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贸易谈判“第二阶段”，我们要警惕美国“反攻倒算”

历经两年时间，经历许多波折，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终于在美国白宫签署。两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牵动着世界的神经，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公布，其内容也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解读这份协议内容？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金融开放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不靠谱”的特朗普能够确保协议的落实吗？未来第二阶段中没会怎么谈？针对以上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院长、国际问题专家黄靖教授。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黄老师您好，这次中美终于正式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但是有些人觉得从直观的感觉讲，好像规定中国要做的事情多，但是美国要做的却很少，您对此怎么看？中国能从谈判结果中得到什么？

**黄靖：**当我们拿到协议文本，尤其是看着英文版本，乍一看似乎有种“越看越憋气”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协议的几个区块，从第一部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到后面的技术转让、金融开放、农产品贸易等等，实际上都是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美贸易协定的签署将会促进和倒逼中国改革，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和法制化方面，推动力度很大。这些领域一直被认为是谈判难度比较大的地方，其根本原因，是多年来针对这些方面的改革措施由于种种阻挠一直很难进行下去。如果此次经贸协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的结构和管理方式的改革都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刘鹤副总理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协议

以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为例，中国经济以往给外界造成的印象是在这方面不太守规矩，并且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经济产业之间的执行力度参差不齐。但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正是创新的瓶颈，而创新得不到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创新者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护，导致创新的动力不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中国已经普及、并且确实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电商群体，普遍对知识产权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假货横行。显然，如果仅从道德角度去指责和要求是达不到效果的。但是如果依照第一阶段协议，认真完善和强化保护知识产权的各项法律措施，就一定能够把这个问题认真抓好，这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技术转让也是如此。以前我们总觉得是美国在技术上卡中国，而中国有相当科技优势的公司也很难进入美国。如果根据协议强调的原则，市场和技术转让能够对等，那么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市场限制——比如之前美国禁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就毫无道理。因此，经贸协议在技术转让上的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对双方都有好处，同时双方都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并且，协议明确规定市场准入双方对等。这个对等实行起来未必中国对中国不利。既然是对等，我们对美国来华的企业开放，美国也必须要对等地对待中国去往美国的企业开放。比如，美国以“国家安全”和侵犯知识产权为由禁止华为（和其他一些中国企业）进入美国。按照对等原则，中国未尝不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企业（如波音、联邦快递等公司）进入中国。而且，华为作为拥有上万项专利的世界级的先进公司，根据协议美国对待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华为的知识产权，华为的技术转让，也必须平等对待，予以保护。这样看来，只要中国保证自己的经济在发展，科学技术在进步，对等的要求现在看来似乎是压力，但长远来看是促进力，也是和美国进行平等经济交流的一个利好。

**观察者网：**在协议中备受关注的部分是关于金融服务的开放，您觉得放开外资持股份额，全面开放会给中国金融带来哪些影响？很多人会担心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我们如何防范风险？

**黄靖：**金融市场的开放方面，我以为对中国压力最大，毕竟中国的金融市场长期以来是不开放的。当然，这种封闭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比如避免遭受类似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掠夺，让中国的金融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封闭的金融体系也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中国经济越是发展、越是走向世界，这个阻碍就越大。其实，说到底经济改革最核心的就是金融改革，经济要进步，最核心的也是金融要进步。

20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大肆洗劫了东南亚国家积累的财富

事实上，如果金融这一块始终处于封闭状态，不仅会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也必然会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几年的腐败现象和反腐案件，大多都与金融有关。如果中国的金融体制能够在中国改革总体设计的保证下——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政府的有力监管下逐步开放，这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利好，而且也将大大地有利于反腐防腐的制度化建设。

当然，这其中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以前像是筑了一个水坝把水拦起来，通过截流来控制水量和水速。而现在要把水坝拿掉，中国能不能控制住水流？能不能保证中国不被外来的金融资本“剪羊毛”？大家对于金融安全的担心是非常自然的，毕竟我们我们的金融企业、金融产业，不管在经验上、知识上、法律保障上，以及在公开透明度的运作方面的，都处于起步阶段；在金融管理和制度建设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不足和缺失，经验和能力也有待提高，一旦开放，必将是非常大的挑战。事实上，我们很多金融产业能够维持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行政的保护，或者说是“非市场经济”的保护，也就是说政府的干预力度比较大。

但是，通过“封闭”来保护自己的金融体系，在改革开放持续进行、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度接轨的大趋势下，封闭的金融体系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我们的经济越是与国际接轨，它的阻碍就会越大。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由于封闭的金融体系而形成“分配黑洞”。特权利益集团往往利用对金融领域的浸淫和把控鲸吞公共资源、掠夺发展成果。我们刚才说到最近很多反腐大案要案，都与金融有关——这和金融体系封闭和不透明有必然的联系。

