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代表清政府出使欧美的美国人——从蒲安臣看晚清中美关系（上）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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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安臣作为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以及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第一个出访欧美的外国使团有着非凡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封贡体系外交的彻底瓦解和中国走向近现代外交的第一步。

　　蒲安臣是晚清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他是美国驻华公使，又是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蒲安臣签订的《蒲安臣条约》可以说是晚清历史上一个相对平等的条约。这个条约在劳工、留学等方面对中美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蒲安臣

　　1867年，清廷做出一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决定：派出蒲安臣作为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去访问欧美国家。他为什么能够被清政府选中？蒲安臣到底是什么人？1868年，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Mission)，这个条约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它又对晚清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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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安臣的生平

　　1820年蒲安臣出生于纽约新柏林的一个小城，他的家庭是一个贫穷虔诚的基督教家庭。蒲安臣很小就随父母搬到了俄亥俄州，后来又移居到了密歇根州，当时这两个州都是边疆拓荒之地，他在道德上的高标准和政治上的理想主义，都是他在美国边疆生活的时候培养出来的，这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活很有影响。蒲安臣在学习方面很有天赋，小时候便能轻易记住圣经里的句子并很好的运用，后来考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1846年在波士顿当律师。蒲安臣在马萨诸塞州同简·利弗莫尔（Jane Livermore)结婚，这场婚姻为蒲安臣进入波士顿上流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在蒲安臣的政治生涯中，他要“捍卫”的主要原则思想是主权、正义和人道主义。甚至当他还年轻的时候，其书信和演讲中就满是“良心” “人类” “道义”和“文明”这些词语。在他成为一个政治家以后，他坚决反对蓄奴制度的，且通过自己过人的胆识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政界新星。林肯担任总统后，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地利大使，可是奥地利政府却以蒲安臣同情匈牙利革命、支持撒丁尼亚独立为借口加以拒绝。林肯就改派蒲安臣去北京担任驻华大使，蒲安臣于1862年7月来到北京。

　　蒲安臣来到北京的时机并不是很好。首先，当时的清廷对于与外国人打交道还不是很上心，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才设立了一个外交机构—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这也只是个临时机构没有法定地位，官员也只是来自其他部门的，没有特派的。其次，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事务也没有很上心，美国使团的预算也少得可怜。最后，蒲安臣来中国之前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驻华公使，但是，他在给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的信中接受任命时写道：“尽管我并不是那么自信地接受我的新任命，但是还是非常愉快，因为这是一片新天地，并且我还年轻。”后来的事实证明，蒲安臣确实做的不错，因为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官。

　　丁韪良及其译著的《万国公法》

　　蒲安臣在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期间，积极推行“合作政策”。对于蒲安臣来说，“合作政策”意味着大英帝国、美国、法国、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协商合作，保证争端的和平解决和中国的逐渐发展。蒲安臣不像其他外交官一样，他本人在尽心竭力地推行这个政策。后来蒲安臣成为了驻华公使中的领袖人物，他时常告诫其他公使不得干预清廷内政，因此他和皇帝成为了好朋友，在1867年准备卸任驻华公使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重要机会。清廷准备派出一个外交使团去与世界打交道。但是，清廷内部还是充斥着“天朝上国”的思想，他们还在纠结礼仪问题。虽然如此，清廷还是意识到派出一个外交使团的必要性。简而言之，就是清廷赞成派使团出国，但是没人有资格带队。后来总理衙门负责人奕找到了一个权宜之计：或许一个外国人可以代表中国。结果，最为合适的人就是蒲安臣了。1867年11月，蒲安臣决定辞去驻华公使的职位返回美国。当时为蒲安臣做翻译的丁韪良（美国传教士）后来这样形容告别场景：在辞行谈话中，蒲安臣告诉东道主，即使他走了，仍然能够通过“纠正偏见”为中国效力。恭亲王回答，“在那一方面能做的太多了”，并且问道，“阁下是否取道欧洲？”蒲安臣做出肯定回答后，恭亲王请蒲安臣在巴黎特别是伦敦的“朝廷”面前尽力。平常谈话最多的文祥解释说，恭亲王的意思是问蒲安臣是否愿意做中国的公使。“如果有可能”，恭亲王插话道，“一个公使能为两个国家服务的话，我们十分愿意阁下做我们的使者。”蒲安臣也认为这是让自己名流千古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的曲折，蒲安臣成为了清廷派出的中国使节。

　　1868年2月25日，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在蒲安臣这个美国人的率领下从上海虹口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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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安臣条约》

　　1868年2月，蒲安臣带着中国使团出发前往美国。恭亲王声称美国之所以是使团出使路线的第一站，纯粹是因为蒲安臣是美国人。但其实更大可能性是清廷觉得出使美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可以为以后做比较好的铺垫。

　　蒲安臣的使团，1868年

　　在美国，蒲安臣的使团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蒲安臣向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提交了一份国书，然后又签订了一份条约即《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也是清朝在19世纪唯一的平等条约。19世纪的清廷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想法之中，很多事情他们不屑与洋人交流合作，蒲安臣在签订这个条约之初，清廷也是十分恼怒的，但是知道了具体内容之后觉得还是比较合理，便放心让蒲安臣继续做事。

　　1868 年中美《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抄本）

　　自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兴起，华人开始大量前往美国，美国特别是西海岸一带对华人存在广泛的歧视。美国驻华使团秘书和翻译卫三畏在1868年7月给蒲安臣的报告中写道：“如果在华美国人受到1855年以来在美华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十分之一，（中美之间）肯定早就爆发一场战争。”蒲安臣亲眼看到了在美华人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所以，在《蒲安臣条约》的第一条就明确要保护在美华人，条约还为华人提供了联邦法律的保护。条约中还涉及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自由移民问题、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主权、两国可设立学堂、两国通商自由等等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条款。

　　可以说，蒲安臣在美国的外交是成功的。清廷获得了美国政府不干涉内政的保证，美国政府获得了在华传教和招募华工的自由。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将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相继告诉了英法等国。自此《蒲安臣条约》算是给中国以及美国都带来了好处，使两国的国家利益都得到了保障。

　　马克·吐温在《纽约论坛报》上将《蒲安臣条约》称为“或许是尚有待于受到人们推崇的最全面、最无私、最广泛的条约”。显然马克·吐温给予了《蒲安臣条约》极高的评价，但是我们确实不能否认这个条约本身的突出贡献和重要地位。《蒲安臣条约》至少反映出中美两国之间做出的共同努力，以及两国共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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