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拉·普莱绍娃：捷克与斯洛伐克分道扬镳后，对华战略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文/加布里埃拉·普莱绍娃 译/观察者网 武守哲】
中捷双边关系的历史充满了波折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捷关系的历史，就会发现两国的外交充满着各种波折和起伏，不停地陷于“巨大期望-极度失望”的循环怪圈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是向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提供武器和工业设备的主要供应国之一。但是，中捷关系达到一个小高峰是在1950年代。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1949年10月上旬，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和中欧各国中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个国家之一。
三年后，双方在北京就贸易、科学、教育和文化等议题签署了双边条约。此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大陆与西方的某些传统联系被切断，新中国和苏联及东欧在贸易、技术领域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走得更近了。
捷克斯洛伐克对华保持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亲和力，部分原因出于对中国历史经验的陌生感。从地缘角度看，双方长期以来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利益纠葛，二战之前两国有着以工业产品进出口贸易为基础的外交传统，催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对华的政治浪漫主义情绪。1955年至1957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贸易统计中暂时排名第三（紧随苏联和东德）。
但捷克斯洛伐克希望加强与中国关系的期望却很难落实到现实层面上。该国代表团屡次抵达中国访问，中国高层政治人物如周恩来和刘少奇尽管多次承诺回访，但却从未对布拉格进行过访问。50年代末之后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也削弱了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和解的可能性。后来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严重破坏了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关系；文革期间，两国关系甚至在原本就不很融洽的基础上进一步降温。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文革时，中国官方正式肯定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自由主义改革的大胆尝试，并强烈谴责苏联领导的华约组织对“布拉格之春”运动的镇压。
1959年中国人民邮政发布的“中捷邮电技术合作”邮票
1970年代，尽管北京方面软化了对东欧的强硬战略，并试图将其影响力扩大到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但捷克斯洛伐克却扮演了莫斯科反华卫星国的角色。与越南的紧密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支持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对中国的批评，让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非常任理事国加深了与北京方面的隔阂。
1979年爆发了中越边界冲突，莫斯科和布拉格都声称这是“中国对越南的军事入侵”，并呼吁对中国实施国际制裁。这是中捷关系出现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秉承了僵化的“新斯大林主义”，极大地延迟了布拉格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开启新局面的及时外交反应。
不过，在1984年北京在中欧启动了一项新的外交倡议，派遣了由李鹏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前往东德。在这个背景下，波兰和匈牙利的外交官开始频繁访华。
1980年代的后半段是中捷历史上的一段蜜月期。双方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之间的交流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互访在1987年达到高潮。政治联系的紧密伴随着贸易、投资、军事、文化和学术合作的加深。1989年11月上旬，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贾罗米尔·约翰内斯到达北京，向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李鹏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不会追随美国的步伐，在外交上孤立中国。
捷克——意识形态至上的外交
中捷蜜月期随着“天鹅绒革命”而终结了。
天鹅绒革命时期的布拉格街头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在1990年1月1日的电视讲话中宣布要重塑国内民主局面，而且在演讲中，他提到未来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将基于道德价值观。不过总体而言，此事当时并未引发中国国内研究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的广泛关注。
尽管如此，布拉格邀请一些中国“异议人士”访问，引起了两国外交关系的紧张。1990年，哈维尔是全球各国第一个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国家元首。
