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年增1.9%，既是经济也是政治指标，但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指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政】

疫情是历史的加速器。由于加速，2020年短短一年，原本要很多年才完成的趋势变化提前完成了，原本要很多年才会显现的更深的趋势之轮廓及其重大意义提前显现了。

岁末总盘点，中国令人震惊地再次获得了成功。大疫全球流行，经济全球衰退，美中两国之间贸易战、技术战、口水战火花不断，但就在这个多重冲击叠加的非常年度，中国不仅成为了今年唯一享有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且在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两项指标上均大大超过了预期。

彭博社援引一位投资分析师的话说：“美国和其他外国的公司将在中国投资，因为中国仍然是在全球疫病大流行期间最具弹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仍然强于其他大多数主要经济体。” 即是说，世界主要经济体不仅没有实现与中国的“脱钩”，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

早在10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就指出，只有中国“复苏速度快于预期”，预计今年增长为1.9%，明年将达到8.2%。而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和央行推出的财政支持今年以来已高达12万亿美元，但全球经济从危机深渊中的恢复仍然“漫长、坎坷而充满不确定，且极易出现倒退。”该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今年将衰退5.8%，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4.3%，欧元区经济衰退8.3%，英国经济衰退9.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衰退3.3%。

中国再次成为唯一，这并非新鲜事。回顾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情况也是类似，当时的中国也是从危机中最快实现复苏并且唯一享有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这似乎意味着危机对于中国反倒成了好事，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中国生活了11年的彭博社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欧力克（Thomas Orlik）今年4月完成了一本新书，名为《中国泡沫永不破》。尽管书中误读多多，偏见不少，但作者还是通过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具有通过危机进行学习的能力，可以未雨绸缪地管理好自己的经济。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全球封锁危机，汹涌的危机洪水所到之处，各国应声而倒，唯独中国总能化危险为机会。2020年的岁末，尽管中国各地仍有此起彼伏的疫情报告，但上上下下充满胜利的信心，难掩胜利的气氛。正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

中国的“三个率先”——“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跃上新的大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一枝独秀”，不仅仅是经济增长GDP数值上的“一枝独秀”，而是包括了“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六稳”“六保”并且“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这种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中的“一枝独秀”。

很多人还没意识到，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GDP等经济指标的含义已经不再与原来一样了，已经具有了在新发展阶段里的新的含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这样来看预测中的2020年中国GDP 2%上下，就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政治指标，一个足以说明“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发展成就指标。

另外，很多人还没意识到，曾经被经济学家们拿来与中国归为一类进行类型研究的其他经济体，在中国新发展阶段的“一枝独秀”面前已经丧失其可比性了。

例如印度，根据IMF的经济数据，该国今年铁定成为了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印度本国的统计，今年第2季度的GDP缩水达到了该国自1996年首次官方统计GDP以来破纪录的-23.9%，并成为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中最严重的一个。

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南非、东盟5国、“薄荷4国”等，也无一不在经历相当大程度的衰退，无一实现V型反转实现正增长，更不用说像中国这样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的全面发展了。

2月初，中国复工复产后，工人佩戴口罩在流水线上作业

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破产

这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重大事实。长期以来，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固定不变的基本假设之上：世界上所有的经济体分为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经济体，发展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以欧美发达国家近现代的变迁模式为依据进行学习和模仿，使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追赶上来。

根据这个基本假设，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经济体被分为不同的类型或不同的国家集团，例如二战后的“东亚四小龙”、近10年来作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的“金砖五国”、作为“快速增长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的“薄荷四国”等。经济学家们根据不同类型经济体各自的不同情况引入不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据此设计出不同的发展战略或改革方案。但是，事实证明，这些理论也许曾经适用于某些新兴经济体，但从近几十年总体形势上看，与中国经济发展基本无关。

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随着疫情对于整个世界持续的冲击和改变，“后疫情时代”将会以更加不同以往的面貌出现，而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将大大不同于此前。这也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的大部分内容在2020年之后将成为过时无用的东西。

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连续成功、历经危机而继续成功，另一方面是欧美国家早已失去了模范样板作用，经济发展长期乏力，危机应对连续失败，一正一反的两方面变化，将发展经济学这一门学科所赖以建立的整个基本假设从根本上瓦解掉了。

