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皮尔卡丹、中国初代模特队、崔健和马克西姆_风闻

　　作者：大碗科长

　　就在所有人都期待着2020年平安滚蛋的最后几天，98岁的皮尔卡丹和86岁的傅聪前后脚离世了，在已经不熟悉他们的中国，引起了一番争论和怀念。

　　在此之前，皮尔卡丹又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耳边，是抖音「一哥」罗永浩又起风波，卖了假羊毛衫，牌子就是「皮尔•卡丹」。

　　上一次皮尔卡丹有这样的曝光度，还是 1994 年的春晚上，范伟演赵本山的便宜儿子，告诉其试穿的是这个法国品牌，老赵提了提裤子，打岔道：「啊，可不卡裆咋地」。

　　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和他组建的新中国第一支模特队，留下了不止是传奇。

　　1978 年的一天，一个老外身穿黑色毛料大衣、脖子上随意搭条围巾，手插在兜里，气宇轩昂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街上所有的人都在以看外星人的神情看着他，这是皮尔·卡丹第一次来中国。

　　皮尔·卡丹似乎和中国很有缘分，1949 年，就在新中国成立之时，皮尔卡丹离开了克里斯汀·迪奥大衣和西服部的负责人的工作，用全部的积蓄在里什庞斯街买下了「帕斯科」缝纫工厂，并租了一个铺面，独立开办自己的公司，并很快成了举世闻名的服装设计巨匠。

　　1959 年，新中国十周年大庆之时，卡丹也玩了一个大的，他于 1959 年在巴黎春天百货公司推出了自己的成衣系列，此举显然打破了当时巴黎时尚圈「高定为王」的传统。

　　皮尔·卡丹说过：「当我还在迪奥做设计师时，我便立下诺言：等到自己创业之后，我的服装兴许能 够穿在温莎公爵夫人身上，而同时连她的门房也有能力购买。」他做到了，也让自己被法国高级时装商会除名。

　　和新中国一样，卡丹从美苏争霸中寻找到了机会，受到太空探索下几何轮廓的启发，开启了自己充满未来主义的设计。几何、太空、立体是他的设计语言，塑料，银和乙烯基等材料是他的服装面料，正如他著名的「泡泡裙」一样，他的设计充满了科技感和流畅度，他也由此被称作「未来时尚大师」。

　　1976 年 1 月，文革即将结束，中国轻工业博览会在巴黎举行。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韩铁城第一次见到了 皮尔卡丹，韩铁城知道，眼前这个老头刚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被美国人称作「本世纪欧洲最成功的设计师」，但他不知道的是，从他开始，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改变。 

　　第二天，韩铁城带着同事去拜访了皮尔卡丹，他们的目的是把展览的地毯卖出去，当时地毯厂的心理价位是 30000 块人民币，这差不多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北京市民 30 年收入的总和，而皮尔卡丹给了50000元。

　　皮尔 · 卡丹有一句名言，后来被广为传颂：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就是给每个人衣服上钉上十颗纽扣，那也是很大的市场啊！ 

　　几天后，皮尔 · 卡丹打电话邀请韩铁城去协和广场的马克西姆餐厅吃饭，并正式提出，希望韩铁城能帮助他访问中国。韩铁城当场答应，没想到回去汇报时，却被领导一顿训斥：社会主义的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奇装异服！

　　结识韩铁城两年之后，1978 年，皮尔 · 卡丹终于得以游客身份进入中国——他带着公司的设计和模特，组织了一个旅游团到北京去“旅游”。北京的一些官员接到消息，“一个法国裁缝”来了。

　　能来中国，皮尔卡丹很兴奋，当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却有点失望，他回忆说:「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穿灰的衣服.黑的衣服.或者绿的衣服.--我感觉就像被一座灰的墙给包围住了一样。」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比皮尔·卡丹早来几年，在他的镜头中，铁路道口，蚁群一样涌动的人流只有蓝、白、灰三种颜色。人们表情木然，大裤管和没有腰身的灰蓝制服，包裹在东方女人瘦削的身形外，随风鼓荡。

　　第一次来中国旅游的时候，皮尔-卡丹觉得中国人的身材都很娇小，所以这次带来的衣服尺码都不大。可眼前的秘书小姐虽说个头不大，身形却较胖。她起初犹豫要不要试，卡丹忙说不要担心，试一下吧，即使不合适，可以在一天之内修改好。

