧洲对于他们的软实力寄予了过度的信心，以至于迫不及待地要让全世界都按他们的方式做事。正如安东尼·雷克——美国冷战后第一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所说，美国未来的繁荣来自于“在海外推广民主”。这种包容性的政策应当取代冷战的遏制策略。之后，这种观点走向极端化，乔治·W·布什总统宣称美国是“一个道德的国家”，说“任何一个文化、时期和地区的道德真理都是相同的。”这简直是给软实力打了一针胆固醇。

新加坡学者、前外交官马凯硕在他的新书《西方输了吗》中，说这一切都是西方的骄傲自大。的确，骄傲自大或许是描述现状唯一合适的词语了。人们对于软实力的力量和地位如此自信，以至于很多的硬实力行动都要打着软实力的旗号。伊拉克战争是最明显的例子，在欧洲支持下干涉利比亚是近期的实例。美国和欧洲在这两次战争中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第三，对于软实力的过分自信导致一种幻觉，似乎软实力可以独立地存在。但即使奈也没有这么说过。在现实中，软实力总是硬实力的延伸。假设美国变得穷困潦倒、虚弱不堪，就像世界上很多新兴民主国家那样，但是还在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恐怕就不会有国家愿意追随它了。对于软实力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误解，或许可以证明我们的一个致命错误信念——在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后，伊拉克自然而然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所谓的欧洲计划更是如此，它也建立在对软实力的错误理解上。几十年来，欧洲一直在搭乘软实力游戏的便车。美国保证它的安全，它的经济依赖于美国领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当美国对两者都不那么感兴趣的时候——它已经转而诉诸硬实力——欧洲开始面临真正的挑战。

第四，软实力其实很脆弱，容易被推倒。在过去几十年里，软实力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的确有势不可挡的趋势。无数个颜色革命推翻了政府、解体了国家。当脸书和谷歌把革命之火传播到开罗的塔利尔广场和基辅的独立广场上时，西方欢呼雀跃。但是当俄罗斯用同样的手段瓦解了西方政治时，他们就没那么高兴了。

西方对于软实力的自信，来源于他们真诚地相信一个社会越开放越好。但是现在，媒体和立法机构中不断传出审查互联网内容的声音。互联网企业巨擘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要求他们自查。包括脸书、YouTube和苹果在内的很多公司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所以，自由主义软实力的一块重要的基石——言论自由——似乎已经失宠了。

现在，硬实力无处不在。美国毫无疑问是游戏中的最大玩家：对朝鲜的火与怒、对所有人发动的贸易战、掏空国际贸易组织、用国内法律惩罚与其它国家做生意的外国公司，等等不一而足。而欧洲更像一头聚光灯下温驯的鹿。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呼吁坚决反对特朗普，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当然还有俄罗斯。利用手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硬实力，俄罗斯获取了二战后最大的领土范围——从乌克兰手中夺取了克里米亚。与此同时，莫斯科在叙利亚所采取的行动改变了这个国家内战形势的走向。

还有一些小规模的硬实力。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鲜，它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被西方诽谤多年之后，今年夏天与特朗普会面。如果他的手中没有核武器，实现这个伟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到目前为止，金的硬实力游戏进展得不错。

很明显，软实力时代已经让位给硬实力时代，然而这是危险的。几个世纪以来，硬实力政治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仅在20世纪，硬实力就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个漫长的冷战，人类几乎被毁灭。

是时候让我们寻求更好的替代方案了，这就需要中国的介入。奈在最早的软实力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到中国，中国总是隐藏在苏联的阴影里，要么就是被认为不具备任何软实力和硬实力，无法对西方造成威胁。

三十年之后，奈的这个疏忽似乎不可原谅。在软实力的年代里，中国是唯一一个坚决抵制这个趋势的大国。它通过传播其深厚广袤的文化、与几乎所有国家结成紧密的经济纽带关系，让自己充分融入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它现在是世界上，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国。但它始终坚定不移地拒绝成为西方软实力的客户。它在内部经历极为复杂的转型，从中央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但不允许市场凌驾于国家之上。它拒绝接受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念，而且不断强化一党执政制度。在软实力领域，中国与西方的取向完全不同——无论是在文化、意识形态还是制度层面上。

结果如何呢？与大部分经历艰苦转型过程的国家完全相反，中国以人类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取得了成功。这个国家把一潭充满贫困的死水，变成了以购买力平价指数衡量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有7亿人脱离贫困。哈佛大学的格拉汉姆·埃里森说这是“贫穷金字塔”的奇迹。四十年前，九成中国人生活在世界银行规定的“极度贫困线”以下。今年，金字塔被翻转过来，只有大约10％的中国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下。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全球人口的贫困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里必然呈上升，而不是下降的趋势。

这样的成就或许是一种新的软实力。

将近二十年前，中国伟大的战略家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来表述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向。多年来，和平崛起战略遭到了诸多怀疑。例如，批评人士指出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表明中国并不主张和平解决方案。埃里森曾经提出警告，不管他们的意愿怎样，美国和中国还是会落入修西得底斯陷阱，也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力量（中国）给既有占主导地位的力量（美国）造成的恐惧将会导致战争。埃里森在他的新书《注定战争》中指出，历史上16个新兴力量的崛起过程中大部分都经历了血腥的战争。

但是，让我们后退一步，公平地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发生了。它实实在在地已经存在了，证据是其庞大的经济体、贸易量，以及军事力量的提升。与历史上其它大国的崛起过程相比——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美国的昭昭天命、现代德国、法国、日本，所有国家的崛起过程都伴随着惊天动地的暴力——中国的崛起过程到目前为止比所有这些国家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且是和平的。没有对其它国家的入侵，没有殖民，没有战争。的确，埃里森对于修西得底斯陷阱心理描述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质上，世界已经渡过了需要担心战争和冲突的时间点。

或许这就是中国正在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移的原因，尽管其它国家似乎都在做相反的事情。例如，习近平主席曾经呼吁“命运共同体”，各个国家都可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增进相互合作。在政策层面上，这种软实力主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彰显出来，中国利用自己庞大的资本和能力推动其它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当地的经济增长，从而最终使中国自己受益。这是一个新的潜在软实力方案：“你不需要和我们一样，你也不需要追求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你可以在保留自身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前提下参与一个新的全球化进程。”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与奈的模式完全不同，而且或许会招致诸多的负面问题：欲速则不达、普世真理的幻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

在冷战后的年代，西方把软实力与自由主义接轨，但并没有必要这么做。在下一个世纪，我们最好斩断软实力与普天之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至少北京并不认为任何软实力可以脱离硬实力而独立存在。但是中国的倡议更具包容性，它不强求其它国家遵循自己的模式，因此它的软实力意味着一个更加和平的21世纪。这个模式值得世界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