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解决经济难题与四年后政治目标挂钩，这是普京的巧妙安排

【文/ 冯绍雷】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当地时间1月15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俄政府全体辞职。16日，总统普京签署法令，任命现任联邦税务局局长米哈伊尔·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并增设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一职，由梅德韦杰夫担任此职。

普京、米舒斯京（右）图片来自新华网

当前形势很复杂，各方评价也不一样。一线外交人员提供的信息不仅很扎实，还有前瞻性的策略在其中。今天在座有很多来自北京、上海各地的专家，我尽量提高效率，就目前存在的问题，提一点个人看法，希望能对我们理解当前局势有所帮助。

首先从这次研讨会主题来看，俄罗斯政府现阶段改组之后，其改革是否还有调整，主要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问题。总体而言，普京经过前面的四年任期，他的路线选择有较大可能还是会延续下来。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不同的争议，比如经济领域，最近几天我看了各方的分析，无论是东方、西方还是俄罗斯国内的自由派、保守派都有不同说法。

第一个就是政府改组的动因之一是由于政府内部有争议，这是很直接的一个争议，主要是关于普京主导的国家项目能否实现，有一部分政府内的意见认为没法实现。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我看了俄方材料，其中一个人叫库德林，他是俄罗斯国家审计署的领导，我不能说这个人是反对派，他就认为目前的措施没有办法解决经济困难，想要根本性地解决经济问题，还需要更综合的措施。库德林是比较倾向自由派的经济领导人，他认为俄罗斯要做的事情还更多，远不限于此。这是库德林在政府会议之后所发表的话。

但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物马上凸显出来了，就是米舒斯京——俄罗斯新总理，他非常明确地提出、包括在就任后的议会致词中，不光是目前俄国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良好，而且俄罗斯现在拥有的财力，已经完全有能力去实现总统提出的国家项目，他讲了一些理由，比如宏观经济指标比较正常，当然他本人是税务局长出身，所以知道税收情况有所上升等等，这是一个重要背景。另外还有能源价格，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整体预算基础是以40美元为基价，但是能源价格被认为在今后一两年中将远远不止这个价，还会继续上升，这对俄罗斯的预算是有利的。

除了在短期三四年内、不超过4年，一批国家项目能否实现的问题，还涉及到俄罗斯根本的经济结构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即民生改革、稳定发展，甚至要回到世界前五强的目标到底行不行。俄罗斯曾经宣布过这样的目标，但最后没有完全实现。

当然这个事情也要分两个角度来看，俄罗斯的能源经济是大背景，一方面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没法走向现在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包括普京本人在内也知道要改革当前这种经济结构，但我也听他亲口说过一句话，至少10年内，能源经济不能轻易改革。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还是靠能源过日子。可见，普京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慎重，甚至我觉得尽管政府改组，但是普京及其团队，特别针对某些方面的立场还是很坚定的。比如这次讲话中，他对宏观政策的掌控，对通胀的掌控，坚决地站在央行这边，要警惕通胀过度。这说明普京跟自由派的纳比乌琳娜这批上世纪90年代延续下来的决策圈人士的关系，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上的问题，一是关于中短期内经济指标的实现，二是比较中长期的问题，即结构改革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普京的抱负能否实现。

另外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顺便补充一句，这次变动究竟是侧重经济还是政治，我觉得不同层面的因素都有；既有当前经济低迷不振的直接原因所引起，也是普京比较巧妙地将解决经济难题与2024年的政治目标挂钩起来。

我可以讲一件事，记得是2013年，舒瓦洛夫跟我们在瓦尔代会上有一个小范围讨论，当时西方朋友就问他，您的前任是库德林，那么俄罗斯政府今后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经济理念来推进经济政策？西方朋友总归是从比较自由派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但我没想到他的回答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他说库德林当然是我的前任，他做了非常卓越的贡献，我从他身上学到大量的宏观经济知识，特别是处理国际金融财务等问题；但他话锋一转说，我们现在考虑的不只是一般的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我们考虑的是政治经济学；什么叫做政治经济学，他接下来一句话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就是政治经济学。当中国上世纪80年代后期碰到困难以后，邓小平用走向市场的方式，使得国家从90年代至今取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俄罗斯现在思考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虽然舒瓦洛夫也不是在最第一线的领导人，但这些想法是普京的领导班子里面、包括普京本人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他们考虑的不仅局限于经济，还有更大层面的问题。