但1990年代初的“道德外交”并不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流政策。同时，中国也在努力与布拉格保持政治和贸易关系的连续性。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瓦茨拉夫·瓦雷斯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捷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研讨会，并会见了李鹏总理。 1991年，双方外交活动继续有条不紊，外交部副部长马丁·帕卢斯和钱其琛副总理在三个月内分别在布拉格和北京会面。
随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确认外交部长玛丽安·卡尔法（Marian Calfa）会在短期内访华，而且会议还达成了中捷持续双边贸易合作意向。可以说，1990-1991年间这些忙碌的外交活动，虽然也伴随着两国关系偶尔动荡，但并没有因为一些杂音影响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关系的大局。北京方面的外交底线只受到了布拉格当局的零星挑战。
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北京迅速承认了这一局面，并承认了之前由原捷克斯洛伐克对华缔结的双边条约，不过中国官方没有明确表态如何看待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
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1997年，捷克议会（众议院）提交了中国的人权问题议案，充分辩论后最终传达给了捷克参议院（上议院），按照捷克的政治体制，参议院的权力较小，话语权不如下议院。尽管中国方面对此强烈抗议，并拒绝对参议院的某些外交官发放签证，但中国的人权议案还是于1998年3月通过了，当时该决议的主要支持者不仅有哈维尔总统，而且还包括一些捷克参议员，如扬·鲁姆（Jan Ruml），迈克尔·赞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和曾接见过达赖的彼得·皮萨特（Petr Pithart）。
2008年，有348个捷克城市参与过所谓的“西藏人权运动”。捷克绿党议员马丁·伯斯克（MartinBursık）当选为副总理和环境保护部长，成为内阁第一位公开支持藏独的捷克部长。2009年9月，捷克议会议员代表团进入捷克议会，大闹了会场，中断了原本定下的中捷双方大使的合作项目。在政府层面之外，尽管双方有民间外交关系网络，但中国政府没有对捷克政党（例如以经济为导向的游说团体）发挥足够的影响力。
哈维尔上台成为捷克总统之后，中捷关系降到了冰点
不过在国际公共场合和会议上，捷克从未对“藏独”活动给予明确支持。捷克工业部发布的“2006-2010年捷克出口战略文件”认为，应该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保持对华一般性政策。捷克政治精英也从未就中国的人权问题达成共识，虽然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个别政客得到了捷克媒体的大力吹捧，但引发捷中关系最大危机的其实是涉台问题而非西藏。
1995年7月，捷克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在布拉格与台湾“副总统”连战私下会面，第二天，哈维尔总统“私下”接待了台湾客人。
随后总统哈维尔在10月份的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口头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遭到中国驻布拉格大使言辞激烈的抗议。在非官方体制下，捷克-台湾的关系也在慢慢升温。随后几年，台湾成为捷克在亚洲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地，仅次于日本。台北经济文化馆在布拉格还搞了一个办事处（1993年）。1996年，蒋经国国际汉学中心在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挂牌成立。
尽管捷克为了尝试对华扩大贸易和投资，官方会把台湾问题从文件中删除，但与台北联系已经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19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依然施行严格的国家控制经济体系，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落后于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捷克的“新民主”试验与亚洲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期望产生了矛盾。
尽管1990年代的捷克政府坚决奉行新自由贸易战略，这虽然有利于他们发展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但对华政治上的摆荡导致捷克对中国逆差自1993年之后一直在稳步增加。2007年达到30亿美元，2009年则超过了96亿美元。
尤其是该国出口的塔特拉（Tatra）卡车及其在中国组装的零件，包括斯柯达汽车和其他机械商品。其中还有最大的合作项目：山西神头神头热电厂。捷克斯洛伐克的供应商在1980年代通过谈判，探讨了两个500兆瓦的能源合作计划。1989年1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又提出了扩大协议，1990年后，塔特拉卡车和斯柯达汽车出口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对华商贸谈判战略重点。
有捷克斯洛伐克投资背景的山西神头热电厂
1999年，捷克刚刚成为北约会员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南联盟问题上反对北约轰炸塞尔维亚。2000年，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双方最终签署了一揽子能源协议。神头计划由捷克出口银行提供担保，最终价格从最初要求的400万美元降低到了100万美元。
1990年代，许多捷克的制造商都试图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但是其中大多数（尤其是以前的国有企业）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失败。中国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让驻华的外国贸易商困难重重。有一个具体的贸易合同案例值得一提：捷克的视频监控系统品牌Vera寻求出口，引起了中国军界的兴趣。然而，这笔交易遭到了美国总统布什的亲自干预，当时的捷克总理弗拉基米尔·斯皮德拉（Vladimır Spidla）最终还是取消了该决定。
