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的时代意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四个全面”概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行动指南。“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是维护党长期执政与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定盘星，是认准当前国家治理关键所在与重点任务的风向标，是引导国民经济与社会治理发展的指挥棒，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的行军号，具有“筹国之远谟”和“举网提纲、振裘持领”的重要意义。

“新发展阶段”蕴含经验总结、路径拓展与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符合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全面审视现实形势、准确分析未来趋势，制定用于指导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高瞻远瞩、务实管用的规划建议。“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蕴含经验总结、路径拓展与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反映了党和国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与时俱进的现实诉求，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是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管理模式、治理机制与建设规律加以概括和总结的成果，为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优化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基础。就管理模式而言，经济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适度扩大相互结合，城乡区域与国内国际发展规划愈益协调，社会治理逐渐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脱贫攻坚战取得巨大成就。就治理机制而言，形成了以明确利益主体、界定利益范畴、化解利益纠纷为核心的利益协调机制，以科技创新、信息共享为突破口的数字治理机制，以协同意识为侧重的国际合作与区域合作机制。就建设规律而言，重视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发展规律的统一与差异，在经济领域将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社会领域对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偏好进行整合，并致力于改善民生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保持了国家大政方针的连贯性与一致性，而且在凸显企业主体作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旨在对妨碍经济社会良性运行的体制阻力与机制弊端进行革新，为开启“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设发展新路径。“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的除旧布新体现在破除干扰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约束，清除影响内需释放、资源引入与开放合作的不利因素，扫除制约产业结构迭代升级与社会治理格局优化的消极力量，从国家战略规划的高度发布总体命令、布置具体任务、设立保障制度。“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的吐故纳新体现在对当前经济社会领域加以激浊扬清，走出因存在制度惯性而放缓改革进度、因转型成本过高而暂且维持现状、因缺乏相应经验而不敢勇于试错的误区，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度出台新政策、发动新力量、形成新局面。“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的推陈出新体现在消解旧有思路与开创新型路径的循序渐进，妥善处理刚性制度与柔性管理匹配不足、不同职能或层级的机关部门工作配合不力等可能出现的问题，从稳中求进的准度认识新情况、形成新观念、塑造新格局。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能够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有机衔接，进一步协调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驱动理论的关系。一方面，科学理论是指导实践运行的必要工具。“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是对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最新动态加以分析的结果，蕴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由此揭示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指示执政兴国的基本趋势、昭示国家治理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实践是促进理论创新的动力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探索新实践、开拓进取地审视新形势，在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培育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提取有益经验、提出重要论断，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致力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并改善党的长期执政环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促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层出不穷的挑战与风险、深刻调整的利益与格局，为党的长期执政设置新任务。“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现实国情与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系统性规划，可以充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并改善党的执政环境。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蓄力增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与根本工作路线，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是衡量干部履职政绩、检验工作实际成效的最终标准。“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要求实现短期目标与中长期规划均衡落实、“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推进，着力探索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牢固根基与力量源泉。“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在坚持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前提下，将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凝聚于规划编制的全过程，彰显党依靠人民、植根人民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增进人民福祉是中国共产党决策部署的出发点、贯彻政策的落脚点、执政兴国的着力点。“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将为民、亲民、惠民、便民、利民等民生理念贯穿工作任务的各个方面。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作为标志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的重要论断，通过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多方主体参与，为强化党的战略规划能力、制度创新能力与协同治理能力助力提能。“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从应对新机遇新挑战、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加大改革力度、打造竞争优势、完善社会治理六个方面，提炼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领域，展现了党维持国家大政方针连贯一致、保持战略规划长期稳定的杰出能力。“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在实现路径上注重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设计、体制设置以及机制设立加以创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切入点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充分转化，反映了党与时俱进的执政品格和改革创新的执政本领。“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在政策建议上要求各级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与公众广泛参与的治理局面，凸显了党着眼于大局和愈益提升的综合治理能力。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包含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客观预测，为营造良好经济社会环境补力强能。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有着长期向好的运行态势，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开拓市场空间、增强发展韧性、巩固未来优势等方面蕴藏巨大潜力。“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客观看待我国在创新能力、农业基础、城乡融合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强调发挥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努力营造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与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背景下，“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主张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局面，着力解决就业、卫生、人口、保障等问题，拓宽利益协调渠道以化解矛盾、分歧和冲突，营造活力与秩序并存的社会环境。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彰显了辩证思维、风险意识、协同观念和改革精神，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契合建设创新型政党的内在诉求与原则目标

