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买假货年入千万？拳打罗永浩脚踢辛巴，职业打假人灰色往事_风闻

职业打假人，可以说是一门游走在财富、暴力、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灰色职业。

这几年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直播带货，最近终于遇到了它的瓶颈：假货问题。

先是辛巴销售假燕窝事件，让这位快手一哥收割「家人」的本质暴露无遗；此后，罗永浩又宣布自己销售的「皮尔卡丹」品牌羊毛衫，部分送检后鉴定为非羊毛制品，并且先行三倍赔付，让大家痛悔自己错过了一款优质的理财产品。

而就在轰轰烈烈的直播间打假中，职业打假人又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最近，中国第一职业打假人王海金句频出，也惹出了不少争议：

「先把（罗永浩）这个事情打死。」

「持续打假辛巴之后，包括团队内部、外界关注，都已审美疲劳。」

「如果认真追究辛巴的刑事责任，我认为他不应该只判15年，而应该判处无期徒刑」

那么，让众多商家瑟瑟发抖的职业打假人，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假货和中国的商业社会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段历程？

今天这期内容，我就来盘一盘这段中国职业打假简史。

1993年的第3届央视3·15晚会上，那英献唱了一首《雾里看花》，红遍大江南北。歌词是这样的：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如今看这歌词，只会觉得是一个女子被渣男海王欺骗感情，立志苦练识人之术，从此远离烂桃花的情歌。

但其实，这是由知名词作家闫肃老师创作的「打假之歌」，用委婉朦胧的方式，表达了90年代初消费者的诉求：「借我一双看穿假货的慧眼吧！」

中国的打假历史，几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展开的。

根据《华商韬略》报道中的数据，在1984年之前，中国假冒商标案总共才1000多件；但1992年，仅仅是1至8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的假冒商标案，就已高达2291件。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温州假鞋。

说到温州的皮鞋，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江南皮革厂倒闭了，黄鹤带着小姨子跑路，反而想不起来这座城市曾经是中国皮鞋之都。

温州这座城市，有着悠久的皮革业历史，从60年代起温州国营皮革厂就开始用解放鞋的技术制造硫化鞋底的皮鞋。

直到前几年，温州还因为江南皮革厂倒闭，成为了鬼畜音乐的素材火遍全网。

80年代，可谓是温州鞋业不忍回顾的黑历史。那时的温州皮鞋有两个外号。

一是「纸皮鞋」。

很多温州产的皮鞋，外面看起来非常漂亮，款式新颖，但里面塞的都是马粪纸和旧布料，甚至有烂铁皮和旧竹片。

二是「周末鞋」。

10元钱一双的皮鞋，穿不过一个周末就坏了。那时的温州皮鞋甚至被央视二套报道，吊起来打。以至于很多商场贴出告示：「本店无温州鞋」。

被温州皮鞋坑得最惨的可能是同省兄弟杭州。

1987年，温州日报报道，杭州工商局等单位联合对本地商户进行抽检，没收了5402双假皮鞋。经过调查，发现其中90%以上出自温州。

也就在这一年，杭州人民的愤怒爆发了。他们在武林广场上点起大火，一次烧掉了5000多双来自温州的假鞋。其他的假鞋，则是被挂在商店里，用红色塑料绳串起来，贴上「劣质」的标签。

像这样的大型焚烧温州鞋的事件，后来在国内还发生过至少两次，甚至在国外也发生过。

也就是在市场强烈的反弹中，温州商人重新开始重视质量，才有后来皮鞋之都的名号。

当年和温州假鞋齐名的，还有莆田假药和各省层出不穷的假农药、假酒。假药吃死人，假酒喝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

不过，靠烧鞋这种运动式的维权，显然不靠谱，市场亟需一整套系统来保护消费者。

1983年河北新乐县工商局局长袁荣申受《参考消息》的启发，组建了一个本地的消费者协会，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消费者权益组织。

次年，中国消协宣告成立，并且沿用了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的3·15消费者权益日。

1991年消协和央视联合举办了第一届3·15晚会。

但依靠民间组织的自发行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在猖獗的假货面前还是太单薄了。难怪闫肃老师都在歌里哀叹，消费者买东西只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雾里看花》唱了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在1994年正式实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第49条，明确了买到假货时，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一」。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那这么看似乎买假货这件事，便是百分之百的利润，而且是有法律支持的。

但《消法》实施初期，效果不佳。参与起草的民法专家何山甚至郁闷地说：「看来《消法》贯彻得不好，一年多了，为什么还没有人出来买假货？」

他没想到，自己随口一说，却一语成谶。

1995年，22岁的王海陪亲戚来北京办事，闲来无事跑到书店看书打发时间。

如果他拿到的是别的书就算了，但偏偏是新鲜出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切果然都是命运的选择。

第二天，他来到北京隆福大厦，花了170元买了两副索尼耳机，准备拿回去送人。没想到拿回家一看，85块钱的耳机，合模缝处有明显的小毛刺。活儿这么糙，显然不是索尼大法的风格。况且更侮辱智商的是，耳机包装上居然印着日本另一家公司的名称。

