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改革：“欲求不满”的中国经济_风闻

需求侧改革的理论框架 正文

2019年，中印贸易总量约6395亿元，其中中国对印出口5156亿元，自印度进口1239亿元，贸易顺差3917亿元；而中美贸易顺差也有约两万亿元。两者之和十分接近2.9万亿元的中国总贸易盈余。在中美、中印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的同时，美国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企图遏制中国发展。印度虽然无法摆脱对中国小商品的依赖，仍然选择亲美路线，选择封锁中国高新技术在印发展。与此同时，疫情又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提出“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回望五年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立足供给质量和效率低下的国情与供给结构和市场尚不完善的常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持之有效的动力。而五年后的今天，需求侧改革又是立足于什么样的国情与常态，又将如何进行改革？

改革立足扫清体制性、政策性障碍的突破口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向高质量发展。对国外，贸易依存度必须要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对国内，供给、需求市场必须足够强大。2019年中国贸易依存度约为31.8％，对于发达国家的20％左右还有很大缩小空间。

在这样一个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我们不仅要在供给层面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需求层面也要有所作为。而需求的不足往往源于供给不足、需求能力不足、需求动力不足或者政策性、体制性阻碍。2010-2019中国GDP一直成增速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速率，而今年上半年增速骤降至负值，哪怕今年中国GDP真如世界银行所预期一样实现1.7％增长，中国也至少会有60%的产能过剩，因此供给不足不是当下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中国今年来的中高速增长为国内消费者、投资者提供充足资金，国内需求能力充足；今年中国经济受疫情冲击而下行，物价下降，投资成本下降，同时疫苗的研发为消费者、投资者带来良好预期，乐于消费、投资，因此国内需求动力是充足的。

当下我国存在一些因制度安排而无法产生、无法满足的需求，即有消费、投资能力和消费、投资动力却无法得到满足的需求。如农村基础建设能够释放农村的存量经济，但基建需要主要依靠政府来完善，很难通过企业或个人来建设。这种需求存在于市场体系尚未完善的经济，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完善和体制性、政策性阻碍而造成的，且大多存在于乡村经济①。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乡村经济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因素②。因此，国家必须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的基础上，消除与需求相关的制度堵点，促进需求的形成和释放，形成以需求带动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的发展局面。这就是需求侧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并不意味着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力量将减弱。当前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还在于供给侧，需求侧改革是经济发展系统内的重要补充。当下中国既要抓住总量调节下的运行机制问题（需求侧），还要抓住复杂的结构优化问题（供给侧）。

改革立足减少过剩产能、扩大需求的必要性

自荆楚大疫以来，不管是疫情爆发时期、后疫情时代还是最近的变异疫情时期，中国的需求市场仍有空缺，归根结底是需求无法跟上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

疫情爆发时期，中国强大的生产惯性与疫情后骤缩的需求形成了供给、需求市场的真空，造成了巨大的生产过剩和需求空缺。201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1％，2020年上半年骤缩至-1.6％，下降了7.7个百分点，大约形成了126.23%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有两条路径可以走，一是减少供给，用既有需求消耗过剩产能。实践证明，这种应对危机的方式周期长，用时间来缓解问题，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调节经济，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很有可能导致企业作为供给者盈利下降，生产减少，亏损增加；企业开工减少，所需劳动力减少，造成就业问题；企业亏损、就业减少导致需求减少，需求消耗过剩产能的动力不足；银行呆坏账增多，金融秩序破坏，经济体危机前的繁荣时期带来的泡沫很有可能破灭，造成经济危机。因此中国断不可以才有这种自由主义的政策，应当充分发挥有为的政府，也就是应对产能过剩的第二条路径：二是扩大需求，用增长的需求满足过剩产能。这种方法相对安全、稳健、可靠，因此就必须实施需求侧改革以扫清政策性、结构性障碍，以扩大需求。

