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逝去的20个人_风闻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布莱希特

1

　　时代旅人

　　“九一八”那年，于佩文十岁，家住辽宁鞍山的她和亲人逃难到关内，辗转在北平落脚。广播里每天都是国军英勇抗战、但不断撤退的消息。六年后，北平也沦陷了，住在新街口的她经常见到日本装甲车在城里横行霸道。

　　17岁那年，于佩文从好友那里听说了抗日游击队的消息，就离家出走找队伍，不料刚出城门就被鬼子抓住送到了宪兵队，受了一番毒打后被家人艰难营救出来。

　　满脑子都是抗日的于佩文没有被吓倒，不久后她和十几个同学再次出发，步行几千公里到了延安，成为一名鲁艺的话剧演员。

　　出发前，同窗好友的母亲把她名字的于佩文改为“于蓝”，意思是“青出于蓝”。

　　1961年，于蓝被小说《红岩》打动，她想把江姐江竹筠的故事搬上银幕，“我们是同一时期参加抗战，她是地下党，我在根据地，她们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比我们更艰巨，我的人生道路跟江姐的人生道路是一致的。”

　　江姐的形象感动了千万的观众，于蓝的旅程仍在继续，获得荣誉、下放干校、告别舞台。60岁那年，于蓝没有退休，而是走上建立少儿影厂的征途，为了找到给孩子们拍电影的人才，她从上影厂挖来了导演宋崇，后来宋崇拍出了让八零后记忆至今的科幻片《霹雳贝贝》。

　　说到科幻，就不能不提作家叶永烈，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是很多人的科幻启蒙，《三体》作者刘慈欣就是叶永烈的“小读者”，他说，“叶老师的小说很纯粹，描写的是科技的光明一面，现在的科幻作品变得更加复杂，更多地描绘科技的阴暗面，虽然我的风格和叶老师截然不同，但在创作中依然会受到他的影响。”

　　20岁那年，读化学系大三的叶永烈把自己积累的十几个化学小故事写成了科普读物《碳的故事》。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们正在策划一套大型问答式自然科学丛书，书名是《十万个为什么》，可是请来的老师写得很枯燥，小朋友读不懂，正巧叶永烈撞上门来，被编辑“抓过去”一口气写了326个“为什么”。

　　1961年6月1日，初版五卷本的《十万个为什么》在全国上市，几天时间就引发强烈反响，不光孩子爱看，连父母读起来也爱不释手，连大科学家钱学森都买给儿子看，其子钱永刚回忆，父亲规定他每天必须看40页，还说“看不懂就问我”。

　　无论是科普、科幻还是传记文学，笔耕不辍的叶永烈一天也没有放下过手中那杆顽强的笔，在黑暗的日子里，他曾想把**“对不起，我不能为你再回答什么了”作为自己的墓志铭，后来改成了“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

　　今年初夏时节，于蓝、叶永烈两位时代旅人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于蓝的儿子田壮壮在朋友圈写道，“妈妈走了，现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独立，赤裸，清明且处于当下，你以前从未经历过，现在经历的一切，这即是佛。”

2

　　忠诚国士

　　1946年，东吴大学毕业生高文彬参加了一场改变人生的考试，并由此成为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英文翻译。

　　当年5月，高文彬在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看到了战后满目疮痍、断垣残壁的东京，街边是摆摊的退伍士兵和拉客的妓女。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高文彬看到了被告席上低眉垂目的东条英机，左脸肌肉不停抽搐的土肥原贤二和表情紧张的末代皇帝溥仪。

　　在搜集证据时，高文彬从日本报纸上发现了一张日军攻入南京时的照片，图中两个少尉军官手握军刀满脸得意，标题是“百人斩超记录”，这两个畜生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比赛”。

　　高文彬把照片传回国内，国民政府致电盟军总部后发出了逮捕令，抓获两人时，他们正在日本老家摆地摊。1948年，南京军事法庭判处两犯死刑，并执行了枪决。

　　东京审判后，高文彬的生活历尽坎坷，但他始终没有在绝境中绝望，恢复工作后参与了《英美法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心中所想仍是为国尽力。

　　比高文彬小九岁的冀朝铸也是一位见证历史的国士，他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放弃哈佛的学业回国，为领导人担任翻译二十余年，他的身影出现在很多历史照片里，有1971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埃德加·斯诺，有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周总理的历史性握手，还有1979年邓小平访美戴上牛仔帽的时刻。

　　1991年，冀朝铸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是五大常任理事国成员能够担任的最高职务，他领导的技术促进发展部的职责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无偿帮助，而不喜欢无偿帮助的发达国家就视这个部门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把它边缘化进而取消。