于是，他开始了这趟维权之旅，毕竟退一赔一，白拿170块钱，何乐不为呢？

只能说王海还是太年轻了。几天里，他找遍了消协、技术监督局、索尼公司驻京办，结果他的案子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别说处理他的投诉了，连个假货鉴定证明都没能做出来。

眼看着170块钱已经cover不住自己在北京住宿、吃饭和交通的费用了，王海一不做二不休，又去店里买了10副耳机，转头就去工商局投诉，决定硬刚到底。

这顿操作，不得不说，真是够骚的。

很快，他得到了工商局的回应，大概意思是这事儿我们管不了，只能帮你沟通调解，隆福大厦那边的意思呢，是前两副耳机我们可以按法律来退一赔一，后面十副属于知假买假，就只能给你办退款，然后给你加200块钱补偿。

王海肯定不乐意，只不过被当成皮球一顿踢以后，王海的世界观认知迅速成长起来。

他没有单纯把希望寄托在工商局身上，另一头，王海也联系了媒体。

1995年8月4日，《中国消费者报》在一版以《刁民？聪明的消费者？》为题，讨论了王海知假买假，要求索赔一事。

媒体把事情闹大，工商局责令隆福大厦赔偿，王海顺利地得到了他应得的一大笔钱。

事后，王海总结了自己在这次维权中获得的三条方法论：

第一，数额要大

第二，品牌要有名

第三，要有舆论支持

同年9月，王海再度进京打假，从此走上了职业打假人的道路。

成为中国职业打假第一人的王海，很快被捧成了人民心目中的打假英雄。

1995年，王海获得了中国消费者保护基金会颁发的「消费者打假奖」，成为该奖第一位获奖者。

1996年，央视东方时空节目组推出新栏目《实话实说》，第一期《谁来保护消费者》邀请王海担任嘉宾。

1998年，克林顿夫妇访华，王海成为嘉宾。

年底，他和李宁、吴敬琏、张瑞敏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20个代表人物。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赠送给王海的书上题写了 「市场清道夫 」。

说实话，王海的成功和出名，更像是时代的需要。

效果不佳的《消法》正好需要一个代言人，让消费者们熟悉和了解这部法律。因此上至国家工商总局，下至《消法》起草人，都力挺王海打假。

《消法》起草者何山甚至用行动支持王海。

1996年，何山在北京花了2900元购买了两幅假冒的徐悲鸿奔马图，随后诉到法院，最终获得5800元赔偿，成为我国首例疑假买假裁决。为的就是声援王海，让人们知道，打假是消费者的权利。

王海的成名，也带动了一个群体的出现——中国职业打假人。

职业打假人，可以说是一门游走在财富、暴力、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灰色职业。

王海职业生涯的起点选择了造假重灾区：皮具。

当年在内地，金利来靠着「男人的世界」slogan和铺天盖地的广告，成为了人尽皆知但人均买不起的高档品牌。

于是假货看到了机会，大发其财。

王海也看到了机会，四处出击打击假皮具。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一波，王海可能在第五层。

据说第一年，他的周收入最多就已经达到8000元，年底，拿一个打假奖又是5000元奖金。打假确实是个来钱的活儿。

对赚钱这件事，王海显得很纠结。

一方面，他在很多场合都公开表示过，打假不为赚钱，只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但在其他一些场合，他又会公然表示：职业打假，就为赚钱；公司业务，30万起步。

1998年，王海又盯上了假冒进口药「淋必治」假药店，买下十多万的假药，反手把药店告上法庭，获得数十万赔偿。

21年后，王海已经拥有4个职业打假公司，一单就可以净赚400多万元。

在南方，重庆的聂坤华化名叶光，靠着高丽参打假一战成名，甚至有人喊出「北王海南叶光」的口号。2016年，他在全国购买240万元的涉讼白酒，索赔金额超过2400万元。

而王海早年的的门徒刘殿林，1999年脱离王海开始自立门户。靠着和诸多知名企业合作打假，20年来打掉了数以百计的造假工厂，查获假冒伪劣案值过亿。自己也实现了财富自由。仅2004年一年，他就入账2000万元。

但在滚滚而来的个人财富之外，打假同样是一门高风险的工作，毕竟打假人打交道的，都是黑恶势力。

王海本人就经常接到恐吓电话，有人放言要弄死他，传说有人悬赏20万买他的人头。

而王海也把自我保护做到滴水不漏，几乎不外传家庭信息和地址，也为自己雇了不少保镖。甚至只要王海公开露面，他一定戴着墨镜，连参加央视节目也不例外。

王海的自我保护做得很好，其他人就不见得了。

2002 年 2 月的一天凌晨，刘殿林公司的几名调查员潜入了广东普宁一个村庄，调查一家造假黑工厂。不料被突然出现的保安围困殴打。从3米多高屋顶跳下时，一位调查员崴到脚，被几十个人一顿拳打脚踢，右手掌被人撅到骨折。