一个普遍的担忧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失去了对金融的控制，会不会动摇执政基础？我认为这大可不必。因为在金融问题上，关键不是政府对金融有没有管控能力，而是如何管控？是通过法律手段、市场经济手段还是通过行政手段、甚至政治压制的手段去管控？

对外金融（逐步）开放的过程，其实是促进、倒逼中国用法律的手段、市场经济的手段，也就是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和规范去管控金融，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只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体制不变，谁来管金融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管？事实上，中国以前在怎样管控金融上有巨大的结构性问题，通过这个协议，我们不得不在怎样管控金融方面上做一个更合理、更规范、更加法制性、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观察者网：**您认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对中美两国国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黄靖：**这次的中美贸易谈判让我想起了1994年朱镕基总理签的WTO协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也是193条，当时中国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但现在看来，那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各方面也逐步走向了规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字仪式

这次签订的经贸协议强调了市场的规范性和透明公开性，一切依据法律来做，在执行的过程中，政府起到的只是监管和督导作用，这样实际上就达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要靠法律来管；第二，资源要靠市场来配置；在政府的监管和督导之下，如果按照这次中美贸易协议这样来做，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且市场经济分配资源的能力会受到法律的保障。

在经济改革的逐步升级中，中国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很多时候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企业的不规范行为而受到阻碍，做不下去。现在有了贸易协议的压力，各领域都感觉到了不得不做、一定要做的压力。这样一来，国家经济中发展越好的地区、板块和产业，比如沿海地区、电子产业、商贸服务业等会感到很振奋，而相对落后地区和产业可能比会感到压力很大——这也有助于促进中国消除长期以来的经济不平衡现象。

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不平衡不仅仅表现在地域上，还表现在产业结构上，产业与产业之间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平衡等。如果我们细读一下中美贸易协议，就会发现尤其在促进产业结构改革、克服不平衡、纠正国营与民营企业在权利和责任的不合理布局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中国经济结构不平衡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管理体制有不同的权利，往往是国有企业有巨大的“吃小灶”的利益偏向。导致这一“不平衡”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够透明和公开——这也是贸易协议中专门论述的一章。贸易协议要求“宏观政策”透明公开，其实质是要求“竞争中性”，也就是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范、符合法律，待遇应该是一样的。短期看来，这种对宏观经济政策透明公开的要求会给一些国营企业带来很大的挑战，但长远看来倒逼国营企业甩掉政府保护和扶持的“拐棍”，按照市场经济的方法去管理和竞争。

事实上，“国营企业原罪论”——很多人认为“正因为你是国营企业，无论你怎么做都是受保护的”——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和公开做得不够，导致国营企业承受了一些不合理和过份的指责和猜疑。现在按协议要求把宏观经济政策公开了、透明了，很多对国营企业的指责和猜疑就可以化解于无形，拿掉了这个“原罪”的魔咒，让它们必须面对挑战，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勇于竞争，放开手脚去做。同时，民营企业也会依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在资源分配和市场竞争中，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整体看来，如果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得以认真实施，中国将经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整体性经济改革。第一次是在中国签订WTO协议之后。那时候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国营企业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期间国营企业不得不瘦身，全国数百万工人下/离岗分流，国企按照市场经济重组，规范自己的经营。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骨干作用的能源、粮油、运输、电力、通信的大型国企纷纷成为上市企业。在国营经济有了巨大、革命性的进步的同时，民营企业和经济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次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于宏观政策公开透明的要求，实际上给我们国营企业带来了第二次挑战，也是第二次“革命”。我相信结果一定是很好的，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理由缺乏竞争能力。总体而言，中国的国营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和潜力。事实上，现在国营经济的经营水平是比较好的。

在过去一年里，美国内部“中美经济脱钩”的声音叫得很响。而这个贸易协议签订的本身，就证明“经济脱钩”是一个伪命题。如果认真执行下去，“脱钩”就更加不现实。中美双方花那么大力气去打所谓“贸易战”，最后签署贸易协议，这本身就证明了双方在经贸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巨大的利益关联，谁也离不开谁。正因如此，中美双方才会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打“贸易战”，去翻来覆去地谈判并最后达成协议。否则，“贸易战”和谈判就没有任何意义，也就谈不上什么“协议”。

中美贸易协议的最大战略意义就在于它再一次证明了中美之间巨大的互相依赖性，因为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两国之间不可逆的inter-dependence。正因为这种相互依赖，双方才会就相互之间的争议有了如此“煞费苦心”的谈判和严格细致的规定。现在看来，中美之间的“架”还是要不断地吵下去，不断吵下去也就是会不断地管控。正因如此，中美签订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最后一章，就是争议和争端的管控机制，其目的是要将贸易谈判和解决（至少是管控）经贸争端制度化，如果认真执行下去，就会形成一个贸易交流的管控机制。这样一来，所谓“脱钩”就更是子虚乌有了。