　　冀朝铸的策略是“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他把其它部门联合起来，不仅没被削弱还让这个部门越来越壮大，成为联合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晚年谈起当外交官的体会时，冀朝铸说，“关键的关键，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

3

　　财阀落幕

　　1921年，朝鲜庆尚南道的辛家迎来长子格浩的降生。27年后，辛格浩在日本成立乐天株式会社，主营项目是生产美国大兵喜欢的口香糖，为了在日本站稳脚跟，他抛弃结发之妻，跟甲级战犯重光葵的外甥女再婚，名字也改成了重光武雄。

　　随着重光葵不断得到重用，辛格浩的乐天也蒸蒸日上，发展为日本十大财阀之一。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辛格浩也把事业扩张到了韩国，接连成立了乐天铝业、乐天制果、乐天电子、乐天机工等公司，业务遍布韩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

　　朴正熙上台后，乐天和三星、现代、SK、LG一道成为韩国五大财阀。今年1月19日，98岁的辛格浩离世，韩国财阀一代创始人至此全部落幕。

　　九个月后，78岁的三星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在首尔三星医院病逝，他在1987年就任三星会长，并在上任一周年时发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号召，当时三星的电子产品在海外受到冷遇，“被放到卖场的角落，零件比别人多，价格却比别人便宜两成”。

　　1993年，李健熙开了68天的马拉松会议，期间提出了那句“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的新经营宣言。2014年，李健熙因心脏病被送医急救，就此卧病在床，直至病逝。

　　今年5月，他的儿子李在镕召开记者会宣布，“没有想法将公司的经营权继承给子女”，垄断韩国经济数十年的财阀体系或许将发生改变。

4

　　国王远去

　　1981年10月16日，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第四次中东战争胜利八周年的阅兵式，一辆吉普车驶过检阅台时突然停车，数名士兵从车上跳下，举枪射向总统萨达特，中枪的人群除了总统还有应邀观礼的比利时驻埃及大使和中国航空技术专家张宝玉。

　　时年53岁的副总统穆巴拉克躲过一劫，他在萨达特不治身亡后当选为埃及总统，被称为“最后的法老”。

　　穆巴拉克和萨达特

　　和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一样，穆巴拉克年轻时也是一位有为军官，他21岁从埃及国家军事学院毕业，随后被派往苏联学开轰炸机，学成归国后被一步步提拔为空军司令，并在任上带兵打响了1973年的十月战争，在开战初期取得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交锋中屈指可数的军事胜利，穆巴拉克也一战成名，被萨达特任命为副总统。

　　萨达特遇刺那天，坐在他身旁的穆巴拉克躲过了枪林弹雨，只是手部受了轻伤。他在八天后宣誓就任总统，一干就是三十年，也曾躲过至少六次暗杀。

　　1991年海湾战争，穆巴拉克支持美国带领阿拉伯国家打伊拉克，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穆巴拉克却没有支持，他说，“这场战争将制造一百个本·拉登”。

　　2011年2月，受突尼斯等国影响，埃及爆发大规模街头示威，穆巴拉克被副总统宣布卸任总统职务。六个月后，穆巴拉克和其他9名被告关押在一个大铁笼子里接受审判，当他在医院看到电视中卡扎菲被杀死的画面时，直接哭昏了过去。 

　　囚笼中的法老向罪孽低头，在今年早春二月告别了金字塔的国度，球场上的国王则向岁月回首，连过五人的马拉多纳也终究没能逃过命运的铲球，这位出身贫民窟的球王有着上帝亲过的左脚，这只脚带领阿根廷站上了世界之巅。

　　上个月25日，这只脚的主人吃完早饭外出散步，回到家后感到不适，在昏迷中离开了人世，他能在天上痛快地踢球了。

5

　　间谍硬汉

　　迄今为止，有六位演员扮演过英国军情六处代号“007”的传奇特工詹姆斯·邦德，而肖恩·康纳利是第一任007也是难以逾越的一位。

　　康纳利生于1930年，父母都是工人，他13岁就辍学打工，送过牛奶砌过墙，还给棺材抛过光，三年海军回到家乡，一个人打退过六个黑社会混混，从此有了爱丁堡硬汉的名声。

　　为了谋生，康纳利干过卡车司机、公司保安和艺术学校的模特，还因为球技了得加入过曼联队，最终在演员和足球中间选择了前者。

　　1962年，肖恩·康纳利出演了007系列的第一部电影《诺博士》，一炮而红，连演六部。007是虚构的人物，而作家约翰·勒卡雷可是名副其实的军情六处特工。

　　肖恩·康纳利

　　1963年，勒卡雷出版了小说《柏林谍影》，几十年后仍被称为间谍小说之首，他笔下的特工乔治·斯迈利不修边幅、克制冷静，却是魅力不输邦德的经典形象。

　　勒卡雷的另一部杰作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这本书的构想来自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冷战初期英国秘密情报局有四人被发现是苏联间谍，其中一位名叫金·菲尔比的传奇间谍叛逃苏联后，告发了勒卡雷的间谍身份，让他被迫退出了军情六处。

