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鸣：是谁把香港年轻人推向深渊

近半年来，很多人都惊讶于香港似是突然变了样。一个原本以美食、购物、金融业闻名，盛产演艺明星，自由指数高居世界前列的璀璨大都会，竟退化为一个满目疮痍，破坏痕迹到处可见，市民出外也要查一查哪里有暴力的城市。而造成这些破坏的执行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有些还只有十一二岁。我们不免要问，是什么因素将这些青少年推向极端？

经济学家相信他们的行为成因有迹可循，亦即这些人的行为并不一定违反其“理性”，尽管他们对世事的判断可能有严重错误。

先澄清几个分析误区。第一，除了极个别例外，他们中的大多并非一些愿意为理想以死相搏的人，要他们做“烈士”更是免谈。根据“颜色革命”的套路，若有人在其运动中死亡，必定要充分利用，其殡仪游行一定要大肆渲染。但“可惜”风波至今，香港警察并未射杀过一个人。反观美国警察却在2019年击毙了897人。曾有段时间，香港个别因不同原因自杀的人也硬被套上说是以死明志或被警察迫害，但可惜他们找不到什么经得起推敲的证据。

第二，这些积极参与暴力的年轻人并非视前途为粪土。君不见他们都是黑衣黑帽黑面罩，一遇到强光照射及被人撕去面罩，便惊慌失色，他们所恃的不过是被检控及被处重罚的概率很低，而且还有些媒体及政客不断吹捧他们。“杀君马者道旁儿”。在他们身上再得体现。

第三，这些人制造炸弹、扔汽油弹、淋油焚烧意见与他们相左的人，明显带有恐怖色彩，但我们绝不用因为他们只是普通的学生或上班族而感到讶异。2005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波普出版了一本研究恐怖主义的著作《以死争胜》，其中一个发现是恐怖分子多数自以为正义，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许只是下班到市场买菜回家煮饭的普通人。

是什么动力驱使这些人走向极端？笔者认为最直接的动力是恐惧与挫折感交织的心理压力。

过去30多年来，全球的收入及资源配置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人民收入大幅上升，而富裕地区人民的收入却几无寸进，这可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后果之一。从1993年至今，香港的雇员收入中位数，扣掉通胀后，总共只上升了三成，而今天的房价却是1993年的3.5倍。

其实这个现象并非香港独有，不少西方国家民众一样对前途不乐观。然而这种悲观情绪在一些地区却被另一些地区的成功所激化。本来有识之士都懂得，内地的发展正是香港经济继续增长的基础，但香港一些“反中乱港”势力自身充满怨气，通过被他们控制的媒体及部分教育阵地极力“去中国化”，把内地的成绩说成是对香港的“威胁”。

香港经济繁荣之所以能够存在，原因本在内地，如果没有内地庞大且急速发展的经济，谁会选择把香港作为往内地投资的踏脚石？所以香港年轻人未来的经济和事业出路本就与内地密不可分，但他们被煽动蛊惑，反而把这仅有的出路视作“死路”。既然有此心态，那自然是悲观失望，误认为毫无出路了。

这种心态是滋生排外反精英民粹思潮的温床，不易化解。要鼓励受困于此等思想的年轻人去努力改善自己的竞争力，良性地与内地精英一较高低，其难度高于说服他们远离“港独”。尤其是香港社会中还有不少别有用心的人不断煽动，使他们误以为其“揽炒”策略有成功的可能。

但笔者相信，这些年轻人内心深处清楚“港独”根本不可行。只有越明白这条路不可行，才有可能触发他们心中的恐惧与暴力，而当务之急正是止暴制乱，打破这种循环。(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前系主任及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