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除了西式选举，台湾还可以选择……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1月11日，台湾将再度进行大选。我也和过去一样再次到现场观摩选举。台湾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中，唯一一个采用西方的方式进行权力更替的地区。因此，台湾也就成为一个试验场：一个外来于自己的文明、历史和传统的制度能否存活进而健康成长和发展。

如果从1996年第一次直选领导人算起，到今天，这个过程已经持续24年。期间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除了发生过影响选举结果的两次枪击事件外，总体上保持了和平。这和泰国屡屡发生军事政变——今天仍然是军政府、埃及通过西方模式产生的政权一年就崩溃、利比亚、阿富汗和伊拉克仍然陷入内战状态或者无政府状态相比，台湾无疑在非西方社会中算是成功的。

1996年，台湾地区首次直选领导人，最终投票结果。截图来自维基百科

当然以中国人的标准，比如中国一向只和美国比，和西欧最发达的国家比，台湾的表现显然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凡是去过台湾的大陆游客----最多时人数突破400万，无不对台湾各方面的落后而感到惊讶。

确实，台湾自从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之后，一直高速增长的经济就丧失了动力。经济增长是一个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其结果自然是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二十多年来，台湾的物价一直在上升，但工资却一直没有增长。

只是由于“两蒋时期”打下的底子、中华文明的勤劳传统以及大陆越来越多的惠台政策，到现在台湾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较好的生活水准。

但问题在于，不管什么制度，其合法性都离不开它的表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有一个著名的诊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时也曾沉重的总结过：“老百姓是通过从超市里可以买到什么而判断一个制度好坏的”。台湾经济长期低迷，已经成为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最大的威胁。假如台湾出现2008年美国这样的经济危机，将出现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蔡英文执政以来，搞了两大改革。一是一例一休，一是年金改革。两个改革领域不同，但性质却完全一样：就是台湾经济已经无法承受目前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都必须令民众牺牲现有利益。特别是年金改革，要求退休的军工教劳工农民减少退休金。一般改革都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不溯及既往。但台湾却完全违背了这一原则。

另外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社会投票率最高的都是退休群体，他们有时间，对经济利益敏感。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没有哪个政治人物敢动他们的奶酪。台湾之所以冒西方民主制度之大不韪，根本原因在于台湾的经济和家底已经到了不可承受的转折点。正如蔡英文推行年金改革时所说的，再不改，年金制度很快就崩溃了。

所以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台湾的经济在历经二十四年的民主实践后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即使年金制度改革成功，也不过是做到了节流，但节流难以持续，必须要开源。这就是为什么面临同样困境、无法开源的西方，也只能一而再的延长退休年龄。现在德国经过改革是67岁退休，但改革目标已经放到70岁了，整个欧盟的目标也是70岁。但如果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70岁也不是终点。

当然台湾经济下滑不是个案，而是整个西方的通病，是这个制度带来的必然结果。大家都知道的，政治人物为了赢得选举而不得不竞相许诺，“一到选举都变成圣诞老人”（宋楚瑜），结果导致福利增长超过经济承受水平。韩国瑜2018年当选高雄市长，就面临高雄负债3000亿新台币的困境。他后来决定参选2020，恐怕也是感觉仅凭其市长层级要解决高雄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尽管台湾长期入不敷出，但在这一次选举中，民进党仍然继续大开支票，从育儿到养老，不一而足。比如每月家庭育儿补助现在是2500元新台币，蔡英文许诺如果她连任，就翻一番达到5000元新台币。

2018年选举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位选民抱怨，选举期间出来倒垃圾都有人争着干，还有摄像机。选后这些人就都消失了。对台湾的政治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不过台湾经济的问题除了西方这种制度通病外，还有其独特性，或者例外性。即伴随民主化的发展，“台独”思潮崛起。由于岛内主要两大政党在国家和民族认同上对立，结果导致政党冲突远超其他民主社会。即使美国极化政治发展到目前严重的程度，两党至少在对华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但台湾两大政党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存在共识。双方确实做到了凡是一方支持的，另一方必定反对。凡是一方反对的，另一方必然支持。其内耗的程度举世罕见。正如亲民党大选副候选人在政见发表会上所总结：“所谓的改革，却都像是在整肃敌对的政党，或是在修理反对它的人民”。