捷克和斯洛伐克经济外交试图减少出口劣势和贸易逆差，但效果不是很明显，这对捷克的纺织品、鞋类和皮革制品造成了严重破坏性的影响，而这些产业恰恰是1989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工业之一。
捷克的经济战略带有相当程度的对浪漫中国形象的痴迷，担心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面前失去机会，虽然政界保留了较为浓重的“道德价值外交”的痕迹，但为了经济发展，捷克不得不通过商界精英访华以获得中国的青睐。
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继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当选总统后不久，于2004年访华。
2004年4月16日，他在大型企业代表的陪同下，对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为期11天的长期访问。克劳斯（Klaus）宣布访华前，他决定将采取截然不同的更务实的态度对待同中国的外交，拒绝哈维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弥赛亚主义”和他的“傲慢的道德和小政治挑衅”。然而很遗憾的是，克劳斯的访华计划准备不是很充分，出现了一些偏差。首先，他的访华之行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来华大约在同一时间举行，风头被金正日盖过了；其次，克劳斯本人带有“欧洲怀疑论”的倾向，选择在没有等到捷克加入欧盟之前（前两周）访华，换言之，捷克代表团是以非欧盟国家的身份抵达了中国，最终，捷克高层此次访问效果很一般，只是例行签署了三项双边协议和对未来商业项目的一般性口头承诺。
2019年9月26日，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举办捷克国家日招待会和捷中文艺沙龙活动
聪明而务实的斯洛伐克
与捷克的战略一样，斯洛伐克的对华外交政策也非常看重于与中方的频繁会晤。但是，斯洛伐克用来改善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手段有两个更鲜明的特征：授予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荣誉市民称号，对诸如人权等对中国敏感的问题采取更谨慎的态度。
1993年至2008年期间，斯洛伐克奉行与中国进行深入政治接触的政策。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相比，斯洛伐克对中国的关注度异常高。例如，在此期间斯洛伐克派出9个高级代表团到日本，大韩民国派了6个代表团（日本和韩国是斯洛伐克的最大投资者），只有4人去了印度。
但在此期间斯洛伐克有过八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包括总统、总理、议会议长和外交部长以及众多其他公共官员。这些政党代表大多是左翼政党Smer（方向党），Hnutie za Demokraticke´ Slovensko（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党）和SDL（民主左翼党）等等。Smer党的领导人兼总理罗伯特•菲科（Robert Fico，2006-2010年）曾三次访华，最后一次是在2007年。1995年，在弗拉基米尔•梅恰尔（Vladimır Meciar）总理的领导下，斯洛伐克议会的一些成员甚至与中国建立了特别的“友谊小组”。而他的政治对手米哈尔•科瓦奇（Michal Kovac）就很不明智，他主张与台湾代表建立联系。
除了经常访问外，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唐三清、陶妙发、袁桂森等三位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被授予二等白色双十字勋章。正如外交部部长米哈尔•科特曼（Michal Kottman）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斯洛伐克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标志。
此外，历届斯洛伐克政府都采取措施，避免在一些不必要的话题上引起中国的负面反应。斯洛伐克政府官员几乎从不在人权问题上说三道四，执政联盟和反对党代表都恪守这一政策。总统米哈尔•科瓦奇（Michal Kovac）和外交部国务卿Jaroslav Chlebo也只是呼吁双方就人权问题保持对话。
斯洛伐克独立后的首任总统米哈尔·科瓦奇（@伦敦晚邮报）
达赖喇嘛于2000年应萨摩林小镇的At Home Gallery邀请访问斯洛伐克时，斯洛伐克四位最高政府代表都不愿意与他会面。
以非官方身份出面的14个斯洛伐克非政府组织以及几个知识分子给总理米库拉斯·德祖林达（Mikulas Dzurinda）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改变态度，但他们的呼吁没有得到回应。斯洛伐克外交部甚至主动问达赖住在哪个酒店，严令酒店管理员不得悬挂藏独旗。
甚至斯洛伐克的一些主要教会，特别是天主教教会和新教教会，都在人权议题上和西方喜欢炒作的宗教自由问题上保持沉默。不过话说回来，斯洛伐克的民间组织总体上也很少关注中国。这是因为出于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原因，斯洛伐克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巴尔干、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有关中国的政治议题也很难在民间有什么呼应。
2000年后，新独立的马其顿与台湾当局意外地建立了外交关系，拉脱维亚也有跟随的意向。而斯洛伐克却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警告说，“任何破坏中斯洛伐克友好关系的企图都将面临”失败。
台湾当局当时在包括布鲁塞尔在内的许多欧洲城市都已经设有许多办事处，但斯洛伐克仍发表了这一声明。
有趣的是，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根本没有评论台湾当局驻捷克办事处的成立。