后疫情时代，总供给总需求在疫情形式见好之后逐步恢复平稳。11月CPI创了11年来的新低，同比下降0.5%，首次低于100，环比下降0.6%，呈现结构性下降特征。其中食品下降0.2%，对CPI影响显著，占87%；食品中犹以猪肉价格下降最为显著，同比下降15％。食品价格的下降貌似表面生产过剩和需求收窄在春季疫情到来之前又有些抬头，但事实上，提出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居民消费指数——核心CPI——同比上升2.7%，充分证明国内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较为稳定，可以完成年度宏观控价目标。

因此，后疫情时代需求缺位的主要因素不在于国内市场，而是在于中国之外。虽然此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恢复的上升期，但很多其他国家仍受到疫情的冲击特别是占世界经济体量六成以上的发达国家；同时，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对中国奉行敌视的贸易政策和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种种因素导致国外需求市场萎缩，中国贸易增速缓于经济，使得占中国GDP30％以上的贸易总量减少。这种外部性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政府有必要降低贸易依存度，扩大国内需求市场，推行需求侧改革。

如今，病毒发生了新的变异，疫情形式愈来愈严峻。变异病毒自英国东南部向全英蔓延，20日伦敦从三级防疫等级升为最高等级四级防疫等级，三十万群众出逃。英国国家卫健委曾发布宣明，略谓通过数学建模分析，估计变异病毒的传播速率要高出原病毒70％。尽管发病人数占感染人数比例未显著上升，无迹象表明新病毒更致命，但传播速率的提高加剧了世界的恐慌。

这对国内经济形势影响深远。国内疫情扩大，一半以上省份报告疫情，其中主要传染载体为境外冷链包装物。因此，国内报告疫情地区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影响，而报告疫情的地区又多是大城市，而大城市又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政府必须严格审查国外包装，这会导致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受阻，同时国外政府的现实主义政策和报复性政策也会减少出口。因此，新的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需求市场，城市经济有所影响。这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需求侧改革。

改革的主要措施立足传统“三驾马车”

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从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扩大需求侧改革必然要从这三方面入手。

从投资的角度而言，尽管中国出现了产能过剩，但投资仍然是扩大需求，优化供给结构的主要动力。投资要注重有效投资，要明析投资客体。如果投资于产能过剩部门，产能过剩就会加剧；如果投资于产能短缺部门产能过剩就不会加剧，甚至会得以减轻，因为有效投资能够消耗原材料，使过剩产能得以加入经济循环中。同时，如果投资因某些原因国内不能生产的产业，如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样的投资就不会带来产能过剩，还能形成有效生产能力，减少进口，增加出口，高科技产业本身的高附加值也能带来盈利，增加消费、投资能力。可以投资的部门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率在60%以上，但离发达国家约80%以上的城镇化率还有一定的距离，在城镇化的基础——基建——上进行投资，有利于集中人口，提高规模效应，推动中国城镇化，提供就业岗位，消耗建筑材料等过剩产能，促进需求增长。

而我国的产能过剩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房地产在国民经济的占比在20％左右。因此疫情冲击导致的产能过剩对于建筑行业来说最为显著。而投资建筑产业的需求侧，如基建、房地产等行业有利于减少过剩产能，促进经济发展。

从消费角度而言，消费可以通过分配制度、减税降费刺激，但这是一次性的、不可持续的，因此，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必须充分发挥内销，而消费的提高有赖于居民生活预期的良好。这就要求必须建设更高要求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的储蓄，促进居民消费的提高。同时，消费的提高必须由收入的提高来保障，收入提高则要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就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了更高的要求；消费的提高还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以降低商品价格来实现，这就对基础设施的完善提了更高要求；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又要依靠有效的投资，因此，有效投资是消费提高的保障。

从出口而言，在新发展格局要求下，出口要转内销，对外依存度要降低，但这不代表出口要减少，而是要求扩大内需，用内需满足国内巨大供给市场为主，出口为辅。

综上，需求侧改革立足扫清体制性、政策性障碍的突破口，立足降低产能过剩、扩大需求的必要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贯彻需求侧改革，要在于需求侧相关的方面打通制度堵点，补齐结构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效能，由于需求侧改革在落实过程中必须对接供给侧，所以要用系统、整体的意识去理解需求侧，抓住重点的同时统筹兼顾，为双循环提供供给侧与需求侧相互促进的结构动力。

注：①林毅夫语；②蔡之兵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