　　勒卡雷笔下的间谍与潇洒无缘，终生被困在组织的谎言与背叛中，他的文学经纪人约翰尼·盖勒说，“勒卡雷定义了冷战时代，无畏地对权力说出了真相”，这一点，他和康纳利很投脾气，来自底层的康纳利从没习惯过007身上的上流身份，这也是他最后辞演的理由，“要是除去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不过是个平庸的英国警察罢了。”

　　勒卡雷

　　如今，风流的邦德和沉默的斯迈利终于能好好聊聊了。

6

　　迷津老友

　　“竭力尊重有能力的人，而让没有能力的人滚蛋；任何行业，只把眼光盯住龙头老大；剔除没有激情的人；将员工的学习与晋升直接挂钩；管理越少，成效越好；态度决定一切。”

　　以上是通用电器前CEO杰克·韦尔奇贡献给世界的企业管理金句，2001年，他自传的中文版面世，二十年来被无数中国企业家翻开又合上。

　　韦尔奇（中）

　　1981年，杰克·韦尔奇成为通用电气第八位首席执行官，当时这家拥有40万员工的百年老店危机四伏、效率低下，一个员工买一副劳保手套竟要七个人签字批准，韦尔奇把部门经理召集到一起开会，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的公司能否在全球竞争中排到第一或第二？”

　　然后，他把否定回答的公司全部裁掉，共涉及11万人。执掌通用电气二十年，韦尔奇让公司收入增长了五倍，市值从140亿美元上涨到4100亿美元，是21世纪初世界五百强之首，他也在退休时获得了4.17亿美元的天价“遣散费”。

　　当年退休前，杰克·韦尔奇来中国开拓市场，在上海投资了10个项目，他对记者说，“我20年来一直往那儿跑，而我每次到那儿，都会笑话自己上次来时知道的那么少。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我搞不懂，这也许是我要退休的原因，该由别人把它搞懂。”　

　　要论搞懂中国，比他大五岁的傅高义更有发言权。1979年，他的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分析了日本的崛起，此后他开始研究中国，写下了那本著名的《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的父母是犹太移民，来到美国后经营童装店，大学毕业后，傅高义在美国陆军服役了两年，然后到哈佛攻读社会学博士，他的研究方法是学习对象国的语言、文化，深入其普通人的家庭，实地感受，这样的研究态度已经失传于美国年轻一代的中国问题学者。

　　九十年代，傅高义担任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他曾带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对华政策主导者访问中国，写了一本名为《与中国共处》的书，讲了两国的分歧和共同点，以及如何通过合作克服分歧，直到现在仍对中美关系有重要影响。

　　作为中美关系从敌对到友好的见证者，傅高义总是强调了解他人的重要性，“只有真正理解他人，才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学者”。

　　斯人已逝，这两位有人情味的老朋友用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文明本就是一场无尽的对话。

7

　　孤山归土

　　1949年，4岁的阮次山随父亲离开老家广西，跟着败退的国民党一路到了台湾。长大成人后，他听不惯国民党党工父亲对老蒋的歌功颂德，两人经常为此争吵。

　　在白色恐怖下长大的阮次山“逃到”美国留学，日渐萌生对大陆的好感。1980年，34岁的阮次山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所在公司的总经理是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同事看到阮次山老是得罪这位专横的总经理，就悄悄跟他说，“你不要命了吗，这个太子抽屉里有枪，他火了，干掉你就像干掉一只蚂蚁。”

　　几天后，阮次山就带着老婆儿子远走美国，临到机场还提心吊胆，就此开始在海外办报的岁月。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他在希尔顿酒店接待了祖国的奥运代表团，有团长何振梁和女排教练袁伟民，他对在现场拍照的台湾特工说，“别拍了，我主办的”。

　　两年后，阮次山第一次到大陆，走在长安街上，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终于回到祖国了”。

　　2001年，阮次山成为凤凰卫视的首席评论员，和世界各国的领袖拉家常式的对谈了十五年，有人说他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国籍是美国人，他说，“我的老祖宗是中国，如果你要逼我到墙角，说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那我当然是中国人，我虽然不在国内体系长大，虽然拿着美国护照，但这不影响我爱自己的祖国。对国家的感情，不会因为你在哪个空间而不同。”