2003年，受雇于一家打假公司的律师黄立荣在对紫禁城国医馆监控取证时被对方发现，遭到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不治身亡。成为中国第一个在打假过程中死亡的民间人士。

在中国做职业打假，很少有人没接到过恐吓电话，挨过揍的也比比皆是。毕竟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打假始终是一门刀口舔血的生意。

但最终，让王海这群初代职业打假人转入地下的，是法律上的争议。

1998年，山东的职业打假人臧家平向陕西一家保健药厂索赔4万。并且多此一举地告诉商家，自己还有一篇文章，要厂家花3.5万一并买下。

正是这多此一举，让他犯下了敲诈勒索罪。最终他在交易现场被抓获，后来被判有期徒刑3年，成了打假获刑「第一人」。

敲诈勒索，这是职业打假人最容易掉的坑，但不是最致命的。

2004年，长沙开福区法院驳回了一位职业打假人「退一赔一」的要求。理由是《消法》只保护为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而他们知假买假，属于牟利，不予赔偿。

直到如今，不少地方都立法限制职业打假人，或者建立黑名单制度重点清除。关于职业打假「黑吃黑」之类的道德争议也层出不穷。

可以说，在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对于职业打假人的态度开始转变。

王海敏锐地嗅到了风向，开始减少媒体曝光，也缩减了自己的团队。虽然偶尔也有像打击耐克虚假宣传卖减配鞋，以及之前文章我提过的，打击杰士邦假洋牌的高调案件。但整体而言，他越来越淡出媒体的视野。

这一蛰伏，就是十年。

这十年间，江湖变幻，电商崛起。江湖不再有新的职业打假人行侠仗义，却多了一群横行霸道的小鬼。

如今的职业打假人已经把主战场移到了电商平台上，并且和王海那批多少还带一点理想主义的打假人截然不同，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利益。

他们不仅学习消费者保护法，也学习各种广告法和平台规则，包括各种禁用词库。这批人以群聊为联络平台，四处出击寻找可以打假的商品，找到后便分享在群内，大家一起大批量购买，一起赚赔偿金。

2014年3月15日，新《消法》实施，将「欺诈行为」的赔偿额度从「退一赔一」提高到「退一赔三」，并规定了最低500元额度。

2015年10月1日，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实施，又明确「退一赔十」，还规定「千元保底」。

这些本意保护普通消费者的法律，无意中也使得职业打假群体越来越活跃。甚至新广告法出台时，商家来不及更新宣传文案，那些触碰红线的极限词，也成为了职业打假人的突破口。

这些打假人不仅从打假中获取真金白银，甚至缺生活用品，都可以靠「吃货」来从卖家那里不花成本地获得。

有些人还以此为机，开拓了职业差评师的生意。毕竟电商时代，几个小小的差评，就能毁掉一门生意。这比以前的制假工厂好欺负多了。

有人认为，如今电商的假货率一降再降，并不只是因为平台努力打击假货，更多是因为存在着大量职业打假人，这才让越来越多的假货卖家失去了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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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一个商家总会有管理上的疏漏，和对冷门法规、新法规的不了解。这些是难以规避的。

对这些不涉及制假和质量安全问题的卖家重拳出击，是对小微型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力的压制。

虽然讨论是没有休止的，但有两点可以肯定。

一是，职业打假永远避不开道德层面上的撕裂****感。这注定了职业打假不是一门能行走在阳光之下的生意。

二是，在王海等一众早期打假人之后，职业打假人再也没有掀起什么真正的大风浪。那些和假冒伪劣有关的大事件中，也再无职业打假人的身影。

王海低调蛰伏的这些年里，中国的消费者维权故事依然精彩。

三鹿因为三聚氰胺事件，成为了中国消费史上抹不去的一道污迹。

「花总丢了金箍棒」靠着一条《杯子的秘密》的视频，揭露了五星级酒店的卫生内幕，成为了新的维权icon。

兽爷的一篇《疫苗之王》把造假疫苗的长春长生拉下了马。

丁香医生的一篇《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扳倒了天津权健。

但另一边，一个叫谭秦东的广东医生发了一篇题为《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网帖，捅出了鸿茅药酒背后不可告人的内幕，结果被跨省追捕。

而靠着立日洗衣液，雷碧汽水和vivi手机占领五环外市场的拼多多，正在靠着蹭特斯拉，卖iPhone12光速洗白，黄峥正在成为许多五环内年轻人全新的商业偶像。

最有趣的是罗永浩，当年举着锤子，意气风发，站在西门子门口砸冰箱的他，一定不会想到未来的某一天，他成为了王海举着锤子待砸的对象。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精彩又吊诡。

在这个直播带货铺天盖地的时代，职业打假人再度进入大众视野，也许正是这批人存在的意义。

**毕竟商业社会，不仅是资本凶猛，还有流氓横行。**他们有人搞饭圈文化打击异己，有人披着光鲜的外衣做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有人背靠大众的关注度割韭菜赚快钱。

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对付流氓最好的方式，是另一个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