从政治方面来看，首先，从总的方向来看似乎是从总统制向议会制的一个摆动。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总统权力非常大，远超美国式的总统制，俄罗斯总统不受议会弹劾牵制，总理任命等都是总统说了算，整个俄罗斯包括联邦一级干部完全集中起来向中央集权靠拢等，这跟俄罗斯传统有关。但现在将近20年过去了，一个向议会制方向的摆动出现，无论是政府内阁还是地方长官的任命，可能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动。当然，普京还是加了尾巴，这不是否定总统制，总统还得有，至于今后的总统制到底会保全哪些东西，目前还看不清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变动过程。普京甚至提出要用全民公决的方式。

我觉得这里面始终涉及到不同的评价：一种是因为你是专制国家，普京是独裁者，所以站在这个立场的人，什么事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切都是为了普京个人的权力转移，使普京能永远稳住江山。特别是国外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很多批评性的。另一种观点是，至少要使权力过渡能够稳定运行，目前乃至今后的权力与政治结构的改变力度太大了。如果邓小平不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我们很难设想90年代以来中国会有如此太平的日子。

所以，立场决定了评价，那么这个立场要回归到什么地方？我觉得还是从事实出发，从短线向长趋势结合起来考虑，这次变动到底怎么回事，我甚至一定程度上将此称为宪政改革。

梅德韦杰夫接受采访，图自俄塔社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谈谈具体人事考量。就像梅德韦杰夫当然和普京不一样；过去有些事情的处理，俄方领导是亲自打招呼的。他在处理美国事务上，跟普京本人的想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不同的领导人肯定有不同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再比如这十多年来，我跟普京总统坐在一起开会，至少我在的场合中，从来没有听到他奚落中国人，类似“某个国家出口商品那么多”这种话从来没有听过，最多就说“他们是很难缠的伙伴”，这种话无所谓，中国人当然厉害，说明了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很顽强，他也会有些抱怨，但是我觉得不过分。

回到本次人事选择，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梅德韦杰夫是转岗。这么多年，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二人转”配合得确实不错。一个高层政治家起起落落，一会儿在总统位置上，一会儿又跌到副主席身份，梅德韦杰夫还真的挺能“吃苦耐劳”。现在普京把他安排在安全会议副主席的位子上，我想在座的朋友都知道安全会议的重要性。安全会议决定的是大事情，跨部门协作，所以这个位置非同小可。

至于其他人员，不代表现在转任今后就一定是这个位置，就像米舒斯京以后一定是掌大权者吗，都为时尚早。为什么要有四年时间，是骡子是马，大家都在看，一两年以后才看得出这个角色行不行。

当然，是回到对这这件事本身的评价。大家情绪上可能很不一样，这些都很正常，能表达出不同的意见恰恰非常好。我现在比较注意的是，平时比较支持普京的那些人中间有什么反面意见、批评意见，而那些骂普京的文章中，还有哪些比较赞成的意见；两个方面反过来看，说不定对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能有比较客观的立场。

比如，英国著名记者玛丽·德耶夫斯基，这个人很厉害，非常自由派，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但此前在伦敦下毒案中，她曾为普京说话，认为伦敦政府根本拿不出什么证据。而且，这么多年来她的发言很谨慎，话也不多，从来不拍马屁，要说就说点比较中性客观、甚至是告诫性的话。她对这次局势的观察是，还是要看后续发展，现在的确一切都归于独裁者向普京的“长久国家”转变，普京要永远留在岗位上，不是总统胜似总统，西方舆论确实也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如果三四年以后我们摊开牌来看，事情是否还是如此、是否对这个国家有点帮助？可能到时候能做出一个更明智公允的评价。所以我也建议朋友们多去看看这些文章，有的很尖锐，但也很慎重。

此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值得思考。一是，我们对政治体制的评判，从学术角度来看，首先西方民主强调竞争性，那么竞争性跟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拿捏，今后是否会增加竞争性？目前看来会有一点，但最终是否还是黑箱操作或由普京一人掌控，抑或是有一定的程序性安排，仍需观察。

二是，今后政治变化中的次结构（sub-structure）跟超结构(super-structure)之间的相互关系。很显然，普京不当总统之后，就会出现了所谓的“次结构”，比如说总理、或是权力大大被限制的新总统，或是议长，甚至是一些地方干部等等，大量的次结构的功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如何，非常值得关注。同时，背后还有一个超结构因素，毕竟俄国人一向有“好皇帝”传统，可以说即便到2024以后，普京恐怕依然是俄罗斯政坛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相信各位也会比较同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到底会倾向于西方式的、更自由的民主体制，还是更偏向保守主义的民主体制。