2007年1月，当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是否要制裁朝鲜时，中国投了反对票，而捷克投了赞成票，很快便受到了中国的惩罚。捷克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中国不但不支持，反而力图说服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联合反对捷克，转而支持不是很靠拢西方的克罗地亚。
捷克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批评中国的西藏政策，托波拉内克还扬言呼吁捷克代表团退出北京奥运会。 捷克外交部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Karel Schwarzenberg）于2008年4月对法访问期间大放厥词，认为奥运会不应该在非民主国家召开。
在捷克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虽然克劳斯总统（他是最亲中国的捷克政客之一）一直要求保持对华友好关系，但捷中关系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捷克的主要贸易伙伴，出口方面，中国占的份额很少（@中欧经济观察）
200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俄罗斯、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成为胡锦涛主席此次出访的唯一一个欧盟成员国。所以说，斯洛伐克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胡锦涛还会见了斯洛伐克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他们对投资建设斯洛伐克的公路和铁路的热情很高。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斯洛伐克成为了中国人投资的理想地点，因为斯洛伐克不仅是欧盟成员国，有着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且税率低，劳动生产率高。
欧盟的加入也增强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投资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第一笔对捷克投资——长虹欧洲电力公司（Chonghong Europe Electric）与捷克PPF集团于2006年合作成立了合资企业（即捷克加入欧盟两年后）。2006年，联想和华为作为全球最大一批IT服务供应商，在布拉迪斯拉发开设了办事处。
不过总体而言，尽管作为欧盟成员国，两国的外交政策目标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但两国的具体做法仍存在分歧。
自2006年托波拉内克（Mirek Topolanek）右翼内阁上台后，捷克共和国便在外交事务中奉行跨大西洋外交政策取向。当届政府批准在捷克建立美国雷达基地，以作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补充部分（还包括波兰的反导基地），这立刻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
捷克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批评中国的西藏政策，托波拉内克还扬言呼吁捷克代表团退出北京奥运会。
捷克外交部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Karel Schwarzenberg）于2008年4月对法访问期间大放厥词，认为奥运会不应该在非民主国家召开。
在捷克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虽然克劳斯总统（他是最亲中国的捷克政客之一）一直要求保持对华友好关系，但捷中关系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与捷克的做法相反，在此期间，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继续采取低调务实的态度，避免可能在敏感问题上触怒中国。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Robert Fico）公开批评美国的导弹防御项目；与捷克总统不同，斯洛伐克总统加斯帕罗维奇（Gasparovic）出席了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
斯洛伐克前总统加斯帕罗维奇和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合影（@SME）
结论
我们不得不说，中国人对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两国的看法依然比较独特，主要考虑到这两国是前苏联的卫星国。尽管如此，加入欧盟之后，两国地位还是在中国眼中提升了存在感，至少达到了值得中国人领导人访问的水平。
查阅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网页，两国均被标以“欧洲地区”；而在此之前，它们被视为“欧洲和中亚地区”，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归为一类。
1990年代，两国都曾努力提升与中国的商贸关系，即使他们都成为欧洲两大领先汽车品牌的设厂地，但在获得其产品在华的进口许可证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障碍。
最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形势一再表明，整个欧盟更加依赖共同且稳固的欧中政策。但是，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否会联手，为欧盟对华共同政策做出实质性贡献，目前看来前景并不明确。
不管如何，两国都希望在“巨大的中国市场”面前分一杯羹，但经济合作受到政坛换届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的一系列影响，两国都梦想得到中国的“独宠”，但显然斯洛伐克领先了一步。
（本文原载《中欧观察》（Central Europe Observer）2019年第三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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