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山：新媒介对港青的塑造力不容忽视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有香港媒体人发现，一款名为“香城Online”的游戏在暴徒聚集的连登社区传播。游戏以虚拟化城市“香城”为背景，玩家在游戏中扮演战士、补给兵等角色，完成“跟随队伍游行，再自由活动去爬山，沿途有不同怪兽需要打，守卫我城”的所谓“任务”。其攻略包括地图、职业、怪物(影射警察)、装备等介绍一应俱全，可操作性极强，香港媒体人形容这个游戏简直是“在短时间内批量生产黑衣人的暴徒培训手册”。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迭代背景下，社会运动虚拟化并不是在香港的“反修例”风波中才出现的新鲜事，早在2015年的巴黎暴恐事件中，就有证据显示，恐怖分子是利用PlayStation 4游戏主机进行恐怖袭击的策划和实时交流，成功地躲过了电话、短信、推特、脸书等移动通信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大数据筛查。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虚拟化，是以青年文化为表征的全球文化历史转型的结果。例如“伊斯兰国”就曾利用社交媒体有效扩大极端思想的传播，而美国相关部门在乌克兰乱局中也曾利用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介文娱形态煽动暴乱。

可见，利用移动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完成极端情绪煽动和社会运动的组织策划，显然是一个系统性操作，它包含两个切面，一是通过看似不起眼的文化娱乐方式，比如网络文学、网络游戏、音乐、动漫等目前尚不在主流媒体视野之内的媒介形态完成意识形态煽动;二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的媒介迭代效应，以看似不起眼的泛文化形态快速传导极端情绪。正是依靠这两个切面，敌对势力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就完成极端情绪的煽动和传播，进而形成相对有效的大范围意识形态蛊惑，结成当代版的“想象的共同体”。只不过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独特性在于，其成员通常围绕着一个极端情绪策源的中心点凝聚，而游戏、动漫、音乐、社交媒体、虚拟社区等都可以作为这个极端情绪中心点的散射出口和路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其都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样貌。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媒介迭代效应所撬动的范围很广，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这一轮全球极端情绪浪潮中会有如此大的范围和圈层。

移动互联网并不是洪水猛兽，不能简单地用围堵的方式予以应对，而是要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因势利导。我们也切忌片面认知新媒介形态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通过对香港、澳门青少年的相关调研可以发现，如果打开一个澳门青少年的手机，我们会发现它包含的应用程序(或其国际版本)与内地青少年所使用的高度接近。相比之下，大多数香港青少年的手机上则大多是美国、英国的应用程序，香港本地的应用程序都很少，更不要说玩内地的网络游戏、看内地的网剧、综艺。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其后续的复杂影响。

新媒介形态下的流行文化经验，在连接不同地域的青少年群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无法享受到内地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优秀成果的情况下，香港本地又没有产生足够的内容支撑，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媒介信息的获取源头被敌对势力把持和操控。我们应该加大力度，鼓励数字文化产业领域生产出更多的数字文化产品。同时，在版权领域于“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应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虚拟化现象，我们既要从长计议，也要因势利导。(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