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疫看中外发展策略差别_风闻

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一年来，新冠从“中国的事情”变成“全世界（除了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已经享受过十一黄金周，正在期待明年的春节。但欧美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封禁，这将是战后最凄凉的圣诞节。

新年一开始，就传来武汉发现不明肺炎的消息，接下来就是武汉疫情的猛烈爆发和1月23日的封城。就在中国人民还在使尽浑身解数抗疫的时候，遥远的意大利也爆发了疫情。然后就是更大的雷在美国爆开了，很快疫情席卷全世界。

疫情当前，中国动用举国之力，一方面对武汉严格封禁，另一方面动员全国医护力量驰援武汉。必须说，中国抗疫的成功离不开武汉人民的牺牲，也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举国体制的结果是：新冠疫情在中国被基本消灭了。十一黄金周的严峻考验充分证明了中国抗疫的成功。尽管现在还时有零星疫情的发现，但数量、分布和传染范围拿到欧美主要国家那里，根本连本地新闻都上不了。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抗疫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典范。是否还有进一步优化的余地，这永远是可以商榷的，但这样的疫情对谁都是个新生挑战，严重性远远超过了萨斯，在有限信息、无限威胁和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杀鸡用牛刀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唯一可靠的做法。

在欧美，各国则是击溃战的思路。还不是打退疫情，只要疫情不弄得天下大乱就“随它去”，尽量马照跑舞照跳，最后弄成击而不溃。所谓“压扁曲线”的初衷是减少经济损失和对人们生活的干扰，但这是假定疫情会很快过去。事实证明，这是极端错误的假定，疫情时间极大延长后，累计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对生活生产的干扰远远超过中国严厉但短暂的封禁。眼下欧美各国对圣诞期间的各种封禁充分反映了各国的苦恼。在欧美舆论依然否认中国抗疫胜利的现在，或许中国应该在新年夜大搞各地庆祝活动，一方面纪念这个艰难的一年的过去，另一方面提醒西方各国从政府到公众的抗疫失败。

还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原则，解放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名声在外，弄得围点打援成为异常成功的战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也不一线平推，而是在一个时期集中力量做好一件事情。“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是首先解决少数人的脱贫致富问题，百万大下岗的另一面是保护尚有经济活力的企业，眼下的国家大基金猛攻芯片关更是要断下这个挡住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指”。

在任何时期，中国都有比可调用资源多得多的难题需要解决，中国也一直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力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不撒胡椒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有的时候，焦点之外的问题其实很大，牺牲很大，但时机不到的话，分散精力只会一事无成。比如说，还在80年代，污染已经是很大的问题，大运河和长江的污染触目惊心，各地的小水系的问题更大。90-00年代，雾霾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北京奥运会需要动用非常手段，才能争取几天“奥运蓝”。

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治理污染成为新的重点，水污染的问题已经大体得到解决，雾霾也得到很大的改善，连千年痼疾的三北荒漠化也得到很大的逆转，陕北竟然需要找一找才能找到传说中沙尘蔽日的黄土高原旧像了。

中国依然有很多问题，依然在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解决。可能永远不会有所有问题都解决的一天，但是明天总是比今天更好。

反观欧美，还是击溃战的思路，以把迫在眼前的威胁打退为主。在公平的名义下，实际上是在选票的驱动下，到处撒胡椒面，把竞争优势都撒没了，胡椒面也越来越不够撒了。实际上，即使在军语中，分割歼灭（cut off and destroy）也不再多用，而是用“回卷”（roll back），说白了，就是击溃。

这也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必走之路。一人一票，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包括自己的财产、权力，尤其是自己能从社会资源中分配的份额。

中国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路是集体主义的体现，不拘泥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而是从集体生存出发，并反过来用集体力量帮助个体。集体主义和和个人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两个主要模式。在人与自然或者外力的斗争为主的时代，集体主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集体的利益，并通过集体使得个人得到发展。集体主义未必否认个人利益，大河有水小河满。但在自然和外力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人与人的利益冲突称为主要矛盾，个人主义能更好地保护个人利益和发展。

在工业革命之前，自然的力量很强大，战争则是另一种外力，集体主义成为主导，即使在个人主义更加旺盛的欧洲。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饥饿、自然灾害不再是问题，在核时代，大国战争也受到极大抑制，个人主义开始盛行。但在后工业革命的现在，环境、病疫再次成为共同威胁，可能需要重回集体主义。小河有水大河不一定满，尤其是小河都忙于截流自肥的话。欧美抗疫失败不仅是具体政府无能和“这届人民不行”，而是个人主义的失败。疫后世界经济恢复可能以环保和防疫抗疫为特色，将再次呼吁集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