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帮助中日两国更好地理解彼此

【文/傅高义】

我自小就认识到战争的严重性。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他从波兰来到美国。而他的两个姐姐与丈夫和孩子留在波兰，最后都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当1945年二战接近尾声时，我十五岁，那时我们学校的初中和高中部在同一幢楼里。比我高三个年级和更大的男生几乎全去了战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都认识。那时美国刚开始有电视机，但获取新闻主要还是靠收音机。我们每天收听新闻，希望听到胜利的消息。家中有儿子上战场的邻居，都在窗口挂上小旗，一颗星星代表一个正在服役的孩子。和邻居一样，我们都期盼着他们能平安归来。我们中学有好几位学生死于抗击日本的太平洋战争。

战争结束后，我们都深信全世界必须联合起来，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战后不久，我上了大学，同学中就有参加过二战的退伍军人。有大学老师教导我们，为了防止战争，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学会跟它们合作。战后，我所在的学校及其他大学，都增开了有关外国的课程。这样做不只有利于外国，美国也能受益。我们认识到，为了让美国人生活在和平中，就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更好的关系。

二十一岁时，我和男同学们都被征召入伍，准备前往朝鲜打仗。我接受了为期四个月的作战训练。有些共同受训的朋友战死在朝鲜，而我幸运地被派到美国的一所军队医院，服务军队里的精神病人。因为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战争结束，退了伍，我决定攻读社会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博士学位。

我始终记得二战即将结束时得到的教训，那就是美国人要生活在和平中，就需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平相处，这就需要对其他国家的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快写完博士论文的时候，哈佛大学的佛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教授对我说，你的见识还不够，因为你从没出过国。她告诉我，想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有深入的理解，就要出国去感受文化差异。她建议我去日本，并帮我申请到为期两年的博士后奖学金，第一年学语言，第二年访问日本家庭。我将此视为一个了解外国人的机会，马上就同意了。

读研究生时，教授们都鼓励我们将深度访问作为了解其他文化的方法。要真正了解某种文化，我们必须真正熟悉为该文化所化之人，并像他们那样去看世界。这也是一个交朋友的方法，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研究而言，都是值得的。此后，我一直在用深度访问的方法。我在1958至1960年间认识的日本人中，不少已经离世。我跟那些在世的人仍保持联系，当我去日本时，也会去见他们的孩子。为了了解日本社会的变化和保持友谊，我每年都去日本，这有助于我理解究竟日本人自己如何看待他们的社会。此外，有很多日本人来哈佛读书。我教过不少优秀的日本学生，并跟其中的大部分人成为好友。我是他们的老师，但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有些学生已在日本担任重要职务，我一直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我相信，这些友谊使我能更深地理解日本。

另一位对我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教授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认为，要理解另一个社会，必须了解该社会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以及来自历史的核心价值观。我仍然相信努力了解一个社会各种不同方面的重要性，在研究日本时，我尽力去了解日本社会的各个主要面向，并将获得的总体性认知和我所认识的日本人的看法结合起来。

1960年，我从日本回到美国。在和一位从前的老师谈论未来规划时，他问道：“你去研究中国如何？”我之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他解释说，令任何想与“红色中国”沾边的人恐惧的麦卡锡时代正在终结，好几所重点大学正准备加强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在麦卡锡时代，哈佛曾开设一些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的课程，但因为怕遭到强烈的公众反对，没有开设有关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人类学或法学的课程。1960年代初，负责挑选新教员的哈佛资深教授们认为，那时美国的资深学者中无人具备足够的学识，可以胜任这些学术领域的教授职位。因此，裴泽（John Pelzel）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等决定挑选一些拥有博士学位、有兴趣研究中国的年轻人，让他们将关于中国的知识与自己学科的特殊方法相结合。如果这些年轻人能胜任，或许就可以保住教职。

我说，如能允许我继续从事日本社会的研究，我对这个工作有兴趣。

就在我与裴泽谈话的那天，他给费正清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背景。在四十八小时内，我得到了为期三年的博士后资助，用于学习中国语言、历史和经济，为研究中国社会做准备。如果我的表现令人满意的话，就可以在哈佛教授相关课程。两年后，我去香港待了一年，访问曾生活在中国大陆或常去大陆的人。从香港回美后三年，我完成了书稿《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几个月内，教授们通读了书稿，参加了一些我按要求做的讲座。1967年，我被哈佛大学授予教研中国社会的终身教职。

傅高义与朱镕基（图源：澎湃新闻）

我在哈佛的工作是帮助学生理解中国社会。我第一次获得前往中国的签证是在1973年春，作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待了三个星期。访问的一项内容是会见周恩来、乔冠华、周培源、郭沫若和费孝通等人。1967年春，我在哈佛首次讲授关于中国社会的课程。1980年，我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待了两个月，这也是我首次能在中国某个地方待久一点。我开始与中山大学的学者们交朋友。