韩国瑜在高雄市议会接受质询 图片来自台媒

我曾目睹过韩国瑜在高雄市议会接受质询。整个过程充满了对韩国瑜的攻击和羞辱（比如问：高雄有几个行政区？最北边的是哪一个区？意在讽刺韩国瑜什么也不懂），丝毫看不到对市政的严肃讨论、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事关民生的质询变成了政治表演和政治斗争的工具。韩国瑜自然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声称：“你问我1加1等于几我都不会回答”。最后不管民进党代表问什么他都回一句：“高雄发大财”，煞是胡闹好看。

还有一次，一位民进党十分彪悍的女议员要求所有局部首长都离席，只留韩国瑜一人接受质询。她还表白说：“我对韩市长很好啦，以前我都是摔桌子椅子的”然后转眼就讲：“市长，我不要你当王八蛋，你当王八蛋高雄市民没面子”。而就是这样的政治人物还要问韩国瑜：“什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这些人都是以体制不菲代价才选出来的，也寄托了民众的希望，最终却变成闹剧。

类似的例子很多。多年前我曾现场看过台中市长胡志强接受议会质询。民进党的代表竟然要让胡志强在两岸问题上表态。胡市长当时回应说：我们只是地方市政层次，无关两岸。而民进党代表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故意刁难而已。

所以，台湾各级立法机构经常上演全武行，根源就在这里。双方没有基本共识，利益也完全相反，都视对方为敌人，岂能不暴力冲天？

“台独”崛起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严重恶化了两岸关系。结果当李登辉或者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故意和大陆隔绝，搞面向东南亚的南进政策，最终失败；等到蔡英文上台后，又搞没有什么新意的“新南进计划”，也同样不成功。这与全球都要设法搭中国经济快车完全相反。不仅如此，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动荡，寻求安全的岛内外资金纷纷撤离避险。

其实仅就经济角度而言，台湾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利用大陆腹地，以自己的特色取胜，就如同香港和澳门。仅以旅游业为例，香港每年6400万、澳门每年3600万游客当中，来自大陆的旅客超过70%，而台湾一年境外游客不过1100万，如果两岸解决政治问题，实现统一，怎么还会存在经济问题呢？

台湾另一个危机则是少子化。虽然少子化是发达经济体普遍现象，但台湾尤其严重，因为其出生率全球最低：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0.9个孩子。而种族要延续必须是2.1个。事实上，2019年，台湾出生人数已经低于死亡人数。台湾进入绝对人口减少的历史时期。少子化必然带来劳动力不足、老龄化严重，这都加重了经济问题。

台湾经济什么时候出现危机，以我个人的估计应该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国民党执政，可以依靠大陆惠台经济政策维持。而且由于和大陆关系良好，日本和美国也会对之拉拢。比如钓鱼岛渔业协定，日本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时，为了避免台湾和大陆联手保钓而做出的史无前例的让步。2016年民进党赢得大选，日本立即终止和台湾正在进行的类似谈判。因为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必然紧张，台湾有求于日本和美国。此时的主动权就不在台湾一边了。

简而言之，民进党执政，一方面得不到大陆的经济扶持，比如2019年8月大陆暂停对台自由行，就令相关产业雪上加霜。正如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首场政见发表会上所讲的：高雄游览车工会理事长128辆游览车竟然卖到只剩下一辆。另一方面还要耗费巨大政治和经济资源用于讨好美国和日本。这是目前台湾难以承受的。如果蔡英文连任，未来四年台湾发生经济危机的概率将非常高。

台湾南鲲鯓代天府，在蔡英文上任后的两年里，接连抽出下下签，2019年抽完一整桶的签，却抽不出一支“国运签”。图片来自台媒

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台湾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将面临是否还能存续的考验。还是那句话，经济和民生是一切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基础。当然相对于泰国、埃及等国家，台湾地区还有其他选择，那就是接受“一国两制”，从而有望继续它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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