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希强：“泛突厥主义”的前世今生

近来，一些在西方生活的土耳其裔体育和文艺名人通过社交媒体向中国施压。西方一些国家长期在反恐政策上实行“双标”，只要是诋毁中国的言行它们常常支持，在长期受一边倒的反华舆论影响下，这些体育和文艺名人出现不当言论并不奇怪;同时，作为在西方生活的土耳其裔，其言论又凸显出泛突厥主义情结的影响。

所谓泛突厥主义，又称“大突厥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在突厥语国家兴起的一股民族主义思潮，宣扬突厥人种族优越，主张实现所有突厥民族的大一统。说到泛突厥主义，就不能不提起“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叶在中亚地区兴起的一股宗教政治思潮，主张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联合起来，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乌玛)。泛突厥主义常常与泛伊斯兰主义联系在一起，合称“双泛主义”，本质都是极端主义思潮。

泛突厥主义发源于沙俄时代伏尔加河下游的鞑靼。1873年，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鞑靼汗国被沙俄吞并，亡国之后的鞑靼人产生强烈的突厥民族意识。被称作“泛突厥主义之父”的加思普林斯基在俄全境操突厥语各民族中发起“扎吉德”(意为“新的教学法”)运动，主张通过建立共同、规范的语言文化，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在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与泛斯拉夫主义相抗衡。

处于斯托雷平时期的俄国，对泛突厥主义运动进行了严厉打击，一批泛突厥主义代表人物被迫流亡到相邻的奥斯曼帝国。由于“泛突”思想正好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得到帝国上层的大力推崇，逐渐发展成一股追求建立“大突厥斯坦”的意识形态。

从历史背景看，“双泛主义”的初衷是好的，两者的产生都有当时世界范围内反抗殖民主义统治压迫、寻求民族解放的斗争背景，但在别有用心的篡改下，成为奥斯曼帝国控制弱小民族、对外扩张的工具，也成为帝国主义肢解、分裂中国的工具。因此，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意识形态，随着时代变迁、民族演化已然没有生存空间，更与全球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潮流格格不入。

从民族主体性看，泛突厥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直接威胁着国际社会经过多年努力形成、得到联合国认可的独立主权国家疆界。属突厥语族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很广，有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俄罗斯鞑靼斯坦、北塞浦路斯等。这一区域的国家绝大多数人民，决不会放弃对本国命运的主宰，而任何重新瓜分他国领土的行为，也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从现实实践看，“双泛主义”一旦与伊斯兰极端思想、原教旨主义结合，结果必然走向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给现有国际秩序、地区安全带来危害。现在人们一听到“双泛主义”，就会联想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联想到以暴力恐怖手段恢复伊斯兰传统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

“双泛主义”特别是泛突主义活动猖獗的地方，往往是“东突”活动猖獗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和国际双泛势力的支持下，“东突”在境外的活动十分猖獗，组织名目繁多，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分布在10多个国家，形成了欧美、西亚、中亚和南亚4个集团。

美国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对中国境内的“东突”恐怖主义性质含糊其辞，虽然迫于国际压力将“东伊运”等10个组织定为恐怖主义组织，但对其分裂中国的恐怖行径仍姑息纵容、暗通款曲，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资助下，“东突”分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纽约建立了协会。2004年，“东突”还在美国成立了流亡政府。美国还不顾中国反对多次给“东突”分子发放入境签证，举办研讨会。“东突”势力也以各种方式游说美国国会及政界人士，乞求美就“东突”问题在政治、外交上向我施压，并寻求资金、骨干培训、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援助。

欧洲是境外“东突”分子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虽然在表面上欧洲各国都明确表示反对恐怖主义，但德国、意大利等却一直是“东突”活动的重要舞台。

在长期苦心经营下，“东突”分子在上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学术等领域获得了一定影响力。在媒体长期的颠倒黑白、歪曲误导下，在部分民众中间形成了对中国问题的错误认知。

近年来，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境外“东突”组织加紧整合，调整策略，由单纯打着民族、宗教旗号进行非法活动，改为集民族、宗教、民主、人权于一体，企图在更高层次上与我展开较量。面对挑战，我们更需坚定治理自信，继续加强各项反恐、去极端化措施，彻底铲除“双泛”思想生存的土壤，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宣传，廓清事实真相，揭露、回击西方政客媒体一系列不实之词，争取道义上的主动;加强国际反恐交流合作，通过建立双边或多边反恐互信，在经济、军事、司法上协调一致打击“东突”恐怖组织。(作者是反恐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