创新是实现国家兴旺发达和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彰显先进性、纯洁性与时代性，注重自身建设与履职尽责相结合、改革精神与创新实践相转化，运用多种方式提升自身的创新性。“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蕴含的辩证思维、风险意识、协同观念、改革精神，分别对应建设创新型政党的先进性、时代性、引领性、创新性特征。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蕴含的辩证思维契合建设创新型政党的先进性特征。建设创新型政党要求始终谨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审视现实环境与实践条件的演变趋势和发展规律，把握新形势、规划新方案、创造新实践。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深刻变革，利益关系、思想观念、制度体系中的矛盾与问题层出叠见，为推动改革进程孕育新机遇，全面精准获取事态发展信息成为顺应时代大势的必然要求。“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瞄准当下、指向未来，深刻认识大变局中经济社会领域的结构性调整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状况，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展现了站在新时代起点上度势审时、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战略预见性，以及走在时代前列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在变局中谋新局的战略创造性。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蕴含的风险意识契合建设创新型政党的时代性特征。建设创新型政党要求时刻把脉时代发展大势，准确研究判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潜在的风险点、危险源，回应新命题、完成新任务、应对新挑战。新形势下党面临长期复杂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与严峻性成为党保持时代性的现实背景。“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的基础上健全风险研判、风险评估、风险防控及其责任归属机制，平衡竞争优势、开放程度、监管效度与防控举措的落实进度，展现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因素的时代性特征，以及识别风险、预测风险，在“治之于未乱”中防范风险、化解风险的实践能力。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蕴含的协同观念契合建设创新型政党的引领性特征。建设创新型政党要求直面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战略目标定位、未来发展空间等议题适应新常态、开展新研究、总结新经验。在知识经济与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烦琐性不断提高，明确政府与市场作用发挥的限度、理顺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的关系、落实各参与主体在国家治理中的责任、推进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都要依靠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要求制定中长期方略以指导国民经济发展、加强党的建设以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展现了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蕴含的改革精神契合建设创新型政党的创新性特征。建设创新型政党要求将创新理念贯彻至治理实践，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层面统筹全局、系统规划，进而实现三者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是各领域、各层次与各环节彼此交织、相互支撑的系统工程，人才培育、资金支持、产业升级、政策安排、制度平台是创新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保障因素。“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注重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坚持以创新理念引导改革进程、以创新能力适应发展要求，致力于建设容纳科技、教育、产业等领域的创新体系，展现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与壮阔愿景。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从全方位、多层次、稳步调三个角度明确了国家治理各类事项，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积蓄基层改革动力作出系统指引

顶层设计是党和国家统筹国内大局与时代大势的关键制度设计，能够促使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日臻完善，并为今后建设工作确定基本目标、主攻方向、重点领域以及优先顺序。“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作为新时代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从全方位、多层次、稳步调三个方面明确了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四梁八柱、宏观架构、着力方向。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从全方位的视角出发，统筹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发展局势，夯实改革的四梁八柱，以形成制度合力、发挥共同优势。政治领域的民主法治发展、经济领域的市场建设与政策出台、社会领域的民生福利与相关思潮，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控，均是影响国计民生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课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应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机制变革实现多领域齐头并进。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并非了无关涉或各自为战的独立个体，而是休戚相关的统一整体。各领域内部制度体系、体制安排与机制设置的协同配合能够促进国家建设大局的良善运行，因此，党中央从三者的衔接机制、交叉领域、互补空间、动力因素等方面作出全盘谋划，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形成制度合力。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从多层次的维度入手，统筹国内与国际、全局与局部、重点与弱项的具体条件，搭建改革的宏观架构，为各方面发展谋篇布局。任务事项重要程度的合理排序、治理主体角色定位的清晰权衡，关乎国家顶层设计的顺利制定、成功开展与有效落实。当前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在积累丰富经验和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发展理念与现行制度不配套、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不协调、产业链集成度不高、部分工作处理灵活度有待提升等问题，因而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筹划各个层次的发展前景是解决现有问题的必要抉择。“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剖析了当前国民经济与社会治理的既有着力点与仍需关注的弱项短板，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以弱处强化激活整体状态，在推动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大循环、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当中部署工作重点。

“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遵从稳步调的基本原则，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不同职能部门以及多个五年规划之间的关系，瞄准改革的着力方向扎实推进任务要求。作为各方面紧密联结、协调运行的系统工程，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平衡稳定性与灵活性、渐进性与突破性、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发展取向，从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效衔接、不同职能部门彼此配合、多个五年规划连续开展方面，确保改革进程兼顾速度、节奏与成效。“新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判断是加强顶层设计与坚持问政于民的有机统一，注重从人民的建言献策中汲取理政智慧，在规划和制定正确目标的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将改革蓝图落到实处，在尊重各方治理主体局部利益、短期目标的同时，使之与国家整体利益、长期目标相匹配，展示出改革发展稳步前进的稳健务实风格和与时俱进特色。

（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冯修青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