　　可当秘书将外衣脱下来的时候，卡丹惊呆了。女秘书外衣里面居然穿了薄厚不一的八件衣服：红的、黄的、蓝的，各种颜色的……原来，她不穿这么多衣服的话，身材还是很纤细的。当秘书小姐换上卡丹拿出来的衣服时，在座的人都被她的美丽惊呆了。

　　精明的他很快看到了商机，他登上了长城，并认为自己也会登上事业的长城。皮尔卡丹女装部经理的玛丽斯·加斯帕德曾在1979年登上长城翩翩起舞，作为第一个登上中国长城的外国模特，玛丽斯七彩的裙摆仿佛叩开了中国人按捺许久的时尚心扉。

　　皮尔 · 卡丹首次中国之行留下一句名言：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就是给每个人衣服上钉上十颗纽扣，那也是很大的市场啊！ 

　　卡丹回忆说：「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去看不同的工厂。中国老百姓非常容易相处。跟他们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很明确的答案。一杯酒下去就会坦露心声，就成了朋友。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我很像马可·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

　　当时的中国，急需扩大服装出口以赚取外汇，但跟世界隔阂太久，中国服装界对西方的流行趋势一无所知，很需要皮尔·卡丹带来的最新知识。

　　1979 年 1 月 28 日，邓公开始了为期八天的美国访问，大大方方地戴上了两名女骑士送来的白色牛仔帽。这个象征性的细节，不仅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热烈报道，它也让这场行将夭折的演出柳暗花明。

　　牛仔帽是一个符号，是一种政治隐喻。对此，国内官员心领神会，他们一改拖沓和观望，迅速准许了这次演出。

　　与此同时，一些限制性要求也出现了：演出不报道、不宣传，「尽量低调」；不对公众开放，仅限外贸界、服装界官员及专业人士进行「内部观摩」；各单位在发放门票时，应严格把关，挑选「思想素质过硬」的观众……此外，原定在北京举办的三场演出，也被一分为二：北京首演之后，另外两场演出将在上海进行。

　　新华社记者李安定记得，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了皮尔·卡丹和伸向观众席的天桥。据他描述，8 名法国和 4 名日本模特穿着奇装异服，穿梭往返，彼此「眉目传情，勾肩搭背」，一名金发碧眼的女模特，扭着胯从台前返回，突然停下来转向台边，撩起长裙的两襟，露出只穿着窄窄三角裤的身体，「顿时，台下的观众几乎都向后仰身，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

　　「那里面实际什么都没穿嘛，上面什么都没有，乳罩都不戴。」李安定坐在沙发里，扬起双手模仿当时观众的惊诧，「『噢』，人就像浪打来一样，整一排都要倒掉了。」

　　另一位在场观众的回忆更为细微：「那些女模特出现时，我产生了一种晕眩的感觉。……坐在我附近的观众，也一个个脸色严峻，表情变化得很厉害……」

　　路透社这样描写道：「尽管那些观众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但走出民族文化宫时，男人们大多解开了风纪扣。一些胆大的姑娘更把裙子提了提，露出雪白的膝盖……」

　　李安定原本打算报道卡丹的第一次时装表演，但第二天《参考消息》转发了香港左派报纸的评论，题为《外国人的屁香》，不仅报道无法发出，卡丹接下来在上海的表演也被取消。

　　就这样，皮尔卡丹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无疾而终了。

　　回到法国后，皮尔卡丹念念不忘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要在中国寻找模特，推销自己的衣服，而这件事，非得是中国人才能办得好。1980 年，在法国大皇宫举行的世界现代艺术博览会上，皮尔卡丹认识了保加利亚功勋艺术家、世界知名壁挂艺术家万曼，和他的妻子，来自中国的宋怀桂。

　　宋怀桂才是真正「乘风破浪的姐姐」，父亲宋荔泉是蒋经国同事，抗战胜利后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做总经理；妈妈李镜芳，金陵女大毕业，也是个神奇女子，据说连同何应钦相亲也不干。

　　李镜芳有个很有名的学生叫荣高棠，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创建者之一，长期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主任就是贺龙元帅，据说，宋怀桂小时候看体育比赛，都是和周总理、贺老总一起的。17 岁那年，宋怀桂考入中央美院，她的同学兼闺蜜，叫邓林。

　　在美院，宋怀桂结识了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两人很快陷入爱河。在校大学生的涉外恋爱，在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学校甚至正式发函给保加利亚使馆，要求他们阻止万曼与宋怀桂的交往。 

