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写完《邓小平时代》10年后，我更觉得改开伟大

（观察者网讯）当地时间12月20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邓小平时代》作者、著名中美问题学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于（Ezra F. Vogel）去世，终年90岁。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J. Samuels）也在推特上确认了相关消息，并称傅高义在手术后因并发症去世。

“（傅高义）作为学者、公仆和人类，是一个巨人。（他）不知疲倦地保持好奇心。（他的离世）是巨大的损失。”塞缪尔斯写道。

傅高义出生于1930年7月，曾为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是一名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也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他精通中文和日文，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等著作。

从事中国研究的傅高义曾这么解释自己的中文名字的双重含"义"：“我有两个’义’，一个是英文的（傅高义英文本名为Ezra F.Vogel），Vogel翻译是’傅高’,‘义’是Ezra，开始字母是’E’，也有’英文’的意思；而在中文里，我觉得一个老师（应该）很重视’义’，是义气的那个’义’。 我认为（‘义’）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寥寥无几。傅高义后来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尽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却都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了解。”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傅高义说，当时哈佛大学已经有中文、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但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这些专业上，还没有人做中国的研究。此时，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背景的傅高义的出现，恰恰符合了费正清等人对未来中国研究者的需要。

1961年，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经济。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 他后来曾说：“因为学中文非常难，想学这么难的语言的，当然是优秀的学生。所以，当时无论是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还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中国的人都是美国社会的知识精英。”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非常少。当时傅高义没办法去大陆做研究，有人选择去台湾，但是他觉得“台湾对大陆肯定有偏见，相比之下，香港地区会客观一些。”因此，1963年傅高义动身去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

傅高义觉得当时的美国媒体只专注于报道中国当时经济政策失败的消息，但他却预测到中国与美国、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我们的学者不想抵制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交流，需要掌握和了解中国。”

赴港前，傅高义本来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和各种条件所限，他只能搜集到广东的地方资料。1964年，傅高义回到哈佛，开始着手写《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他专门请了一位广东人做助手，一起看当地报纸，“我看的时候他在旁边也看，不明白的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比如我看报纸说‘反对×××’，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就会把他了解到的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是有关于土改的经验，比如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从中我可以了解报纸和现实矛盾的地方。”

1969年，该书正式出版，其中详细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当时在美国很具影响力。

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时，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学者给他写信，“我们说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还曾经去华盛顿，找到也曾是哈佛教授的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建议。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去到了广州、上海、苏州、南京、北京等地，见到了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姐妹关系”，傅高义受邀去广东做研究，1987年傅高义带着自己会说广州话的妻子艾秀慈在广东待了7个月，广东100多个县，去了70多个。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的序言中，傅高义表示，“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从广东的内部来考察这个省份，因此我感到更有责任来记录这个省的很多细节，力求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

上世纪90年代初，傅高义曾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情报部门官员，为政府撰写分析报告。2000年，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决心“集中精力进行研究，来帮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傅高义在2018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讲座上发表的“中美关系40年”谈话曾说，“我当时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是给美国人介绍东亚文化，而若要让美国人了解东亚、了解中国，就要了解改革开放、了解邓小平。于是我花了十年工夫写了《邓小平时代》。写完时就觉得（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十年后更加觉得伟大。”

傅高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表示，他一生中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就是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举行的一场庆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招待会。与会者是关心中国的工商界、学术界和外交界人士。邓小平使用扩音器现场演讲，而傅高义就站在他不远处。傅高义回忆说：“他演讲很认真，像一个战士一样。每个字都念得很认真，很正式。”

然而，20多年后，当傅高义决意专门研究邓小平时，已无缘再见。

已经退休的傅高义花了二三年时间阅读材料，有了轮廓后，开始拉纲要，构架每章的主题。同时，傅高义也去北京走访一些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帮他联系去邓小平曾生活过的地方，如故乡四川广安、太行山区、江西瑞金等地了解情况。傅高义还去过邓小平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重庆与成都，同当地研究党史和地方志的学者和干部谈话。

傅高义在该书大陆版的序言中写到：“我认为他（邓小平）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我希望中国人民认可这本书是对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尝试。”

2013年，傅高义曾做客观察者网，与曾担任过邓小平翻译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对谈，解读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与改革战略，探讨邓小平对于中国命运的影响。

今年12月1日，傅高义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与会的中俄专家也持同样观点。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