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这些国家“扎堆”失能，根源何在

岁末年初，也是一个对国际政治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展望的节点。以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为重要标志，近些年来全球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很多国家都陷入明显的失能状态。英国的“脱欧”僵局、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美国的政党极化以及泰国最近十余年来屡屡出现的政治动荡等，都是突出写照。

在西方一些人仍以“民主”作为衡量政治优劣的标签时，这些国家没完没了的党争和遇到问题时的议而不决，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政治机制不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而是用来争吵的。这显然不是人类社会建构“政治”的初衷。

国家失能是一种政治现象，主要表现是以往在纷杂的意见对立中形成政治共识的机制出现失灵，政府无力制定符合各方需求的公共政策，特别是在国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时，政治体制却无法通过自身调整来应对挑战。

2008年欧美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既有政治体系严重老化，缺乏对危机进行提前预警的敏锐性。近年来国际关系非良性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欧洲国家的情况普遍没有多少好转，很大程度上则是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向政治和安全领域逐步渗透、蔓延的结果。这又说明，对危机的管控也已超出很多国家的能力限度。

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失能？从政治的角度看，一个原因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速度，超过很多国家政治体系变革的速度，导致既有政治机制应对乏力。

英国学者杰奈尔·福尔曼和道格拉斯·鲍德温就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金融服务部门的交易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和复杂，比如股权和债券衍生工具、养老项目对冲基金投资等，以致官员和监管者很难跟上私营部门的创新步伐。即便他们做到了，为保持市场优势，这些活动也可能会“离岸化(off-shore)”，使之难以监管。

当然，导致国家失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下一些现象也在最近若干年中逐渐凸显，使不少国家在形成政治意志、化解国内外挑战时日益力不从心。

首先，支撑国家能力形成的财政基础发生坍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不少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原因很简单，政府没钱了。背着巨额内外债运行，对今天很多国家来说已经见多不怪。

过去，那些发达国家无论在经济发展、政治体制还是社会治理上，都曾表现出令人艳羡的状态，那是因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领先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为它们安享国内太平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然而，随着多年来的“去工业化”，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后来赶上，发达国家“风景这边独好”的时代已成往事，而它们对财富的消耗也早已大大超出对财富的创造。

手中余粮少了，一些国家的政府想再像以往那样履行好国内不同群体利益平衡者的功能，就不那么从容了，想要化解各种政治纷争，也要困难得多。法国之所以爆发“黄背心”运动并持续那么长时间，就在于法国政府已经债台高筑，不敢再用乱撒钱、随便予以权利承诺的方式平息纷争了。这也印证了法国哲学家卢梭的一个看法，他说政治的基础在于，“唯有当人类劳动的收获超过了他们自身的需要时，政治状态才能够存在。”

其次，政治机制本身的演变也在弱化国家能力的形成。在过去几百年来的工业化时代，西方国家曾长期因善于创造财富而为世界所称道，但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同样是这些国家，展示出来的却更多是对财富的消耗。

从创业型国家转变到消耗型国家，与民主、福利制度等方面的进展是同步发生的，后者一度使人看到“民主的终结”，但当混乱现象在一些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日益增多时，人们也需要去反思一个新的问题：民主机制和福利制度是否也应有其适用限度。当这个限度被不断突破时，在一个时段看起来美好的制度，在下一个时段就可能异化为祸乱之源。

最近百余年来，西方国家在政治建设上取得可见的进步，但因审慎性不足，也引发了为政治衰败埋下伏笔的两个重大问题。

一个是“政治过度”，即以“政治正确”为重要表现的公民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扩张，虽然符合道德预期，但却可能超过既有政治体系的承载限度。另一个是“政治不足”，即在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原先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间的均衡被逐渐打破，资本强势迫使政策让路，不仅使国家的财政基础受到损害，也使社会不公平程度显著加强。

第三，对经济全球化的规制不力也已伤及不少国家的内部治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参与和融入全球化，是吸收外来先进技术和经验、从而带动本国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但如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丧失了国家自主性，反而会给国家的内部安定带来困扰。

全球化或对外进行较大规模的经济往来，通常会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在缺乏规制的情况下，还会造成税收流失甚至国民经济瓦解，并使国内不同群体由利益攸关转变为利益疏离。这又会进一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对国家治理造成挑战。

过去十来年间泰国的政治动荡，就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内化为一个国家的自身因素后，会对国家原有治理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年年初给欧盟公民的公开信中，提出欧洲的“敌人”有大国、互联网巨头以及难民，互联网巨头正是代表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力量，它们在全球跑马圈地、横冲直撞，在马克龙看来已成为新的威胁来源。(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