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荣：德国为何将数字化列为挑战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迎接2020年的新年致辞中，将数字化与气候变迁、难民问题一起列为德国当前面临的三大挑战，足见数字化议题在德国政府议程中的重要性。

过去数年，为应对数字化带来的结构变迁，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在2014年制定了为期三年的数字议程(2014-2017)，然后在2016年辅以《数字战略2025》。德国在其中确立了三个核心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使人们能够通达地参与数字生活，以及实现数字世界的信任与安全。此后，德国经济部在2017年3月发布《数字平台白皮书》，其中包含有关数字秩序政策的建议;2018年11月，联邦政府又出台《人工智能战略》，以构建德国作为人工智能高地的区位优势。

从国际比较看，德国强于工业制造以及接近工业的服务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的应用发展相对滞后。德国拥有推进数字化所需的人才基础，但挑战在于企业对于数字技术的态度偏于谨慎且投资不足，此外，创新点子的实施及其商业化也是短板。因此，尽管德国近年来在推进数字化进程上取得了一些具体进展，但德国政府仍然认为存在着巨大的行动需求，例如在建立高效、全覆盖的宽带网络方面，德国仍然相当滞后。

从默克尔的表述看，就德国而言，数字化挑战至少包含三层意思：首先，数字化进程深刻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劳动生活。因此，要保障人们在数字化时代也可以拥有工作岗位，而不是被机器或机器人所取代，为此，要保障人们的教育机遇，向所有人传授应对数字变迁的能力。现实中，德国在提出“工业4.0”战略之后，已相继推出“教育4.0”“劳动4.0”等举措，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未雨绸缪，尽早对数字化的社会影响作出研判与应对。

其次，数字化的挑战意味着人们要有创新思维的勇气，以及敢于尝试新事物。德国人总体给人求稳的印象，对于新技术表现得相对审慎。德国工程院和科尔伯基金会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表明，在认为“数字化绝大程度上会给经济、社会和本人的生活质量带来积极影响”方面，德国人的乐观态度仅处于欧洲的中游水平。因此，激发德国民众和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好奇心，而不是躺在舒适区墨守成规，也是德国社会的当务之急。

最后，无论是前述的《数字平台白皮书》，还是《人工智能战略》，都反复强调了人们必须现在就认识到数字技术发展的伦理和法律界限。数字时代也需要尊重人的尊严，毕竟技术最终是要为人服务的，而非相反。

数字化的挑战，还来自德国之外。德国认为自身在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形式的发展已经落后于美国和中国，担心这会使德国失去在传统产业上的国际竞争优势。比如虽然德国拥有强大的汽车工业，但它担心在无人驾驶发展上的滞后，会使得德国未来只能是车辆供应商。有鉴于此，正如德国经济部2019年11月发布的最终版《工业战略2030》文件所表示的，德国想要参与构建这类“改变游戏的技术”，并为之制定相应的标准。这不仅表明德国想要在数字技术方面赢回全球竞争力，而且，它想要夺得规则制定者的地位，而不是沦为规则接受者。

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应对数字化挑战的举措是内外结合的。德国意图用“德国方式”来塑造数字化进程，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扩大自身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德国也在通过欧盟共同行动，由此，“德国方式”就转化为了“欧洲方式”，其实质是要以欧洲的价值、规则与规范，来为欧洲在国际数字技术竞争中占得先机。

数字化进程不仅是德国或欧洲国家的挑战，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挑战。德国在应对数字化变迁过程中，注重赋予每个人平等参与其中的机遇和能力，前瞻性地研判数字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反思数字技术的发展界限，这些无疑对于其他国家推进数字化进程具有启发意义。但是，意图从“技术主权”“数据主权”论调出发，在所谓“战略性价值链”搞技术封锁，则是与德国及欧洲倡导的自由开放的数字世界主张相悖的，也无助于人类社会共同挖掘数字技术蕴藏的无限潜能。(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