　　今年5月17日，73岁的阮次山在台中逝世，九天后，另一位传奇华人何鸿燊也走完了自己九十八载的“豪赌”人生。

　　同事刘春在缅怀微博中写道，“阮次山兄，你我一见如故，你爱国，多褒奖；我爱国，多批评，我俩从未红脸。长歌当哭，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阮次山说过，“面对一个人追悼死亡的时候应该说，他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二位先生，你们都打了一场荡气回肠的仗。

8

　　余音回响

　　1958年5月1日，北京上空首次出现电视节目信号，当时全市只有50台电视，屏幕上时年25岁的沈力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在近两年时间里，中央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只有沈力一名播音员。

　　东方卫视的新闻评论员骆新说，“沈力是第一个把调门降下来的主持人”，调门降下来才能平视，也才有了后面那些关注民生的节目。

　　沈力对初次看到赵忠祥照片记忆犹新，“虎头虎脑的，脸长得方正，眼睛又大，太符合那个年代的审美标准了。”1959年，17岁的赵忠祥从学校被挑到北京电视台，成为新中国第二位播音员。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赵忠祥作为随行记者赴美报道，他是第一个走进白宫的中国新闻人。第二年，台里买进了纪录片《动物世界》，赵忠祥给它录了几期配音，渐渐成为《动物世界》的专职配音。

　　在那间小小的配音室里，赵忠祥走进了动物的世界，他觉得自己理解了凶猛的狮子，也理解了活到七老八十还要带全族老小长途跋涉找水的非洲象，很多看《动物世界》的朋友都有这种体会，不看屏幕只听声音也能浮现出广袤无垠的草原和成群结队的斑马。

　　《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如此回忆与沈力的最后一面，“我说：‘沈老师，过一段时间再来看望您！’沈老师用目光道别，静静的。”

　　今年初，倪萍也到医院见了老搭档赵忠祥最后一面，千钧话筒一壶酒，荧屏夜雨十年灯。

9

　　客从何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在台湾生活了七十年的郝柏村，一口苏北口音始终未改，19岁时，他到南京报考军校，被录取为黄埔第十二期炮科生，广州战役中，郝柏村负伤挂彩，直到晚年在医院照CT时才发现头骨上嵌了一块细小的弹片。

　　九十年代，以郝柏村为代表的外省派和以李登辉为首的本省派展开政争，为了对抗台独，郝柏村批准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并与大陆的海协会举行了两次“汪辜会谈”，达成了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

　　退役后，郝柏村六次率子孙回乡祭祖，江苏盐城郝荣村的孩子们围在他身边，好奇地看着这个满口乡音的老头，“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今年3月30日，100岁的郝柏村在内湖三军总医院离世，四个月后，和他斗了半辈子的岩里政男也在台病亡。

　　郝柏村说过，“我郝某人，一生一世，就是个中国人。我和‘李大总统’不同，他在‘先总统’面前说自己是中国人，如今不说了。我过去说，现在说，将来直到我死，我仍然说，我就是个中国人！没错，我半生都在跟老共斗，现在依然不认同他们。但怎么看老共是一回事，支不支持统一又是一回事。我生在中国盐都，学在中国南京，长在中国湘、桂之间，服役在中国台湾省，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的祖国，我不愿意到死的时候，却躺在另一个所谓‘国家’的土地上！今日，我回家去探望桑梓故土，这是我，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自由与权利。那些呛声的人，他们连祖宗都不认了，我有什么理由在乎他们？””

10

　　漫长告别

　　谢园是个演员也是位老师，当演员时赶上了第五代导演创作激情最火热的日子，跟陈凯歌在云南深山拍过《孩子王》，这是让他最难以忘怀的电影，“我很有幸的拍了一部最纯粹的电影《孩子王》，尽管后来我也拍了很多糟糕的电影。一整部片子都在进行真诚的自我忏悔，每个人都有责任，都该负责任。”

　　激情过后，名利纷来，谢园不想沉沦，“芝麻已经开不了那扇门了。这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了”。

　　别人拥抱商业，他返校任教，在课上给学生放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教出了《士兵突击》的邢佳栋和金鸡奖影后余男，和老友梁天参加综艺节目时，谢园的名人模仿总能点燃全场的笑声。

　　谢园的离去让大家悲伤，他若泉下有知，肯定会自责没和大家好好告个别，就像先他几个月离去的印度同行伊凡·卡汉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说的，“人生就是不断地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你们好好告别。”

　　2020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它短暂又冗长，魔幻又真实，让我们体验到了几十年都难遇的历史奇观，为了不负这一年的悲喜哀乐，我们应该在新的一年走得更远。

　　借用王朔的一句话，往前看，指日可待；往回看，风驰电掣。祝大家新年快乐！

　　END

　　本文作者：东木褚，血钻故事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