　　宋怀桂干脆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们的相恋过程及结婚请求。在总理的首肯下，1956 年新中国第一例经过正式批准的涉外婚姻就此结缘。

　　皮尔卡丹对宋怀桂跨越中欧的文化背景和工作能力大加赞赏——用他的话说，就是把宋怀桂扔到沙漠里，她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在皮尔卡丹的邀请下，宋怀桂成为“皮尔· 卡丹”品牌的亚太区首席代表，宋怀桂回到了中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始为皮尔卡丹寻找中国模特。

　　1981 年，宋怀桂去北影厂寻找个子超过 185cm 的年轻人，彼时她任皮尔·卡丹中方代表，要在数月内寻找一批内地青年，为 10 月北京饭店的卡丹大秀担当模特。这听似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贡海斌从小也是见多识广的人物，他的父亲曾是北京最大的面料商，母亲是一位擅长剪裁传统旗袍的著名裁缝，60 年代初，母亲经常被邀请去中南海舞会，帮着修改女士们的旗袍。那个时候的贡海斌，白净秀气，也常被母亲带进中南海，被总理摸摸头，和主席拉拉手，见的都是大世面。可是第一次见到宋怀桂，贡海斌依然惊为天人：

　　红色羊绒披肩，里面是黑丝绒衣裳，鲜红的口红，画眉描眼，高跟鞋。我长这么大，北京城里没见过这么讲究的女人。 

　　宋怀桂告诉在场和三位青年演员贡海斌、张铁林、方舒，身边的这位皮尔 · 卡丹先生是法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正在筹备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时装模特队。

　　贡海斌不明白什么是时装模特。在整个国家都只能穿着黑蓝绿的年代，不仅「时装模特」一词根本不存在，连展示形体的行为在一些人看来也与妓女无异，在新闻报道中，「模特」更是语言的禁忌。

　　张铁林和方舒拒绝了宋怀桂的邀请，在他们看来，这都不是正经人干的事。

　　贡海斌同意了，因为「我觉得时尚很伟大。」

　　贡海斌也曾像一位少爷一样，白净清秀，穿双排扣的小列宁装，小学与刘少奇的女儿同班，同在北京实验二小，直到那场浩劫到来，父母被红卫兵带到了河北石家庄附近劳改，年满 17 岁后，贡海斌分配到西单洗染店。

　　1980 头上，中国仍处于文革尾声的转变阶段，青年人除了打架也不知道干什么，成群背着绿书包，书包里放着一块砖头或者菜刀，看谁不顺眼就打起来了。贡海斌不爱参与。

　　贡海斌小心翼翼地收拾自己，小心翼翼避开话柄，直到有天在西单看热闹，提着的塑料袋破了，当中饭的馒头滚在地上，他臊极了去捡的时候，被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看到，借调过去拍了一部电影。

　　不拍戏的时候，他就得回染坊了，回到他待了八年的四五十摄氏度蒸汽氤氲的房间里。他对日复一日的工作感到茫然。

　　宋怀桂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可能。于是，他白天上着班，晚上点半去鼓楼的排练教室跟着教练学习走路，他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和一群来自菜场、毛线厂、北影、大学的高个子可以如此优雅。

　　训练才十天，单位发现了，把贡海斌发配去西四环的蓝靛厂烧砖。「领导的意图就是要我接受艰苦的劳动改造，因为我追求外在美，那时候是浅薄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白天和黄泥制砖，4 点半下班，洗把脸，换上塑料袋里带去的干净衣服，乘三趟车去鼓楼训练。支撑着他和他的同伴们的，是每天晚上 9 点下课，大家刷刷刷走过鼓楼东大街时候的光彩照人，他们觉得，自己简直是全北京最迷人的一群人。

　　宋怀桂告诉他们：你们和未来的中国人，都会变成这样，这是生活之美。

　　寻找模特这件事，还只能悄悄地进行。不管是走在马路上，还是去银行办事，宋怀桂都会随时留意那些身高和外形条件符合的年轻人。伍荣威见到一袭红衣的宋怀桂时正是中国银行的柜员，女工孙幼婷在北京电影学院大门口第一次听说了时装表演，漆雕工人杨伟在鼓楼的大厅外撞见红上衣、绿腰带、花布鞋的宋怀桂，心想「哪里来的妖婆子。」

