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戈恩“胜利逃亡”留下的思考

日产原董事长戈恩从日本警察的眼皮底下“胜利逃亡”的事件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对逃亡事件的过程及案件本身，戈恩与日方各执一词，笔者不作过多评述，而将重点放在由此次事件折射出的“普遍性”问题上。

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跨国并购”已成为一种新常态。法国和日本同在世界汽车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全球化的加速促使这东、西方两大汽车国密切交织。1999年雷诺花52亿美元收购了日产36.8%的股权，日产旗下日本日产柴油汽车22.5%的股权以及日产在欧洲的五个财务子公司。在“联姻”之初，法日双方相交甚好。1999年时，日产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已连续衰退了27年，且负债高达2.1万亿日元。而法方从自身业务海外拓展需求出发，对日方待之以礼。在这个阶段，相信无论是法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会坚信“资本无国界”的论断。

然而，正如多数基于功利的联姻一样，问题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究其根源，这起并购比一般的跨国并购要复杂不少，除了两家公司间的利益之争，还夹杂有法日两国汽车业和整体工业战略之争。当这家联盟公司业绩低迷之际矛盾不会明显突出，而一旦经过戈恩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公司羽翼丰满之时，“资本无国界”开始失效，“资本首先是国家的”这一论断在两国占了上风。

如果仅考察雷诺并购以来的得失教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并购方对“社会效益”的追求极其重要。戈恩为日产奉献17载，为何日本人却不感恩？戈恩推出的日产三年复兴计划，包括“三年内推出22款新产品、降低20%生产成本、裁掉2.1万个职位、关闭5家工厂、砍掉与汽车无关的业务。这一计划仅执行两年，日产便实现扭亏为盈。然而，无论是2.1万的裁员，还是将供货商数量大幅度压缩，都是只追求企业“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对“社会效益”的兼顾，其副作用最终爆发出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社会习俗。日本企业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存在观念闭塞、作风保守的问题，但关键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应该以何种态度去看待差异。戈恩在其自传《极度驾驭日产的文艺复兴》中，所透露出的心底里对日本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的排斥，甚至还为此沾沾自喜，无疑为将来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戈恩逃亡”带给世人的除了震惊，更多的是留下不少思考，折射出“国际并购”的风险和隐患。(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