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麦科马克：为了迎接历史终结的挑战，福山转向了公民共和主义
【文/温·麦科马克 董岭晓译】
一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最近发表的研究著作《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怨恨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of Dignity and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希望修改他最著名的论文，这篇论文首先发表于1989年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然后在1992年发表为一本长达一本书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他现在说， “终结” 一词指的并非 “终止” ，而是 “目标” 或“客观”；与之，“历史”指的是“发展”或“现代化”的过程，而不是被记录的时间。马克思主张，在他自己的解释方案中，历史进程将在共产主义乌托邦中达到顶峰；福山说，在他的历史终结论题中，他在马克思的论述上提供了更温和、更有条理的解释，取而代之的是黑格尔对辩证法终点的解释版:“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自由国家”。
这里错漏较大。首先，黑格尔不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倡导者。对于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他均持批判态度，认为二者宣扬一种自私的个人主义，不利于他的最高政治理想——“社群（community）”。福山的作品取材于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对黑格尔的独特解读。科耶夫是俄罗斯移民，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举办了一系列相关主题的著名研讨会。
图为本文作者温·麦科马克（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现代新保守主义思想根源的编年史家沙迪亚·德鲁里（Shadia Drury）认为，科耶夫的黑格尔教义——也强烈引用了尼采的超人思想——对战后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一书中指出，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满足了柏拉图所主张的灵魂的三个基本需求: 资本主义理性的一面促进了渴望获得物质财富的一方的欲望，而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赋予了其公民政治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尊严。但是，对于尼采模式下，有抱负的超人会对历史末期的和平造成多大的威胁，福山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
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一书中，他事实上将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一位成功的资本家单独挑选出来。在该书的论述中，福山认为，特朗普可能仍在寻求超越单纯财务成就的肯定，如果他选择从政，可能会对国家构成威胁。
福山原本是旧的新保守主义学派中的精英悲观主义者；他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与艾伦·布鲁姆(师从利奥·施特劳斯)一起学习西方哲学。但福山似乎终于摆脱了施特劳斯学派新保守派深刻的文化悲观主义。
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正如福山所指出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普遍信条出现，呼吁将基本政治权利扩大到每一个公民，即使这些权利往往并未得到平等或公正的实施。最近，历史上被排斥在自由政治秩序之外的亚群体(subgroups) 组织起来，以实现其作为群体的平等地位。**其中的一个突出例子，便是同性恋群体要求身份和承认、争取同性伴侣婚姻权利的运动。福山还提到了许多其他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亚群体所做出的类似努力，如残疾人、警察暴力地区的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移民和变性者。他赞扬他们的成就，但也告诫道，如果将美国左翼作为一个运动，或者作为一个整体，以一个不同的、不可渗透的小团体的集合体进行日常工作，是无法运行下去、无法繁荣发展的。
而这正是公民共和主义的用武之地；自由主义作为以普遍权利为基础的信条的野心似乎屈服于右翼的种族民族主义反应和左翼基于身份的争取承认的鼓动的压力，事实证明，共和传统的特殊、历史渊源丰富的性质可能更能适应世界不断变化和激进的政治格局。
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中，自由秩序被设想为政治发展的顶峰，但在那里，它变得明显脆弱、守旧和内向，而参与性和地方根深蒂固的共和主义传统——旨在培养美德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对抗邪恶、奢侈和原子式个人主义（atomistic individualism）等腐蚀性力量的公民堡垒——如今正以新的紧迫感向日益脱离的政治时代发出呼声。
在《身份》这本书中，福山本人也坦言：“民主制度需要公民具有某些积极的美德……”他写道: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特别警告说，民主社会中的人们很容易变得向内，只关心自己和家人的福利。他认为，成功的民主需要爱国、见多识广、积极主动、热心公益、乐于参与政治事务。在这个两极分化的时代，还可以补充一点，成功的民主还需要人们思想开放、容忍其他观点，可为了达成民主共识而进行一定让步。
