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5年，企业迎来韧性成长的数字化机遇

“韧性成长”（Resilient Growth）是指企业需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不再简单追求速度快，而是更多着眼于可持续性发展，打造更加灵活的发展模式。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企业们纷纷开始将数字化作为韧性成长的重要工具和战略方向。

12月15日，在上海西岸美术馆举办的《韧性成长：跨国公司数字化转型峰会》峰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展望了“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数字化机遇，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睿杰，以及来自通用磨坊、麦当劳、阿斯利康、康明斯等在华跨国公司代表，分享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紧跟趋势、充分落地产品和服务的经验，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韧性成长提供参考。

现场照片

第一个趋势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继续增速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得益于全要素成产率基本保持在4%以上。201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数值降到2.1%甚至以下，那么，中国要保持可持续、高质量、健康的发展，按照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倒推，中国未来15年要达到2.5%-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中国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四个有利因素。第一是工业化的完成。中国经济产业进入互联网的下半场之后，有了非常大的数字化转型的独特机会，可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第二是新基建，为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能为全要素生产率带来强劲的上升空间。第三是大国工业。由于全球化的逆转、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国可能有必要，也有内生的动力，去保持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工业链。制造业比例基本可能保持在20%以上，为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率带来很大的空间，这是中国特有的优势。第四点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两个来源，一个是技术本身，第二是生产组织形式、体制机制建设。中国的空间非常开阔，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带来极大的改善。

第二个趋势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向上游迈进。目前，我国的位置还比较偏中下游，在大量的关键领域、高科技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上还需要进口，供应链对外依赖度特别高。一个国家自己能够生产的中间品减掉需要进口的中间品，这个净差占出口的比值，中国在2018年的数字大概是1%，美国是29%，开放经济体平均是4%。关键产品和零部件必须有替代性的来源，要么自主创新，要么有更安全的替代性的来源，跨国企业在思考中国未来发展战略时，如果帮助中国完成价值链向上游迈进的话，会更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三个趋势是强大的国内市场与消费的基础作用。“十四五”建议文件里面特别提到消费者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人均GDP跟外贸的依赖度呈反比关系，一个国家人均GDP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应该是逐渐下降的。2006年，中国GDP中的36%是出口的，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降低到18%。以大国经济演进的规律来看，国内市场越来越重要。这本身也是提出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非常结构性的大背景。

“十四五”规划建议里提到一个新的表述方式，叫“需求侧改革”，就是让消费、新需求的崛起成为经济增长重要的动能或者发挥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当下，居民消费率大概占GDP的39%，如果需要在2035年基本上达到60%，谁来消费？有没有这个能力和意愿消费？这个问题是关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很重要的需要去回答的问题。

刘俏院长现场演讲照片

此外，对于消费也有一个判断：其中有60%以上的消费将会变成服务消费。2018年的数据显示，这个比例是44.2%。如果未来100块钱的消费里面有60元钱不是买具体的手机、电脑，而是购买服务，那人们购买什么样的服务？养老服务、理财服务、文化娱乐等。中国完成现代化国家需要完成消费结构的变迁，这对未来理解中国消费在什么市场、什么行业出现会提供一些启发。

第四个趋势，有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与提升投资收益率。中国未来还有很大的投资增长空间，修更多的房子、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城镇化也是推动投资的重要发动机。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60.6%，到2035年可能达到75%，未来还有将近15%的人口将会到城市，他们会带来庞大的投资需求。我们已经结束了规模驱动的增长模式，进入到强调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阶段。如果未来坚持一刀切的投资方式，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费。在未来15年里，政府会反复强调提高投资效率，关注投资去向。最好的手段其实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让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有效配置。中国需要一个公募的REITs市场，以基础设施作为底层资产，是有效市场的一部分，可能能引导资源更好地配置，对于我们的创新会形成新的冲击、形成新的动能。

第五个趋势，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也是需求侧改革的核心点。目前的GDP分配里面，给居民个人的大概占43%，也就是个人大概可以支配3万元人民币。未来让消费发挥基础作用，就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从43%提高到50%或者60%。现在金融市场财产性收入或者养老这块，怎么形成财产性的收入，或者能对劳动力有一些倾斜，都是未来5～15年政府政策话语体系里面会经常关注的重点。

其次，我们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我国现在有2.8亿农民工，还将有15%的人口会随着城镇化进程来到城市。这意味着，到2035年会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重新配置。我们怎么完成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劳动力的创新配置？这里面涉及的数字化战略或者说教育职业培训方法，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非常庞大的商业可能性。

疫情期间，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增长超2%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的增长也达到了4%。以微软为例，疫情爆发的6个月里，微软新聘用了超过1000人，并计划在2021年继续招聘1500人。在疫情应对和经济复苏阶段，推行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企业始终领先于其他企业，它们也创造出了许多新业务的场景，如员工和合作、客户、供应链互动的系统等。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闭环回路。首先是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与客户进行更深层次、定制化的互动。其次是系统信息的不断循环和优化。最后是产品服务的转型，为客户创造前瞻性的解决方案，将数据转化为洞见、行动和业绩。因此，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更需要一家可以提供一体式、端到端、能提供数字化转型核心功能的厂商，在合规、安全的前提下完成数字化转型。

更重要的是，在运用数字化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同时，需要培养出企业内部自身的能力，从而更好地胜任转型中的各项挑战。以老牌制造业公司康明斯为例，康明斯的数字化转型尝试集中在三个方面：车联网的建设，数据湖的建设，智能化的建设。与此同时，通过对office 365、Power platform、Power BI等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企业帮助每个员工成为程序员和全民科学家，完成所需要的数据分析，更加直击自身的痛点，共同完成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