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粮食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底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1年中国经济八大重点任务，其中关于农业部分是重点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这也是近几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到种子和耕地问题，重点强调保障粮食安全。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粮食安全的形势如何，种子和耕地问题在经济工作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解决种子和耕地问题？

从国际层面看，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国际粮食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加之蝗虫灾害、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全球濒临50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同时，俄罗斯、越南、埃及、印度等多个国家限制甚至停止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而那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更是陷入了极大被动。

从国内层面看，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三低两高”，即规模化程度低、人均耕地面积低、人才储备数量低，种子对外依赖度高及特定作物对外依存度高。

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粮农户均规模仅7亩。规模化低使农业生产难以实现大型机械化，这让我国亩产成本、农业人工价格和粮食价格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土地用于支持城镇化和工业化，而务农效益低也导致大量农业人口进城务工，撂荒面积逐年增加，耕地流失严重。已耕种土地的复种指数减少，2019年全国复种指数为122%，比历史最高值下降了23个百分点，保持种粮面积压力大，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

我国农业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缺少“五险一金”保障，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与娱乐等生活设施滞后，难以吸引年轻人口务农，农业劳动力人口萎缩。农业真正的现代化需要优质人才储备，但目前社会中金融、计算机等学科的吸引力强于传统科学，农业大学吸引优质生源的能力不足，农业大学的学生缺乏实践知识，很少把去农村工作作为职业目标，农业科技人才后备乏力。

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种子需求大国，但中国种子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强。我国种业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进行了实质性的商业化、市场化改革。世界绝大多数种子供应已被西方国家种业公司垄断，其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力也在逐渐增加。

我国特定作物受贸易摩擦影响风险大，大豆对外依存度达86%，其中，从美国、巴西进口的大豆占进口总量的84%，大豆进口的高依存度使油脂和下游畜禽产业供应链的安全承受较大风险。

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看，经济安全是基础，粮食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底板，是基础的基础。大国的粮食安全需要维护，强国的粮食安全更需塑造，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需要综合施策，在人均耕地面积上“开源节流”，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探索建立国际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以双循环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粮食安全格局。

需要将农业科技摆在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完善科技兴农政策，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支持手段，让现代农业科技企业真正“下乡”，

“下乡”后真正扎根农村从事农业、建设农村。将种子问题摆在农业工作的基础位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种业体系，不断提高农业良种化水平，建设好中国传统优良种子库，提高育种技术，让好的种子实现增量商品化。要加速培育各粮食品种龙头种子企业，提高种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一体化的龙头种子企业，提高各主粮品种种子行业集中度；改进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模式，以种业终端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将培养农业人才摆在农业工作的关键位置。加强农业大学和农业技术人才的政策支持力度，让年轻科技人才能够长期扎根农村。将耕地保护作为农业工作的红线。强化监督管理，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坚决守住耕地红线。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积极发展粮食国际贸易，促进粮食进口来源、渠道和结构多元化。发挥资金融通作用，通过银行和基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给予农业合作更多支持，在劳工使用和进出口配额等问题上进一步磋商，增强政策协同。支持更多有实力的粮食企业走出去，在沿线国家大力推广绿色农业，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