**观察者网：**您刚才谈到的几点都是您认为贸易协议会给中国带来的“利好”？您也提到实现这些利好的前提是这一协议得到有效落实，您认为目前协议的落实有哪些阻碍的因素？

**黄靖：**首先，我担心协议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而得不到根本的保护。特朗普马上要进行总统大选，尽管现在看来他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很大，但毕竟能不能连任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选战形势严峻，尤其是当特朗普收到对手的猛烈攻击，指责他“对华软弱”时，很可能会重启“贸易战”。毕竟特朗普考量中美贸易谈判的基准是他的政治利益。他这次把协议的签署仪式搞成了他的竞选秀，就是显例。事实上，特朗普“翻脸不认人”的例子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他的反复其实是常态。如果白宫易主，这个贸易协议能否维持就更加不确定了。

但是，中国对于贸易谈判是认真的，也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任何协议都是需要妥协的。中国的体制也保证了中国人说话算数，关键怕美国不能守约。

反复无常的特朗普能否守约还是一个未知数

其次，我担心协议的执行会受到来自中美两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碍。毋需违言，这次贸易协议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国内一些特权集团的利益，正是中国经济中的不平衡、不透明、不规范现象使这些利益集获得了巨大的特权和操作空间，以此谋私获利。依照中美贸易协议进行的改革，必定会斩断他们“轻松赚钱”的途径，这就会导致利益集团的一些疯狂反对和阻挠，甚至是“上纲上线”地攻击，而最常见的就是指责“卖国”。

其实，中美是相互为镜面。美国内部也必定会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政治团体要出来反对。比如卢比奥、彭斯这些人，他们认定中国就是美国的“对手”，甚至是“敌人”，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中国，一定要把中国打压下去。他们是“脱钩”坚定的执行者和支持者。我们刚才讲了中美经贸协定确保了中美不脱钩，这样跟他们整个战略思想是违背的，他们肯定要跳出来反对。

再次，也最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一个增速下行的阶段。这好比一个人应该是在身强力壮时才适宜做大手术。但目前普遍市场萎缩，产能过剩，金融也不稳定。在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经济都不是向好的状态下，搞这么大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个协议整体而言是积极正面的，对中美双方而言都是向好的。但也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应该把风险了解清楚，未雨绸缪，才能有更好的物质和心理上的准备来应付挑战。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这次中美经贸协议的签署经历了两年的艰苦谈判，但是也仅仅是“第一阶段”，很多我们关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后面中美可能会进行下一个阶段的谈判，您怎么看这个“第二阶段”？如果有“第二阶段”中美会谈些什么？

**黄靖：**我认为，所谓的强调“第一阶段”是美国特朗普方面埋的一个伏笔，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

首先要警惕的是美国可能会找出种种借口，说中国没有执行第一阶段签署的协议，然后在“第二阶段”谈判中再度翻脸，不履行第一阶段签署的协议，甚至统统否定掉。因此一定要促使美方说话算话，保证第一阶段协议和以后（第二阶段）协议的延续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第二阶段必须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谈得更好、更深、更细。不能后退、甚至是用第二阶段来否定第一阶段。这一点必须要和美国把话讲清楚。

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连贯性和一致性的大前提，那么我认为以后的（第二阶段）协议无非是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在第一阶段的执行中发现了新的问题，无论是这个问题来自美国还是中国，比如说法律不全面、不完善，或者是法律中有漏洞，不能保障协约的有效执行。因此要进行法律法规的协调和修改。因为双方法律的制定过程都有各自的一套程序和流程，双方的政治体制也不一样，所以双方在进行法律的对接方面会有程序上、制度上甚至体制上的困难。

第二，是第一阶段协议中有的问题没有讲清楚、没有讲透。比如说金融开放、政策公开透明等方面，因此第二阶段要进行修正、补充甚至添加新的内容。

第三，有可能发现管控机制出了问题——本次协议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双方建立的管控机制。原因可能包括美国政府换届、双方政治制度上的巨大不一致导致的操作上的矛盾等等。或者是尽管双方都努力按照机制去做，但因为理解上或程序上的偏差，导致双方都认为对方没有认真履行机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就必须进行更深入的谈判和妥协。

最后，因为中美两国都是世界性的大国，各自的经济都与整个世界的经济紧密关联。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美国也在世界各地有广泛的利益。因此，中美两国签了这么广泛的协议，肯定会对中美两国与第三方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日本、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都会有连锁反应，这样的连锁反应也一定会反映到中美双边关系上来。

中美两国的关系确实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任何问题都一定具有世界意义；而世界上任何重大的问题，如果没有中美的协调与合作，连管控都困难，谈何解决？中美经贸协议肯定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怎样和第三方协调，防止冲突，可能也是下一阶段难以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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