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踏上欧美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老路，也没有照搬这些国家当前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反而取得了超过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就，那么，无论是哪一代的、哪一派的以模仿欧美国家变迁路径为主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中国还有任何意义吗？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全面的发展，中国快步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年不仅保持了强大的弹性而且灵活地转向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难道都是可以用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来解释的吗？例如“比较优势”理论，或是“竞争优势”理论，或是“搭便车优势”理论，或是“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优势”理论等等？显然统统都不是。

中国刚刚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明年的八大重点任务，提出宏观政策将继续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提出要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这难道也都是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本着模仿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变迁路径的宗旨提出来的吗？显然也都不是。

历史加速前进，同时也是轻装前进，那些没用的、虚假的和过时的理论都成了没人需要的旧衣服。

西方式发展的本质

一般认为，发展的理念首先是从经济增长这一现实中衍生出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进步”和“进化”等观念，逐步又综合成了一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同时带动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经济发展理念。而这一过程首先是在近代以来的欧美国家中发生的。

根据熊彼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国的经济进入了“经济发展状态”，是指该国长期“循环流转”的经济静止状态被打破，生产过程不再是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而是由于不断有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进入生产体系，新的生产函数得以建立，导致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创造性破坏”的内部革新，促成了连续不断的“产业突变”。在这种持续变动的状态下，生产活动的总收入持续大于总支出，企业持续获得利润、资本持续获得利息，整个国家的经济开始持续发展。（熊彼得，1934）

熊彼得的经济发展理论，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

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是：“经济发展状态”一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会发生，也就是具有如下几点特征的社会：

1.生产与消费分离，经济活动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由以获利为目的的资本投资所驱动，整个经济高度依赖于资本投资；

2.社会被经济反噬，为了形成资本，各种社会制度都转化成了为资本服务的制度，也就是将各类不同资产转换成资本的制度，如资产所有权界定和转让、资产价值测算、资产交易市场等制度；

3.资本与劳动分化，资本和劳动两者都因为与具体的经济活动相分离而具有了抽象性和流动性，在原则上能被投入到任何可获得报酬的经济活动中；

4.危机成为常态，企业对利润的无度追求导致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一再被打破，人们对市场运作的信心一再发生动摇，经济发展的稳定反成为危机周期中的短暂例外。（James Fulcher詹姆斯·富尔彻，2004）

困境就是这样出现的：一国的经济状态必须不断发生变动，不变动就没有经济发展，而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社会变革和进步，也就没有持续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使经济状态发生不断的变动。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作为促成经济变动的一种最主要的形式或方法，虽然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刺激企业内部革新、产业突变、结构升级的持续发生，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包括贫富分化、劳资对立、道德沦丧、危机频发，这已经为世界各国无数历史案例所证明。

理论上看，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属于一个典型的社会科学问题。围绕经济发展这个好事和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这个坏事两者之间的矛盾，人们运用科学方法应该可以找到一种能够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既要经济发展又不要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最佳模式。

但在现实中，这却成了一个天真的幻想。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西方式自由民主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安排下，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党派的私利高于一切，并不存在一个全社会共同寻求最正确或最适合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公共意志。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所谓“好的”经济政策都只是相对于不同人群而言的，而且这些政策往往是相互冲突和对立的，不存在属于全社会共同的“好的”经济政策，在面临危机的时期尤其如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最近出版的新书《美国真相》中分析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仍然是乐观主义者，坚信美国仍然有希望找到一个最佳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他所说，“只要遵循正确的改革机制，美国的经济就会突飞猛进，最终实现全民共同繁荣，让大多数美国人所向往的生活不再只是黄粱美梦。”他甚至认为，“事实上，有一套十分‘实惠’的政策可以带领美国重返中产阶级社会的辉煌……”。

但另一方面，他也深切地感受到，“理想的生活方式”只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曾经出现过，“而现在离美国越来越遥远”。为什么呢？他认为思想认识方面存在问题，因为“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单纯依靠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便可以驱动经济（健康）运行——这种如信仰宗教一般对于市场力量强大程度的笃信，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或科学依据作为支撑。”

另外，当然也要归咎于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失败，“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平缺失问题时，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过去的经验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美国这种‘金钱至上’的政治体制。” （Joseph Stiglitz斯蒂格里茨，2019）

