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达股份多处信息披露与关联方不一致，上市前高管薪酬大幅下滑

【环球网 记者 陈超】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围绕煤炭综采设备液压支架开展，为煤炭生产企业提供备品配件供应管理、维修与再制造、全寿命周期专业化总包服务、二手设备租售等综合后市场服务，并为机械设备生产商提供流体连接件产品。

速达股份的创始人为李锡元，2009年7月，速达股份的前身“郑州煤机速达配件服务有限公司”，郑煤机与李锡元分别拥有公司40%股权、并列为第一大股东。招股书第42页披露，根据李锡元和郑煤机合资设立速达有限时达成的合作方案，发行人成立之 初接纳了郑煤机售后服务处的团队（共计 29 人）；同时招股书还具体描述到，郑煤机在速达股份设立之初就定位于战略股东，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

从上述信息来看，不论是成立之初的公司名称，还是资本及核心人才引进，速达股份都与郑煤机存在很大的关联。对此，招股书认为：“在速达有限成立之后，公司在人员、资产、技术方面就已经与郑煤机保持独立，业务方面的独立性也开始走向一个逐步独立和巩固的过程。”

但另一方面，郑煤机在招股说明书中提到：“速达配件代表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除综机公司及长壁公司）对外开展配件、修理业务，速达配件除劳务以外的采购必须由本公司或所属子公司作为供应商，采购的价格由本公司负责制定”。从郑煤机的信息披露来看，显然是将速达股份作为郑煤机集团下属的一部分，且不具备独立对外采购决策能力，这与速达股份的信息披露存在差异。

不仅如此，招股书披露速达股份在成立之初，“为了协助李锡元将机械服务行业的丰富经营经验向煤炭机械服务行业成功过渡，双方商议再引入两名郑煤机员工贾建国和李优生作为创始人”。对此，招股书中认为：“其二人在投资速达有限时已不属于郑煤机的领导班子成员，且投资行为也经郑煤机的内部审批通过”。

但不容忽视的是，根据郑煤机发布的招股说明书信息，贾建国和李优生都是郑煤机上市前员工持股平台中的重要持股人员，在此背景下，上述二人离职郑煤机并加盟速达股份后，是否能够真正保持“独立”，是值得关注的；不仅如此，根据速达股份在招股书中披露，贾建国作为董事并未从速达股份领取薪酬，对此招股书也未作出合理解释

此外，招股书第43页披露“郑煤机售后服务处团队跟随时任售后服务处处长李优生离开郑煤机”，但同时郑煤机在招股书第39页披露的李优生的职务却是市场营销部副部长，针对此项信息，速达股份和郑煤机也不一致。

再来看速达股份的经营数据，根据招股书披露，郑煤机是速达股份2018年和2019年的第二大客户，涉及销售金额分别为9016.57万元和11636.2万元。但与此同时，根据郑煤机发布的2019年年报显示，该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向速达股份采购金额分别为9192.17万元和10106.26万元，其中针对2018年的购销金额双方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但是针对2019年的购销金额，双方的差额却高达1500万元左右，差异率近15%。

与此相关的是双方的应收应付余额，速达股份在招股书披露的2018年和2019年末对郑煤机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4282.17万元和5976.7万元，而郑煤机在2019年年报中披露的应付账款余额则分别为3995.09万元和5582.5万元，双方也存在一定差异，但是2019年末的应收应付差异金额，比同年的购销差异金额小，这进而意味着双方针对购销款结算金额也会存在上千万元差异。

根据招股书披露，速达股份在2019年对郑煤机的销售金额同比大增了近30%，销售比重也从2018年的14.33%提升到了2019年的18.8%；但是同期速达股份整体销售却并不乐观， 2019年营业额同比2018年的6.3亿元小幅下滑了1.73%。

这主要源自于煤炭开采业整体景气度不高，数据显示，郑煤机2019年的营业额也同比下滑了1.12%，从采购端来看，2019年采购资金支出为157亿元，同比2018年的175.46亿元也大幅下滑了10%以上。也即郑煤机在自身销售业务和采购规模均出现萎缩的同时，加大对速达股份的采购力度。

另据招股书披露，速达股份的高管人员薪酬在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均持续大幅下滑，以董事长李锡元为例，2018年其薪酬高达399.89万元，2019年却直线下降到了45.67万元；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管人员薪酬，也从2018年的两百万元以上下降到2019年的40万元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