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对华打意识形态牌折射西方焦虑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在近20年来一直维持着比西方更高的水平，美欧一些头脑中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政治人士不断借机制造“中国威胁”论调，但由于中国与美欧国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这种论调过去的影响力有限。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华关系逐渐由“接触与竞争”走向“全面竞争”；突发且仍在持续的新冠疫情令美欧等西方国家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社会，都受到近百年来罕见的冲击，西方政客出于政治利益考虑频频“甩锅”中国、抹黑中国。这两个因素，让那些对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有“执念”的政治人士似乎又看到了机会。

冲突扩展到意识形态

《澳大利亚人报》和英国《每日邮报》等媒体不久前报道称，一个包含195万中共党员信息的数据资料，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所获。荒诞又可笑的是，其中一些党员在西方留学后在驻华领馆和外企工作的信息，竟然被西方某些政客和媒体炮制出子虚乌有的与“间谍”挂钩的故事，认为是中共党员对西方的“大规模渗透”。坦率地说，将中共党员的身份和情报人员的身份做简单一致性的理解，完全可以用“草木皆兵”来形容了，无根无据地如此慌乱出牌，内心的焦虑全写在了那些西方政客的脸上。

IPAC便是这一荒诞剧的始作俑者之一。该组织主要由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反华议员组成，这个专门关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组织通过推特发表声明说，将推动政府和公司回应如何在面对渗透时保障它们的价值。很显然，这是对美国抹黑中国共产党“打意识形态牌”战略的又一积极响应。

当美国政府宣称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之际，有人认为，中美之间只有单一的利益冲突，不会扯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事实证明，这是对现实发展的复杂性有所低估。上述荒诞剧的“上演”，进一步说明，在那些西方狂热的意识形态保守势力的鼓噪下，中国与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只是表现在具体的利益层面，也开始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两者正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过去蛰伏的原因

从理论上说，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特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相关，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集团的利益诉求。因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过去一段时间它不突出，既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因素在中西方关系之间的确出现了淡化的趋向。这种淡化，主要反映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暂时性胜利。因而，这种淡化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不过，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其实从来不曾走远，只是有所蛰伏而已。

当下在西方舆论场意识形态冲突的上升，与其说是西方“反共基因”和冷战思维的复活，倒不如说是西方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忧虑。2018年2月17日，德国时任外长加布里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称，中国努力想成为的“另类体系”，并不符合西方对自由世界秩序的想象。“但是当自由秩序的构架开始瓦解时，别人就会开始在自由世界这座大厦的地基上打桩。”这个浓厚的意识形态论调，就是对这种担忧的集中注解。

西方一些政客此时大打意识形态牌，既反映为对中国“总体性压制”的努力，也折射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走出低潮的敏感。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有识之士在一二十年前就对此做出正确预测：“中国已经开发出把自己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巨大能量，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可能成为在国际地位上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这将象征性地代表着这个国家将要完成的完整循环：从清代的顶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磨难，回到拥有近乎独一无二的权力和地位的位置上。”

对现实要有冷静认识

在西方一些人看来，中国除了谋求世界中心地位之外，还蕴含着对社会主义复兴的筹划，由此产生了双重焦虑。这一焦虑产生的根源值得剖析。物质力量对比的变化不仅会带来思想力量对比的变化，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之后的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塑造一个资本世界的同时，也释放出越来越多自我否定的因素。这就不可避免地和新的全球化因素的不断生成辩证统一起来。形势比人强。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包含着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不仅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状态摆脱的可能性，还预示着新的文明类型创造加速的可能性。

对未来的乐观，一定要和对现实的冷静结合起来。因为我们依然面对的是“西强我弱”的现实条件，意识形态矛盾的上升，既提出了战略上正确把握的任务，又提出了战术上正确应对的要求。

从战术上看，意识形态冲突主动权的获得，必须以彻底性的原则实现对思想问题的解决，不能模棱两可，莫衷一是。对于眼下导演这出荒诞剧的美西方极端政客的丑恶用心，应有理、有利、有节地加以回击。在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上，需要更多地从传播效果出发考虑传播技巧水平的提升，传播话语体系应更多地从大众和全球的视角加以完善。

从战略上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不断丰富与发展，使之愈加成熟；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推动一个个中国问题的切实解决，抗疫斗争的成功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行动比“言语之争”更为重要而有力。（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