2020年的危机显然进一步拉大了斯氏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他在今年10月的一篇访谈中针对疫情对美国造成的冲击时说，“这种病毒不是‘机会平等’的病毒，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也不是‘机会平等’的影响。”人们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但是特朗普政府以及保守派实际上“正在破坏我们集体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的社会里，出现这种状况几乎是必然的。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发展，首先冒出问题都是“谁的发展？”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危机，首先冒出的问题都是“谁的危机？” 2020年的圣诞节，美国是在平均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0万、每分钟2人死于新冠的世界最严重疫情中度过的，而背后的首要问题却仍然是谁的疫情？谁的失业率？谁的经济衰退？ 如果疫情、失业率、经济衰退不仅没有影响到那1%的人群，甚至他们还有机会从中获益，那么，每个指标都再恶化一倍或数倍，又有什么关系？

中国式发展的胜利

斯蒂格里茨给美国经济病症开出的一帖药方是：教育美国人先理解国家财富真正的来源，将“创造财富”与“榨取财富”区分开来。根据他的定义，“后者指通过某种剥削形式从他人手中夺取财富的过程，而前者才是一国致富的真正动力，即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及两者之间高效的相互促进作用。”他认为，“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教会了人们如何发现隐藏在自然界之中的真理，并利用它们来推动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财富的创造仰赖于人类对社会组织的理解程度。通过‘理性论述’的过程，人类发现并创造了社会组织，一系列具备完善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体系的社会机构也由此诞生。” （Joseph Stiglitz斯蒂格里茨，2019）

这个药方有用吗？在今天的中国人眼中，该药方可能完全无用。道理很简单，对于美国，这个药方没有人接受，那个操纵一切的最富人群就是靠“榨取财富”才有了当下的一切，榨取的手段还犹恐不够，榨取的对象还犹恐不多，怎么会接受放弃榨取财富、转为创造财富的建议？而对于中国，这个药方等于废纸，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根本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通过人民的勤奋劳动、科学的进步和有效的社会组织创造财富，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这本来就是中国式发展中固有的含义。

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西方国家开始为自身越来越严重的病症寻找药方时，它们终将发现，所需要的药方，在中国这里早已是发展道路上成熟的经验和理念。主流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宗旨不仅完全不适用了，而且今后还要颠倒过来。

斯蒂格里茨认为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进步，取决于基于理性的社会组织。这不就是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吗？2007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虽然短短一句话，几个要点，但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包括实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各国，其实都做不到。当资本主义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制度保障时，第一要义就会是资本家的利润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核心就会是以资本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而无论是资本家还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政客，都做不到也没有能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

斯蒂格利茨认为“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及两者之间高效的相互促进作用”，才是一国致富的真正动力。这不就是中国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吗？今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的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格局，对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实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各国，其实也都做不到。根本原因也还是在于资本家共和国与人民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式发展和中国式发展的根本差别。

不仅是斯蒂格利茨，只要是当真为西方国家寻找治病药方的严肃学者，必定会从中国式发展的理念和实践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

2020年就是这样一个大转折之年、大颠覆之年。为什么在这个非常的年度里只有中国做到了“三个率先”？为什么在疫情冲击下跟头栽得最难看的国家恰恰就是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彻底且坚持不做改正的国家？为什么说得头头是道的主流经济学不仅解释不了2020年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而且现实和其理论预测正好相反？为什么在中国政府清清楚楚地宣告了中国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并开始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西方国家还是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实案例可以更好地说明问题。一个多月前中国政府在及时中止了蚂蚁金服集团的IPO之后，政府的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又进驻阿里巴巴集团进行涉嫌垄断行为的立案调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这是我国在互联网领域加强反垄断监管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行业秩序、促进平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只要理解了什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理解了中国式发展与西方式发展的根本不同之处，就会明白这不过就是一个常规的甚至技术性的监管举措，就不会做任何过度解读。垄断出现了就要反垄断，行业失序了就要进行规范，长远健康发展受到影响了就要采取措施促进，仅此而已。

2020年，中国式发展“一枝独秀”，宏观上有独一无二的“三个率先”，微观上有无数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政府政策操作和民间经济活动，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共同谋发展。这样一个蓬蓬勃勃的大气象，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无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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