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妖魔化中国是解决问题之道吗

为了遏制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日益扩大的全球影响力，当下的美国政府及其高级官员似乎无所不用其极，同时他们的一些做法和言辞还得到了部分民主党政治精英和美国主流媒体的支持。他们似乎想营造一个美国政治精英上下一致的印象：他们不喜欢中国。

一方面，美国的部分政治精英极力渲染“中国人与我们不一样”。例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曾说，美国现在“正与一个真正的不同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争斗……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第一次)不是高加索人种”。

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极力渲染，中国人属于一个不同的道德世界。在一档流行的美国午夜电视节目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国家安全记者吉姆·修托声称，中国人“有些邪性……像暴民”。他还赞许地引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反情报负责人的话说，“没人比中国人更恶毒了，他们会杀了你，杀你全家”。因此，毫不奇怪一些美国人正极力塑造强硬的对华政策。

这一次，美国的对华强硬派们陷入一种错误理解，他们想做更细微的区别，离间普通民众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将中国人分为“善良的”国民和“邪恶的”共产党。在他们的脑海里，把前者定义为“如有条件想要民主和资本主义”，然后把后者污蔑为“压制中国人民”。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美国要对抗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中共。”

同样，美国主流媒体通常小心翼翼，以同情的笔触刻画中国人，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报道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宣扬负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在过去几年激增，甚至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为一份推测性的报告背书。这份报告宣称“要提防这样一个险恶的中国政府：它试图利用我们的民主社会的开放性，挑战(有时甚至破坏)美国自由、规范和法律等核心价值观”。报告的作者也在区分着普通中国人与其统治者。

一些更全面公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前不久发出公开信，认可中共在民众中有广泛支持度，作为执政党有实实在在的多样性。美国不应该寻求推翻中共，而是应该寻求与较温和的力量接触。他们并非否定中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政治和经济趋势。但是，为什么这些令人担忧的发展就会威胁美国呢？1979年以来中国没有与任何国家进行战争，甚至中国军方中最强硬的声音也没有威胁与美国进行核战争。

凡事都要从大处看：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更大程度地打开大门向世界开放——它是世界最大贸易国，每年有超过1.3亿人次出国旅游，美国100多万的外国留学生中有1/3来自中国。在国内，中共创造了全球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经济增长故事，让近乎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

但如果中国领导层得出结论，世界最强大国家——美国的所有政治精英、所有阶层已经形成对华敌视的一致立场，区别只在于策略不同，那么对整个世界不利的局面只会加剧。中国领导层可能因此变得多疑，但这种多疑有理有据。因此，中美双方会陷入恶性政治循环，美国变得更加敌对和好战，而中国也会加固高墙。

如何减少对中共的妖魔化？首先必须打破民主/专制政治二分法。以“民主”VS“专制”包装论辩，对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无益。认为不靠民主选举选拔政治领导人的所有国家都具有专制性质，这是错误的。中国不是家族统治下的国家，也不是军政府执政。

从整体上看，应该用贤能政治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即每个人都应当在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机会均等，领导人选拔基于德才兼备的原则。这里体现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贤能之人，但实际生活中，是否有能力做出站得住脚的政治判断则因人而异，而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识别能力出众之人。因此，中国一直在构建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旨在选拔具有政治经验和德才兼备的官员。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当然，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中国的政治精英制度也有不完善之处，正如美国的选举式民主不完善一样。

不过，贤能政治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中国自我改善的道德标准，正如民主可以也应该成为美国自我改善的道德标准。这里并不是否认普世民主价值的效度。所有国家都需要尊重基本人权——不被杀戮、迫害和奴役等“消极权利”，以及体面的物质水平等“积极权利”。但是，我们务必要让政治领导人选拔方式具有多样性。

为何所有国家要用同样的领导人选拔机制？毫无疑问，选拔机制是否合适，取决于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实需要。适合美国的机制，未必在中国有效。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改革者基本无异议。但是在美国，有一种固执的依恋难以撼动，即一人一票是唯一道德上合法的选拔政治领导人方式。

原则上，更加乐观的场景并非难以想象。美国人民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们不能永远是全球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领头羊。他们将承认，不能仅仅因为中国不通过西式选举民主产生领导层，就认为它是“邪恶的”;美中政治制度各有利弊，两种制度可以相互学习，学习求同存异。进而，一个新的美国政府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与中国再接触。如果美国的目的真是“保护航行自由”，何不建议两国军队在亚太地区联合巡逻？中国政府或许可以支付一半费用。在国内，也不排除中国政府允许更多地方民主和政治试验的可能性。

这会成为良性循环的开始。中美之间有的不仅是游客和学生交流，公职人员、科学家、学者和企业家也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解决全球挑战，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和核武器控制。然而，当前很难让人感到乐观。也许外部威胁或可推动美国与中国再接触——一场新的大规模恐袭，一场全球性疾病，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气候灾难，一场与威胁人类的外星人或者人工智能之间的战争——但是，理智之人不希望这类不测之事发生。与此同时，我们所有人能做的，是希望在恶性循环导致灾难性战争发生前，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妖魔化能够降温。(作者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