这是对共和党政治伦理的完美描述，也是对当今美国政治中最令人遗憾地缺乏的公众意识的美德的完美描述。
二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一段中写道：“实际上，与洛克自由主义的表达是同时代的，这是对由此产生的社会以及该社会的典型产物资产阶级的持续忧虑。这种忧虑最终可以追溯到一个道德事实，那就是资产阶级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福利，既不热心公益，也不讲道德，也不献身于他或她周围更大的社会。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是自私的。”
这是1989年颇具争议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作者提出的奇怪观点。这本著作最著名的论断是，苏维埃帝国（the Soviet empire）及其共产主义制度即将崩溃，标志着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所有可能的替代政府制度。然而，即使在该论文最初的阐述中，也有一些线索表明，福山并没有完全赞同他所声称的人类文明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他特别指出了“对自由消费主义社会的客观性和精神空虚性的普遍不满”，这暗示着他“自由主义核心的空虚”。
福山还将科耶夫对战后欧洲国家的判断概括为“恰恰是那些软弱、繁荣、自满、内向、意志薄弱的国家，它们最宏伟的计划无非是建立共同市场。”科耶夫是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真正创始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 G. W. F.黑格尔的一位独特解释者。
黑格尔断言，这位哲学家认为拿破仑在1806年耶拿战役中击败普鲁士军队的那一刻，正是历史终结的时刻。科耶夫认为，那一刻标志着法国大革命原则对欧洲皇室反动势力的永久胜利。然而，正如沙迪亚·德鲁里所澄清的那样，科耶夫是通过扭曲的尼采视角来解读黑格尔复杂的哲学思想的。
黑格尔提出了一种出现于文明开端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a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并将历史的核心动力定义为双方对人性的共同“对认可（recognition）的寻求”。奴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认可，因为他的地位低下；主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认可，因为来自下位者的认可毫无意义；只有当他们平等地认可彼此时，他们才能得到所渴望的认可。
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他将法国大革命解读为奴隶阶级对其主人必然的暴力胜利。和尼采一样，他也谴责奴隶阶级的胜利是原始社会基本动物性的倒退；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只关心自己的物质需要，而不关心贵族秩序的更高理想。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一书中对资产阶级秩序的冷嘲热讽显然源于尼采的世界观；尼采对资产阶级的嘲讽——“没有胸膛的人”——在标题“最后之人”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个词，暴露了这场文字游戏。然而，福山在书中使用的许多术语——如“热心公益”、“善良”和“更大的社区”——无疑类似于公民共和主义的词汇。
但在随后的一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中，他驳斥了古典共和主义作为替代方案的可行性，理由是“它的规模不够大“。他解释说，随着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规模的扩大，“不可能继续维持将其绑定在一起的苛刻的社群主义价值观了。”
**这一判断是非常明智的，但福山在他的新书《身份》中发现，共和伦理作为一种加强自由主义抵御身份政治带来的冲击的手段，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国外，民族国家主义已经让以前的民主国家完全反对自由民主，而被美国向多民族社会的快速发展所疯狂的绝大多数美国右翼白人似乎也想在国内实现同样的壮举。
同时，他推测，美国左翼认为多样性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国家认同。但福山认为，美国的民族身份必须是建立在对自由和民主政治价值观的坚定信念基础上。他还认为，仅仅分享一个信念，是不足以完全维持一个民主秩序的：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积极参与的公民，正如公民共和主义所要求的。为此，他建议为所有美国年轻人提供国家服务，这是全美国公民共和党人衷心赞同的观点。
弗朗西斯·福山的研究著作《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怨恨的政治》（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国民服务（National service），”他写道，“将是一种当代形式的古典共和主义，一种鼓励美德和公共精神而不是让公民独自追求私人生活的民主形式。”或者说，为了迎接历史终结所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振历史上的公民共和主义信条。
（本文原载“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