198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麻萨诸塞州与广东省结好。因为曾以香港为基地研究广东，并写了一本关于广东的书，我被选为麻州委员会成员，接待来自广东省的官员。又因为我能说一些中文且去过广东，当广东的官员访问麻州时，我协助陪同工作，并与他们成了朋友，包括省长梁灵光、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张高丽以及副主任杨迈。

一些官员知道我写了《日本第一》，该书在美国和日本大卖。他们认为，如果我能去广东待几个月，写一本关于广东的书，外国人就可以获得更多信息，更愿意来广东投资。当时，他们非常希望获得更多外资。1987年，我作为广东省经济委员会的客人，受邀前往广东七个月。我感到很幸运，有这样一个在广东交朋友的好机会。派来陪我的年轻干部窦新元成了我的好友，从1986年开始一直跟我合作，直到不幸于2018年因心脏病去世。我从窦新元那里受益良多。

在广东时，我得以观察该省各地，看到有些贫穷地区的小孩瘦骨嶙峋、衣不蔽体。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已经能见到改革政策的成果。回美后，我写了一本研究广东省的书，叫《先行一步：改革下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此后的从教生涯中，我认识了多位中国学生，我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视为朋友。我还与一些学生保持联系，并继续从他们那里学到有关中国的知识。

2000年从哈佛退休时，我感到作为一名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是帮助美国人理解中国，正如在1970年代，我认为需要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正在成为竞争对手的日本。我相信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因此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和写出了《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2010至2011年间，在即将完成《邓小平时代》一书时，我开始极度担心中日关系。之前我一直认为，作为哈佛学者，我的主要责任是帮助美国人理解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发展情况。但到2010–2011年，当发现中日关系变得如此糟糕和危险后，我认为自己应该帮助两国改善关系。我知道两国间存在一些基于历史的严重问题。我有很多日本朋友，我希望日本成功。我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我希望中国成功。如果两国可以改善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

我相信自己可以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因此也有了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我是唯一的外国人，既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的书（《日本第一》），在日本成为畅销书，也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邓小平时代》），在中国也成为畅销书。我认为，如果自己能写一本关于中日历史的书，也许在两国都会有些读者。一些中日专家对两国关系史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但我希望我这样一个旁观者，对中日关系进行的客观理解，能对改善关系有所贡献。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我阅读了能看到的所有相关书籍，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确实希望这本根据个人所学写成的书，既能帮助中日更好地理解彼此，也能帮助西方更好地理解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2012年1月18日，傅高义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与观众讨论《邓小平时代》一书的相关问题（图源：香港中文大学网站）

我还不至于天真到相信只要中日人民互相理解，两国关系就能自动得到改善。美国曾发生过内战，彼此非常了解的南方和北方兵戈相向；在日本，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群体间也曾发生内战；中国也不例外。但我深信，理解历史、直面历史，对那些愿意改善关系的两国领导人是有用的──他们可以善用共同的文化遗产，一起来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历史问题在处理对日关系方面尤其重要。

现在的中美关系如此紧张，我认为日本可以对沟通中美关系起一点作用，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有助于减少中美之间的误解。毋庸赘言，今天的中日关系比七年前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有了很大改善，令我很欣慰。但两国仍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希望他们可以找到更多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方式，继续改善关系。我希望自己作为学者所做的努力，对那些希望为改善关系做出贡献的两国领导人有所助益。

在本书中，我努力呈现中日双方的观点和立场，并力求准确。希望中文读者发现书中关于中国的表述大体准确，也希望本书对日本角度的表述，能帮助他们理解日本人的想法，更好地与日本人打交道。

在1980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期间认识了很多中大的教授，以及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2010年《邓小平时代》即将杀青时，为了出版中文版，我联系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他们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领导层具有全球出版人的宽广视野，对中文出版业了如指掌，工作人员极富专业素养。因为出版《邓小平时代》时的合作极其愉快，我对出版本书的中文版自然也不作他想，直接联系了甘琦社长。

在我长达六十年的著述生涯中，曾有过很多优秀的同事，担任我的研究助理和编辑。但从来没有哪一位合作者比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叶敏磊女士，在史实核对上做得更多、更认真、更专业。她和本书译者毛升、特约编辑林少予先生一起，不辞辛劳地工作了八个多月，对译本进行逐行译校、核对史实、查找引文出处，并邀请多位专家校读译稿。我很感激他们的付出，读者也一定能从他们的努力中受益。在此我特别致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优秀的编辑团队，这是一支梦之队。和《邓小平时代》一样，在甘琦和林颖的出色领导下，他们尽心尽责地工作，使译本更准确，更富学术价值。

傅高义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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