　　后来蜚声海外的名模石凯，15 岁的时候坐在北京饭店咖啡厅一个谁也看不见的角落里，从卫生间返回时，被宋怀桂和卡丹发现，贡海斌走过来告诉她，「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先生看上你，说你很适合做他的服装模特。」石凯不明白他的意思，「懵了」。宋怀桂和卡丹又走来详细地解释，「我真的没有听懂，后来觉得可能像一个舞台戏剧服装的哑剧。我当时觉得很可爱。」石凯说。

　　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姑娘小伙们，白天去上班——有卖水果卖菜的、有织地毯的、有纺织女工，晚上，他们就躲到北京饭店一个会议室，接受来自巴黎的两位专业教练指导。大多数人对家人隐瞒了真相，因为最大的阻力往往就来自家庭——在很多父母眼里，这是“不正经”的“下贱”工作。当时队里最年轻的石凯，后来被称为中国真正的第一代“名模”，那个时候经常听到的，就是父亲的威胁：你要是敢登台表演，我就打断你的腿！

　　1981 年 10 月，宋怀桂策划的皮尔 · 卡丹服装表演在北京饭店正式演出。贡海斌穿上第一套衣服走出去时，激动得眼泪从眼睛里都要蹿出来，走到台前，忘了往回走了。在后台，女模特们则纷纷讨论皮尔 · 卡丹先生是不是有「流氓倾向」——他硬性规定女模特上台不许穿内衣，因为会「破坏服装造型」。

　　那次走秀结束，宋怀桂送给女模特们一人一只口红，姑娘们接过口红，视若珍宝。在此之前，雪花膏是北京能买到的唯一化妆品，她们只能用木炭描眉，用红纸给嘴唇上色。 

　　这群鲜活的年轻人在方寸的T台上走出了自己的青春步伐，走着走着，竟走上了国际。 

　　1985年，包括法国《费加罗报》在内的多家权威报纸报道了一则文化事件。 

　　宋怀桂的模特队第一次被允许出国演出，她带着十二位中国姑娘飞赴巴黎国际秀场，手举国旗，坐在敞篷小轿车里穿过凯旋门，全世界惊异于东方女性的时尚魅力。

　　虽然依旧有争议和谩骂，甚至家人的不理解，但纺织部发现，只要这个模特队展示过的服装，在国际市场上的订货量就会潮水般大涨。用句玩笑话说，这支模特队，已经成了国家的需要。

　　筹备模特队的同时，宋怀桂还要在北京开办一家名为「马克西姆」的餐厅。

　　这家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餐厅，曾经是毕加索等欧洲艺术家聚会的顶级文化沙龙，因此当欧洲报纸得知皮尔·卡丹的计划，纷纷评论说「卡丹一定是疯了。」法国驻中国大使则一脸严肃地劝他「不要做傻事」。

　　但卡丹不仅不打算退缩，还要在北京完全复制巴黎马克西姆的装修和服务，要知道，当时北京甚至找不到施工的材料和建筑师，宋怀桂所领受的使命仿佛天方夜谭。

　　筹备模特队的同时，宋怀桂还要在北京开办一家名为「马克西姆」的餐厅。

　　这家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餐厅，曾经是毕加索等欧洲艺术家聚会的顶级文化沙龙，因此当欧洲报纸得知皮尔·卡丹的计划，纷纷评论说「卡丹一定是疯了。」法国驻中国大使则一脸严肃地劝他「不要做傻事」。但卡丹先生不仅不打算退缩，还要在北京完全复制巴黎马克西姆的装修和服务，要知道，当时北京甚至找不到施工的材料和建筑师。宋怀桂所领受的使命仿佛天方夜谭。

　　此前，北京只有「老莫」（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几家以经营俄式餐品的洋味儿餐厅。而马克西姆的装饰全部原版拷贝自巴黎，可谓极尽奢华。餐厅的壁画中有着不着寸缕的人体画，据说中资方曾专门请示北京文化局和公安局，最后，由一位副总理批准，才得以原样保留。