最后，我想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论跟思想层面的讨论。大概2004、2005年时，俄罗斯曾经有过一场小规模的关于国家模式、国家理论的争论，至少提出两种不同的对于国家模式的看法。我在俄罗斯的朋友经常给我敲打，其中有一个词翻译过来大致是“国家性”，这是个抽象概念。那么，怎么理解国家性，一种观点是，是不是14、15世纪以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模式一直发展到美国式的国家模式，国家建构到此为止；另一种观点是，应该更多和俄国本土的特性与传统结合起来，是更强调传统、更本土化的国家模式，当然并不排斥接受西方国家理论中的好东西，比如普京始终没有放弃国家建构中的权力制衡。这就跟苏尔科夫的所谓“长久国家”（long-state）有关联了。这个展开讲太多，在此不多赘述，但值得注意这里面有两种国家定位。

苏尔科夫，图自俄罗斯卫星社

再往下，就是关于现代性的争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学习西方，以欧美为楷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这一段成就不能抹杀，因为没有这一段就没有中国，甚至一定程度也包括俄罗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新的潮流，即“多极化”，一直到新世纪初。我觉得多极化反映了国际社会多样化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但我们也曾有过争论，用“多极化”表达这个过程是不是非常准确的，会不会引起一些误导呢？

坦率说，我是比较倾向于用“多元化”，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但多样化的过程仍非常深刻。所以我主张当前的现代性问题更应该强调安全、多样性或多元化、可持续发展，这才是我们对未来社会的一个理想所在。什么是现代性，通俗说就是对未来社会的影响。

最后，想和大家沟通一下最近参加的一些重要会议的情况。比如最近的中美关系会议，这次美方来的人不少，包括此前写“百人信”的Michael Swaine（中文亦称史文），他是中美军事问题的首要专家；再比如包道格，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台北办事处代表”（“AIT代表”），我跟他说你以后还是要多说说话，他说我说了现在都没人听。

会议给我的感觉是，总体上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但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协议签订后，中美关系不会有大的好转，争论是持续的。而且持续的争论中有几个关键点是跨不过去的，一个是中美价值之争，虽然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但美方不止一个学者提出中美价值之争。第二个是中俄或者中美俄关系，中美俄关系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根本性意义在于，中美之间难以跨越的障碍，就是由于中俄关系的存在，好几个人对此都有不同角度的表述。

总而言之，我们在通过分析俄罗斯政坛人物变动来把握大国走向时，应该更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比如，原来俄罗斯有一些长于竞选的专家，现在当了领导，能否适应当前的更加深刻而重大变化，还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过程。

想起一句话，“人还在，钱没了”，这最痛苦，对俄罗斯来说“人还在，权没了”，肯定也很痛苦，但更危险的是“人没了，权还在”，一旦今后普京的影响消失了，但原来总统的权力还在，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像刚才各位专家所讨论的，从现在到2024之后会有一个逐步过渡。另外，现在全世界似乎正在出现一种转型，不仅在东亚地区还包括东欧，波兰、捷克都被称为所谓的“威权”，权力集中趋势正在出现。之前俄罗斯的一位东盟专家跟我说，今后十年东盟这个地方还是“威权主义”，这个趋势在蔓延。但另外还有一个相对立的趋势，是大量抗议运动，从茶党占领华尔街，黄马夹，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等等，在信息社会下，年轻人要自治，自己决定自己，赚钱也不管了，“为什么我不能有这样的待遇和空间”，这种情绪传播极快。所以现在是两个趋势同时出现，如何处理，今天讨论俄罗斯2024年可能也会给我们一点启发。

中俄不光是睦邻，而且都是大国、甚至超大规模国家，这一规模的国家举手投足间都有很大影响，所以中俄若只是睦邻关系恐怕压不住，肯定会有外溢效应释放出来，关键是如何把握。去年我们提出中俄关系要有内生性的发掘，第一中俄关系质量还远远不够，说空话比较多，要夯实，第二不要过于针对第三者，我们可以是防卫型的反击，人家惹你了，可以联合起来做出反应，但原则上应该做到真心诚意地不针对第三者。我最近常说，中国外交要现代化，这是有根据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外交工作也要现代化；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很多，我们要不断提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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