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学者新论：中国遵循国际规则，世界应接受中国崛起_风闻

【来源：东方财经杂志 文/石齐平】​

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美国哈佛商学院学者泽莱克（Andy Zelleke）在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撰文，呼吁两国建立暂行机制，稳定双边关系。泽莱克认为，美国应接受“中国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根本上尊重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和超级大国”，并且“应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经济学模式”。但他也向即将上任的拜登总统建议，在对华战略中必须维持遏制与强化联盟，后者包括基于军事目的的地缘战略联盟及基于经济、科技目的的价值联盟。

应该说，在美国的战略界与政策界中，泽莱克的观点是代表了一种新思维新方向，基本上开始走出了“中国崩溃论”的谬说，但尚未完全摆脱“中国威胁论”的束缚。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对中国的崛兴模式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但毕竟还是谈不上真正完全透彻的了解。

在人类发展史上，中国近代的崛兴有着与过去所有大国特别是近代西方帝国迥然不同的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中国的崛起壮大，完全是靠中国本身的努力。

这与近五六百年来所有西方大国一靠帝国主义攻城掠地，二靠殖民主义剥削压榨完全不同，也与当代美国的霸权主义靠军事实力强取，靠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实力诈取，靠货币实力（印钞）骗取完全不同。

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从来的大国，一贯彰显的是中国的传统与中国的文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全球化典范，与中国历朝历代与周边邻邦相互尊重的朝贡回馈体系，恐怕都是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的基因。一直到当代英国历史学教授马丁雅克说出“在文明的程度上，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才算还了中国一个公道，或许泽莱克也是受到了马丁雅克的提醒与启示。

郑和下西洋的全球化典范，与中国历朝历代与邻邦相互尊重的朝贡回馈体系，恐怕都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的基因。

（二）中国的崛起与壮大，完全是遵循着当代世界的游戏规则。

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接触全球化的时机较晚，因而未有充分机会参与国际秩序的订定，因此纵使当前的秩序规则并非完善，中国也尝试从体制中去进行修改，而非抗拒、否定或退出。尤其是对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参与制定或加入的联合国体制，不但遵行，而且极力维护。

（三）中国的崛起，本质上也是一种复兴，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恢复到历史上从来就是第一的位置。

中国之所以从来就是第一，一靠生产力，二靠科技力。前者与市场经济加上中国人的素质有关，这两个因素一度受到束缚，但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获得释放；后者照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的研究，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科技始终位居世界第一，后来所以没落，我认为与历代的“独尊儒术”加上科举取士有关。一个世纪前，这两个束缚先后解除，科技力获得释放，而改革开放40年来，一开始还经过抄袭、山寨，但很快便走向自主科技创新，并逐步频放异彩。

自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开始了复兴之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生产力、科技力之外，又多了组织力，把14亿个体的生产力与科技力进一步凝聚起来，既为历史上所无，亦为当今全球仅见。

（四）泽莱克说，要尊重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政经模式，这应该是西方理论界政策界前所未见的反思，值得重视。

与一般国家比较，中国的体制与政经模式特点是：

（1）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行，前者有决策效率，后者有竞争效率；

（2）一党执政，集决策、执行与考核于一体，但强调党的建设与党的纪律；

（3）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存。凡个人行为不涉及到“外部性”者，尊重个人自由；凡个人行为涉及到“外部性”者，则须在集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下调和或约制个人行为（2020年中国防疫成效即是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平衡处理的最好注脚）；

（4）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即以市场经济追求效率，以社会主义实现公平；

（5）公有制与民有制并存，并相互融合。前者体现国家发展战略，后者鼓励自主科技创新。

中国不为西方视野及价值观所影响，坚持自己的理论与道路，即是一种自信。

（五）中国的崛兴与中国的世界观相辅相成。

中国的世界观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亲诚惠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与西方一贯以来物竞天择的世界观大不相同。

从中国崛兴的模式看，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智慧”，的确是真知灼见。

（作者系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