　　所有厨师在餐厅开业前被送去法国集训，所有法餐食材都直接由法国空运而来；那个年代，贡海斌那时每月工资 16.5 元，而在马克西姆，一桌菜动辄上百。

　　开业后，马克西姆大部分的顾客是外国人，餐厅被戏称为法国第二大使馆。

　　1983 年，宋怀桂成为马克西姆餐厅第一任总经理，她的餐厅也成为了「莫斯科餐厅」之外，北京最时尚的法国餐厅。

　　每当夜幕降临，黄油、面包的香甜气息在空气里发酵，酒杯碰撞的清脆声响飞来飞去，时而激情时而温柔的黑白琴键敲打着玻璃窗……电影人、音乐人、诗人聚在这里高谈阔论，马克西姆几乎成为了皇城根下」小资「生活方式萌芽的小据点。 

　　在这里，艺术远离了政治，真实抛弃了谎言，一切都美好得近乎不真实。

　　在马克西姆玩儿的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涉外的小圈子，成天在她那儿玩。中间的地毯掀开，就是舞厅，还是毛头小伙的崔健，在这里的舞台，横空出世地第一次唱出了《一无所有》。

　　崔健组了一支 ADO 乐队，经常去马克西姆演出，因为那的外国年轻人都能听懂这种音乐。在觥筹交错之间，崔健唱着自己有力量的歌曲，唱着自己写爱情的歌曲，台下的年轻人跟着跺脚，声浪大得经理都不敢靠近。

　　据说，那首《花房姑娘》就是崔健给餐厅老板娘的少东家，宋小虹姑娘写的。 

　　宋小虹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走路有点问题。崔健想了很多办法帮她治疗，请了一堆按摩师、气功师、中医，最后也没有治好。

　　除了崔健，汪峰在这给外国人拉过小提琴，和鲍家街一起在马克西姆演出，得到了在场一众老炮们的肯定；黑豹、唐朝和天堂也是马克西姆的常客。

　　姜昕在她的自述文字中回忆，马克西姆和后来的外交人员俱乐部，是摇滚乐在中国最初的圣地。当时有句戏言：「摇滚并不接近人民，摇滚只接近马克西姆。」

　　姜文和刘晓庆，也是马克西姆餐厅的常客。刘晓庆说：「我们有时间就聚在这儿，当时我们每月只有 50 元工资，都是她招待我们，不仅招待我们，还派车接……她是我们很好的朋友。」

　　姜文有几年过生日，都连续在那开趴儿，那时候刚拍完《芙蓉镇》的姜文特别喜欢宋晓泓的女儿马丽娜，总说，他想要个洋娃娃一样的混血小孩，后来，他果然拥有了一个。

　　张艺谋常携巩俐出席派对，张国荣在马克西姆度过了最后的跨年夜，当日和崔健、邓光荣(《阿飞正传》投资人) 等人在餐厅留下合影。照片今天还挂在餐厅墙上，那是他在北京最后的留影。

　　尊龙留在马克西姆的照片很多，有一张他拉过宋怀桂的手臂，作势要咬，她笑得像个母亲。

　　宋怀桂很喜欢尊龙。可能因为尊龙是个『有点怪』的人，他从小在香港学习京剧，后又去了美国，像是个没有家的流浪小孩。

　　阿兰•德龙的50岁生日也是在马克西姆过的，他与宋怀桂坐在中法国旗前面，被黑衣保镖簇拥着，台下尽是相机和话筒。德龙突然说：“既然我50岁，餐厅放进50个客人，就关门谢客吧。”宋怀桂轻巧应付：“我们中国人有个传说，生日时客人来多少，过生日的就能活多少岁。”后来餐厅挤进了太多人，马克西姆都快爆了。

　　著名导演贝托鲁齐看见她就乐了，「忽悠」她去《末代皇帝》客串：我给你在《末代皇帝》里找了个角色——裕隆太后。我看过你的照片，你简直跟那个太后一模一样。于是，她就真在这部斩获奥斯卡多项大奖的巨制里饰演了“裕隆太后”。

　　「全北京只有两件事没变，一个是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像没变，还是一个就是马克西姆的装修没变。」2006 年，当宋怀桂去世时，崔健在追悼会上深情的说，而庇护他们的人和时代，也变了。

　　Female drivers

　　就在皮尔卡丹来中国的1978年，傅聪在英国见到了考察的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吴祖强，要求回国，并在阔别祖国12年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当他发现自己被摆上“英籍钢琴家傅聪”的牌子时，马上把“英籍”两字涂掉，说：我不是外宾，我是中国人！

　　而他的父母，12年前因为不堪忍受侮辱，在家中双双自尽。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周菊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使尸体倒地时发出的声响，不会惊扰他人。夫妻两人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与温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