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冷战：一堵墙的历史（下）_风闻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小编微信号zggjls01，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全文共      3522        字 | 阅读需                  7              分钟

霸权和冷战才是柏林墙悲剧的根源。                      

前文链接：        见证冷战：一堵墙的历史（上）

4

  逃亡

逃亡最早出现在贝瑙尔大街。

贝瑙尔大街位于柏林市威丁区，是法国占领区与东德的分界线。大街北侧的建筑物和整条大街都属于西柏林，南侧的建筑物则属于东柏林。封锁开始后，许多住在贝瑙尔大街上的东柏林人纷纷从自家窗户跳到贝瑙尔大街上。59岁的艾达·希克曼、47岁的鲁道夫·厄尔本从楼上跳下时都摔死了。不久，贝瑙尔大街公寓楼靠近西德的窗户就被砖块全部砌死，居民被全部迁往别处。

摔死、枪杀，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西德民众的眼前。他们最开始想通过游行示威来给西德政府施压，进而希望美国政府出面干预。对于柏林人或者德国人来说，柏林墙问题是他们的全部，但对于美国人来说，柏林墙只是许多潜在火药桶中的一个而已。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为了东德逃亡者的生命而与苏联人爆发冲突。正如后来的德国总理科尔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和哪个盟国真正从德国统一的意义上关心德国问题和解决德国问题，也没有哪国政府有足够时间或兴趣关心这一问题，因为安全问题凌驾于德国之上。

政府作壁上观，民间的救助开始兴起。

第一个逃亡组织是西柏林自由大学几个学生创建的，主要成员有3人，分别是格尔曼、希姆以及科勒，都是西柏林人。8月13日之后，这三个人基于同学之间朴素情感，决定帮助他们在东柏林的同学完成学业。他们利用持有的西德护照进入东德，与东柏林的学生取得联系。这样做其实还是很危险的，无论是他们还是准备逃亡的学生，一旦被东德警察发现，都会遭到逮捕和审讯，一个被认为是逃亡组织者，另一个则是“共和国的叛逃者”。

逃亡的方式多种多样。格尔曼等人使用比较普遍的是为逃亡西柏林的人提供假证件、假护照。他们有的自己制作假证件，就像电影《极寒之城》所展现的那样；有的则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大量的外国空白护照，供逃亡者使用。最初的几个月里，这种方式非常有效。但东德政府加强外国护照管理之后，这条通道被堵上了。

有的是利用下水道。最早利用下水道组织逃亡的是西德的一群高中生。他们的目的同格尔曼一样，也是为了帮助被困的东德同学。这群学生利用持有的西柏林证件，进入东柏林考察地形，终于在距边界500码的地方找到一个检修孔。检修孔位于一个厂区，晚上没有人。这条检修孔下的下水道穿过边界，通往西柏林的克罗兹堡区。在成功组织了几次行动后，位于东柏林境内的检修孔被发现，之后几乎所有通往东德下水道里的栅栏都被做了加固处理，这条通道也被废弃。

使用更为广泛的是通过地道逃亡。柏林的土质多为松软的沙土，这使得地道挖掘工作比较容易。第一条地道也是格尔曼的组织挖掘的，地点位于西柏林舍恩霍兹货运站旁一个小棚屋的地下室，这个小棚屋位于西柏林境内，地道经过边界，恰好抵达东柏林潘科区的都市墓地。两周时间里，有23名东柏林人通过这个狭小的地道到达西柏林。

地道挖掘者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哈索·赫歇尔。

赫歇尔是一个游泳冠军，曾两次因反苏被东德当局逮捕，靠伪造的瑞士护照跑到西柏林，其挖地道的初衷是要从东柏林救出他的姐姐和女儿。1962年6月，因为挖地道需要经费，他们跑去一家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东西柏林地道电视剧的公司，询问其是否愿意拍摄真正的逃亡。最后，他们成功地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做了一笔交易，拿到5万西德马克的经费，所要做的就是由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派出的制作小组跟踪他们拍摄。最终地道顺利打通，赫歇尔的亲人也安全救出。不过，整个挖掘只花了2万西德马克，剩下的钱被赫歇尔和他的两个同伴瓜分了。

