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和《彭博新闻》主编：为什么新冠大流行暴露了西方的弱点？_风闻

为什么新冠大流行****暴露了

西方的弱点？

By | Eric

为什么新冠大流行暴露了西方的弱点？

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本新书，这本书在 Amazon 和 Google 上的评分都很高。纽约时报的书评认为此书“内容翔实地分析了现代政治历史”。两位作者，John Micklethwait 曾是“经济学人”杂志的主编，目前是 Bloomberg News 的主编；另一位是 Adrian Wooldridge，他是“经济学人”杂志的专栏作家和编辑。他们合作的这本书叫 “THE WAKE-UP CALL：WHY THE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WEST, AND HOW TO FIX IT” （起床号，为什么这次大流行暴露了西方的弱点，以及我们如何补救）

英美在新冠疫情上，百万人死亡超过 600 人（美国接近 700 人），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典等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死亡率。而加拿大百万人死亡只有 260 人，德国 100 人。东方则要好一个数量级，韩国 9 人，日本 13 人，新加坡 5 人，台湾 0.3 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段删减31字）。简单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新冠作为一个全球性危机的挑战前，西方完美地败给了东方。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我必须澄清一个经常被误解的观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但本书提供的数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段删减61字）。事实上本书认为，抗疫成功国家和失败国家之间的区别，在于政府的行政能力，而不是政治制度。

欧洲从 17 世纪开始崛起的过程，尤其是国家能力崛起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各国政府的行政，包括税收能力，组织能力，资源调配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综合上升。在 30 年战争签署的 WestPhalia 条约之前，欧洲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贵族主权是不分的。国家政府能力远不及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和钟国。但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政府彻底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束缚，放手开始管理自己的国家。欧洲国家的政府能力在各国之间的竞争中得到了飞跃般的发展 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欧洲最终碾压般的摧毁了曾经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钟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欧洲的政府能力远超过传统帝制下的政府，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日本和清帝国之间的竞争中。

但同时应该看到，西方政府面临的竞争，不仅仅来自外部，那样的话他们很可能成为一个斯巴达式的独裁政府。但在这个时期，西方的思想家开始考虑国家的性质，从 Hobbes 的 Leviathan 到 John Locke，Adam Smith，David Hume，John Mill（包括其教父 Banthem），Jean Rousseau，Thomas Paine 等等，从寻找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开始（因为这个时候君权神授消失了，他们必须去寻找政府的合法性论证），论证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给予国民的自由权力（右派）和安全保证（包括福利，左派）。共和国思想第一次在美国得到了实践，开启了现代民主共和国形态的西方国家。这使得西方政府不仅仅要面对来自外部的国家间竞争的压力，还必须面对来自内部利益集团和民众利益需求的压力，逐渐形成了一种即有国家动员能力，又保持了民主制度的现代政府形态。西方国家政府的能力在不到 400 年的时间里，迅速地增长和成熟。最后是西方将绝大多数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文明。

在自由主义和 William Gladstone 首相（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英国首相）这一类政治家主导的小政府思想的影响下。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大量社会问题，对外的扩张成为各国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救命稻草。这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战后，西方各国都开始考虑社会公平的问题（美国则是从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就开始扩张政府的福利功能），福利国家的形态开始逐渐显现。到了 60 年代，可以说是西方政府最鼎盛的时代，政治家们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完全可以给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收入也不错，和同级别的私有公司管理者相当。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还是民主党的肯尼迪，都在大力扩张政府的权力。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则开始了著名的“伟大社会”运动。约翰逊总统在 1964 年说，“我根本不想听谁告诉我，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和强大的国家，我们什么都能做到。”

让我们回到国家诞生的最初，也就是那些政治哲学家们开始思考国家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认为政府的公权力来自每个公民让渡了一部分自己的私权，他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需要这个国家形态来为老百姓提供安全和最大幸福。但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人的需求是无穷和没有上限的。当我们的政府登上了某个成功的领奖台之后，下一个目标和挑战就开始等待着这个志得意满的政府去完成。最初的 Leviathan 只保证了一个社会的安全和公正，而现代的一些西方政府已经开始保证 ”从襁褓到坟墓“ 的一整套社会福利。与此同时，60 年代的经济凯恩斯主义也开始显现出包括经济滞胀在内的严重问题，英国一半国家收入被用于公共领域，1/3 的人口为政府工作。英国的工党政府甚至开始向 IMF 乞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两位西方领导人。

他们俩都可以说是大政府主义的坚定的反对者，他们也都是凯恩斯的老对头 Friedrich Hayek 的信奉者。Hayek 的继承者，芝加哥学派的 Milton Friedman 曾经说过”如果让联邦政府去管理撒哈拉沙漠，五年之内，连沙子都会出现短缺。“

撒切尔和里根通过降低税率，私有化和去管理化，使得西方世界出现了新的活力。到了 90 年代，大家似乎有了一种新的希望：贸易，科技和金融，可以将世界整合起来，并同时限制各国政府的规模。也就是，私有制下的市场，可以提供原本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似乎里根和撒切尔真的让西方的政府规模受到了抑制。但真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宣传效应，大于真实的改变。

撒切尔夫人在位 11 年，仅仅将英国的公共开支从 GDP 的22.9% 降低到了 22.2%。而里根的减税政策，并没有真实地降低美国政府的社会开支，而仅仅是增加了负债。在他们下台之后不久，2000 年以后，无论是英国的公共支出还是美国的政府预算，都出现了大幅上涨，为政府工作的职员和承包商增长速度更快。撒切尔和里根都致力于为企业和公共事务”去管理化“。但在他们之后，各项管理条例出现雪崩式的增长。

1984年6月5日，美国华盛顿：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

于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出现了某种僵局。左派不断在试图扩大政府对社会的影响，制定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条例，他们奇怪地认为，解决政府过大的途径，就是我们建造一个更大的政府；而右派则集中精力在减税上。右派只给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减小政府，将一些重要的社会职能，如公费医疗，教育平权等推给社会。他们甚至开始和社会现实脱离，开始逃避考虑贫富不均的问题，继续给富人减税。如宗教般地信仰某一天，社会问题突然就神奇地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解决了。但现实却是，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糟糕。

于是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一方面，由于右派和传统自由观的影响，大家都觉得”大政府不是好东西“。但另一方面，政府却不得不为了应付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变得越来越大。谁不向选民承诺要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无法触摸到权力本身。Friedman 在临死前，在 2004 年写道：” 二战之后的西方社会，是大家都向往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干的是自由市场；而现在，大家都在谈自由市场，而实际上干的是社会主义。“ 紧接着，发生了 2008 年金融危机。

在全民都抱怨资本家和金融家的贪婪导致了这场金融灾难的时候，没有人还能继续为减少监管找到理由。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也越来越显示出财富集中效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时候，西方却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自己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我们的民主政治寻找到了一个简单有效的突破口：

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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