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刺激内循环，我们2008年以后就做过了

【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此前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吹风会上，很多外国友人问道，中国的“双循环”战略是否会降低国际贸易，您怎么看待双循环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丁一凡：**双循环的重点在于以内循环为主，以外循环为辅，来推动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双循环发展战略是一种既成事实，其实早已经发生，我们现在认识到双循环是一种常态，而且需要依靠双循环，所以要把它说清楚，更进一步地推动双循环的发展。

从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主要就是依靠内循环，只不过现在明确承认这样的现实。2009年以前，从2001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差不多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当时中国的GDP年度增长在10%以上，但是这个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外需推动增长，整个这个将近八、九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在10%以上，但中国的出口增长近20%，所以是一种依靠外需拉动的增长。

2008年出现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我们的外贸订单突然大幅下滑，出口遭遇断崖式下跌，这时各个国家都推行了经济刺激计划，即刺激内需的计划，中国也是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是依靠外需，而是依靠内需来推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传统的出口市场都大幅萎缩，于是我们只好靠内需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我们的刺激经济计划大幅度刺激国内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仅维持了经济量的增长，也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

以高铁为例，2008年我们的高铁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天津这一段是全国唯一的高铁。而我们加强内部基础设施投资以后，到了十年之后的2018年，高铁线路就达到了2.8万公里。这十年的内部大力投资，改善了中国基础设施的质量，大大加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才使得外部需求大幅减弱的情况下，中国仍然能够保持一枝独秀，维持在全球的经济增长势头

另外，2008、2009年的时候，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占我们GDP的比重在10%左右，甚至10%以上。到了2018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降到了GDP的1%，2019年降到了0.4%，这种一路下滑正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内部市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靠的是外部市场。

所以双循环是一个现实，我们是在现实之下承认这种现实。而且考虑到未来十年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普遍的下滑，我们必须靠内部的经济增长抵消外部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要公开地讲，未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双循环仍然是以内循环为主。经过前十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有信心通过内循环保持中国经济内部增长的元素和动力，能够维持经济增长，并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当然，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嵌入全球经济，从这个角度，我们仍然要深度参与全球化，深度参与世界经济。

不过，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以前2001-2009年，我们参与的是别人的全球化，镶入的是别人的全球产业链当中。而2009年到2019年的这十年，一方面中国在慢慢发展自己的内部市场，另一方面开始主动地去塑造外部的经济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主动地开始加强对外投资，去重塑世界经济环境，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这些事情证明金融危机之后，新的全球化就不完全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主导的，而是中西方共同主导的。

观察者网：中国周边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推进，拜登新政府又表示要带领美国重新领导世界。您认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会是怎样的格局？

**丁一凡：**我觉得拜登想重新回归多边主义，重新恢复美国领导力，我们对此不是那么在意，如果美国领导世界秩序讲的是多边主义的话，对中国来说并非只有坏处，中国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竞争。虽然中国会受到一定的打压，但只要在多边协调的框架之内，我们就能适应这种发展环境。

而且曾经很长时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要适应多边环境的世界经济发展，对于规范我们内部的行为、规范我们的规矩意识，都有一定益处，所以我们才说，开放某种程度上是倒逼我们内部改革的一种措施，可以利用外面的规范式行为规范我们内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应该说不害怕美国要回归这种事儿。

另外，中国最近跟东亚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谈成了RCEP，这就是一个证明，因为这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一个很大的命题，未来我们的目标是经过十年的努力，整个地区90%-95%产品的关税趋近于零，成为一个基本没有关税的地区，这样会使得整个东亚地区的制造业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会重组我们整个地区的制造业配置，从各个地方配置原料和生产的成本大幅下降，就会大大地提高整个东亚地区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心的地位，重塑这种优势。所以RCEP的签署不光是对中国，对其他参与RCEP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观察者网：您认为，如何改变以往全球化格局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获利不均的情况？

**丁一凡：**中国参与的全球化与此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有一个很大不同。

上一阶段全球化的主要基础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如果我们把华盛顿共识的二十条标准都拿出来简单地分一下类，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排除政府，只让企业和市场来决定市场上的所有行为。这种做法从效率上讲是有效的，但因为所有的人和国家的禀赋不同，完全由企业和市场去决定发展方向，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因为富人会更大地享受到这种效率的提高，但是一些比如说被全球化过程排斥在外的经济，就会越来越困难。这种社会分化既体现在发达国家，也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指导力量造成的。

中国参与主导未来全球化的想法与西方不一样。我们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现在有三百多个合作伙伴，有一百多个项目在做，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在起作用，我们跟各个参与国的政府合作，同时也跟各方的企业合作，来共同完成这些项目。我们的前提是，政府是为国家的普遍利益着想，所以政府的项目是对整体经济的提高，有助于国家国力的提升。我们希望这种既有政府参与、又有市场参与的全球化，能够比上一轮全球化更好地克制只凭市场主导产生的利益偏差，纠正只对某些企业的投资者和大老板有利、对其他社会参与者不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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