赫歇尔由此成为首个在地道挖掘中引入商业活动的人。他看这一行有利可图，便把组织逃亡当成生意来做，向逃亡者和逃亡者在西柏林的亲戚索要报酬。不过，他的信誉很好，事办成才拿钱，而且为人也很仗义；另一位逃亡组织者维格尔在一次逃亡行动中缺钱时，正是赫歇尔帮着解决了经费问题。

赫歇尔的运作模式刺激了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帮助东德人逃亡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产业。有的外交官利用外交特权，把逃亡者藏进车里带到西柏林，有的则是先把逃亡者带到相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南斯拉夫等审查相对宽松的国家，逃亡者一般都能顺利过关。但这种逃亡的费用收费比较高，人均一般超过1万西德马克，普通人家根本消费不起。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西柏林时，在勃兰登堡发表了“推倒这堵墙”演说，呼吁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图片来源维基  

一直到柏林墙倒塌前夕，逃亡还在继续。最后一个逃亡者运气很糟糕。他驾乘自制的气球已经成功飞越柏林墙，但却倒霉地碰上了西德的一条高压线，导致气球坠毁身亡。

5

  隔阂

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向所有人开放边界，柏林墙的大门也将敞开。晚上11时30分，一批东德人推开边界过境点的网格围栏，大量人群涌入检查站。检查站的军官命令部下停止检查护照，全面开放边境。

几分钟里，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向检查站，他们畅通无阻地跑过桥，越过边界。西德边境线上早已聚集了大批市民，他们张开双臂欢呼着迎接东德人。人们从勃兰登堡大门挤着涌向柏林墙，一些人甚至还穿着睡衣。几乎同样是一夜之间，柏林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城市。1990年6月，民主德国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

1989年11月10日，东柏林的年轻人们在穿过边境前往西柏林之后禁不住欢呼雀跃。东方IC  

当狂欢归于平静，两种体制下生活了40年的人们在理念、认知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隔阂逐步显现，西方人称之为“头脑中的柏林墙”。

只有部分墙体和瞭望塔被保留下作为纪念，其余几乎被拆除殆尽。图为1990年8月11日，被拆除的柏林墙堆积着等待被运走。Wolfgang Kumm/东方IC

一方面，与那些迫切想要翻越柏林墙的人们相比，更多的东德人对于这一行为并不理解。在柏林墙还没建起时，他们即对那些在西柏林工作、东柏林居住的人充满成见，认为他们在西柏林工作赚取坚挺的货币，然后在东柏林买便宜的东西，这对东柏林人来说是不公平的。长期的教育灌输，让许多东德人坚信自己社会的先进与优越，远远超过了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

1989年12月25日，东西德两国民众在勃兰登堡前的柏林墙边上一起庆祝圣诞节。当日，伦纳德·伯尔尼斯坦在柏林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并将欢乐颂中的“欢乐”（Freude）一词改为“自由”（Freiheit）。Wolfgang Kumm/东方IC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当年成功翻越柏林墙的名叫康拉德·舒曼的年轻人兴奋地回到自己位于东德境内的家乡，去看看他的亲朋好友，令他失望的是他并不受欢迎。在亲友眼中，他是个出了名的越墙者；在东德人心里，他是个背叛者和帝国主义的棋子。舒曼想象中的久别重逢、把酒言欢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几年后，他在自家的果园上吊自杀。

康拉德·舒曼    

另一方面，东、西德重新统一后，许多东德人以为很快就可以过上与西部德国人同样质量的生活，结果却大失所望，他们把这归咎于无情的资本主义制度。随着东部大量年轻人流向西柏林，东部地区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从公共设施的兴建、维护到老年人养老金的发放，都不得不依靠原西德人的输血。加上在冷战时期，西德已经为东德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援助，在西德人眼里，他们的东德同胞就成为不愿努力工作，不愿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一味依赖国家来照顾的人。甚至，西德人还担心这些东德人会对原联邦德国的社会体制造成危险的动荡。

如今，高大的柏林墙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但不仅德国，甚至这个世界似乎依旧没有走出那堵墙的长长阴影，有形的或无形的墙依然存在，当许多人非议东德政府修筑柏林墙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谴责一下二战后四大国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的行为呢，没有分区占领就没有柏林墙，霸权和冷战才是柏林墙悲剧的根源。

1989年11月22日，一名男子在柏林墙上行走。Scott A Miller/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