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的经验与心得》阅读散记_风闻
拿了桔子跑哇-2021-01-03 19:13
作者 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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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的经验与心得》,是1950年北京一些大学的师生,去京郊协助当地分地、划分阶级成分,所写的一批总结。当时发行的是繁体竖版的小册子,ID“陆农师”把它打成便于传播的简体字。
什么是阶级斗争、阶级立场?什么是群众运动?从这本小册子里可以看到一些本质的东西。
1950年,虽然与蒋帮残匪的战斗还在一些地区进行,但河北、京郊已经是牢固的共产党政权。下乡之初,首都师生们的心思五花八门,不乏看热闹、刷资历的想法。主持这次师生下乡参与土改的一位高级干部,这样描述他观察到的大学校园里的师生百态:
“真解放了,也高兴,又怕没一份”,“到了机关,对老干部瞧不起,又怕被瞧不起”,也参加学习,承认阶级社会,但总觉得自己是“超然”的,自我批评爱面子,“估计人家也一定爱面子,少说为妙”,又感到“坐办公房不痛不痒”,想参加共产党或青年团,“又恨自己历史复杂,羡慕人家单纯”
对新政权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少人用习惯的老民国油滑世故生存本能去搪塞:
他似乎也有自我批评,但是空空洞洞,仅戴上什么“主义”的帽子
所以,毫不奇怪,在下乡土改的师生中,不乏这样的面貌:
也有人会爱“文艺”,下乡觉得“农民和春天风景衬在一起,倒也有趣”;更有人会因为当过国民党军官,感觉一向向农民要东西,农民总是恭恭敬敬的拿出来,于是认为“农民是富裕的,有礼貌的”。
有的人为的是去“体验生活”,人人都说土改了,农民翻身了,到底怎么个翻法,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应该去“体验体验”。也有的人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抓住了这机会将来在创作上准有大成就,错过了势必“遗恨终身”
对新政权的阶级论调,大学里的人们虽跟着重复,但听懂的未必很多,不服气的未必很少。有的学生回忆说:
同意土改但认为“人家财主的地是祖先留下的,或者是买来的,有文书可凭,怎能随便侵犯人家的权益”,
我认为划成地主,斗争土地,都是应该。但在感情上,对地主阶级没有仇恨,我还这样为父亲辩护:“他操心也不小,早起晚睡的搞生产,这种精神也该奖励。
到了农村,面对不流血的阶级战斗,师生们的稳节奏就迅速打破了。
从个人情感,上升为阶级情感
到了村里,许多师生是不可能自动进入阶级斗争的状态的。毫不奇怪,他们时常用个人交际的习惯,去处理面对的一切:
有的同学看见工作组的同志对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声色俱厉地讲话,他感到不舒服,虽然明明知道那老头子是个大地主
更有的同学(别的学校的)在代表大会上看见个老太婆哭得伤心,自己也跟着哭起来,后来看见工作组的老干部们丝毫不动声色,一问才知道老太婆是个富农
地主来了,这位主持会议的同学却像招待客人似的问他:“你贵姓?”这一声和气的“你贵姓”,马上使得那奸滑的地主气焰大涨起来
但阶级现实是极有说服力的。当剥削、压迫的血淋淋历史展现在北京来的知识分子面前,他们震动了:
三四十个农民涕泪交流、顿足槌胸地控诉恶霸陈子彬、刘子成等活埋善良的老百姓,私立公堂,拷打农民,霸占妇女等等的血泪事实,在场的徐悲鸿教授和同学们都悲愤填膺地哭了起来
知识分子们觉得地主也劳动,地主们自己觉得自己简直太劳动了,是劳动他爹!在农民的揭发下,“勤劳”的地主们低下了头:
“他捆几次小葡萄,可算劳动吗?我们星对着星,一天干的话,比他一年还多哩!”“他让别人赶大车,自己骑了自行车不费力,不流汗的跟在后面,也说参加过劳动的。”
“鸡不劳动,猪不劳动,还可以被人斩了吃了,地主不劳动,他白吃粮食,连鸡猪都不如
白天他下地,总是当我们歇息的时候,听他一咳嗽,我们便再也坐不稳了。心里怕他骂!你看他妈的他拿起锄来锄地了,我们看见心里更发毛,只得少歇会儿,马上去干活儿。要不的,他便催了:“今天活儿可多,得紧紧手啦!”他就是这样的劳动,是把穷人累死的劳动。
情感的冲击,还需要理性的认识。在土改中,师生们上了一堂阶级斗争的数学课:
在划阶级的时候,同学和教授们认真地掌握会场,和农民一起计算着地主、富农剥削、占有的数字,由此认清了地主和贫雇农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的阶级对立,消灭了他们的超阶级的幻想。而土改中地主的隐瞒黑地,分散粮食,毁灭农具,拉倒房屋等种种狡诈无赖的破坏行为,更使他们增加了对于地主的阶级本性的了解。
于是,本来迈着文雅的步子,打算去“亲民”的师生们,也就七歪八倒而兴奋紧张地涌入到社会斗争的急流中去。他们说:
“我本来是去搜集绘画材料的,可是农民都在那儿打仗,他们挤呀挤的就把我挤到战场上一道去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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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削的劳动大众,是否可能用集体的力量,凝聚出一个共同的意志?这本小册子,通过师生们短促的观察,给出了一定的答案。
当群众行动起来,看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很自然地会采取公共政治的做法,让自己人、敌人和朋友都看到,群众是如何做出决定的。
“群众划分阶级,分胜利果实,都用一个妙法,就是“自报公议”。在划阶级的大会上,凡是与土地有关的人都出席。先让有土地的人自报他所占有的土地、房子、大车、牲口,以及全家人口等等。从民国三十五年报起。每报一项,主席就问:“他说的对不对呀。”总须到会的人认为不错,才进行第二项。若果有人认为他报的不对,主席就喊:“了解他的情况的人都说话呀!”如是报完之后,就让他自报他的阶级成份,然后大会评定。”
当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这期间必然要经历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北京师生们参与的土改,是在大局已定的背景下进行的,但这反而更突出了有组织的阶级暴力,是无比重要的。以有组织的被压迫者集体(表现为农会)vs旧的有产阶级国家暴力已被打垮,被迫呈现为个体的地主;以武装起来的农民,尽管是象征性的武装,针对不得不赤手空拳的有产者,这是劳动大众能够在土改中压制地主的一个主要原因。
“最后的一榜出来后,谁是地主,已经决定了。就由农会的清丈组去丈量他的土地。丈量是一件麻烦的事,可是农民中能写会算的也大有其人。一面又叫地主来,用自报公议的办法,决定他的农具的数目种类。紧接着就是没收农具,我们工作组有几枝大枪交与农会的人带着,农会干部,青年干部,妇女干部,以及工作组的人,都去到地主家里,先由持枪的农民,把守大门,然后将地主叫出,喝问农具在甚么地方。去的人一齐动手,将农具搬出,摆在院里,由农会的登记组登记以后,由农会的搬运组套上地主的大车,拉回工作组(也就是农会办公的地方)。这是打倒封建的最高峰。”
在阶级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个群体,很多时候并不缺乏对社会根本矛盾的洞察力,他们只是通常选择趋利避害的个人道路。当他们成为社会革命的目击者乃至参与者,他们往往也能快速抓到这场变革的要害。
“有个同我一起参加土改工作的同学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妙处在一个凑字,臭皮匠分开都不行,可是在一起你有一点意思,我有一点意思,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全的意思。我说:自报公议的办法真好,不知是谁发明的。那位同学说:当然还是群众发明的,还是臭皮匠凑着发明的。”
当然,这样的总结,貌似简单,但一定需要一个第一推动力的存在,那就是劳苦大众自觉力量的行动,这个行动,在受教育群体的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让他们不得不折服的权威: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农会干部黄水和揭发了甲长张洪祥一连串的罪行。张的妹妹好几次站起来想为乃兄辩护,我们一再制止,毫无效果。最后是群众一阵“今天只许你规规矩矩,没有你说话权利。”的呼声把他压下去。”
这时候,才真正感到解放群众的。确是群众自己,人民的敌人只有人民起来才能打得倒。
在社会大众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开始行动之后,他们的面貌是可能迅速发生惊人变化的。一位著名学者这样记述说:
“旧日的农民集在一起,除东拉西扯的谈天外,很少聚精会神的根据原则讨论一个牵涉比较广泛的问题
然而在土改期中,大部目不识丁与少数略识之无的农民,于听人解说了土改政策之后不久,就能活泼热烈的根据政策而反覆辩论;辩论时说话的针锋相对,反应的尖锐敏捷,面部表情的神气活现,有时使惯于在学术界中活动的人发生幻想,闭目沉思,好似是置身于一群哲学家的辩论会中。农民当然不会脱离实际,他们不会像读书太多的人可以三句话后就说到离地球十万八千里的虚无缥缈之乡
村政府所在地(农民普通称它为村公所,现在村民可以完全自由的出入,其中的公物,大至家具,小至杯碟,他们可以随意动用,无人看管,无人干涉,但男女老幼的村民对此公物无不爱惜
农村中的人对于面子看的远比城中人为重。如过去村中因争面子而公开拼命的事例,并非过度罕见。但解放一年的农村,已不再见此种爱面子的不正常现象
当然,劳动大众并非抽象的铁板一块,相反,它的内部充满了差异。这差异来自它的历史存在,也会在阶级解放的道路上找到自己的归宿:
“父亲已七十二岁了,读过几年私塾,入世既深,生活态度是明哲保身,他每次出席农会小组,可是从不发言,暗示明邀都没有用,理由是怕得罪人,在个人谈话之时,他讲得却头头是道
那儿子念过一年初中,城内有几个青年朋友,从抽屉中拿出几本旧的《中国青年》及《开明少年》这种刊物给我们看,他说他能读这些书,那天附近演白毛女,他因早已看过,就鼓励他父母及太太去瞧一遍,他自己留在家照顾孩子。他对于新时代的信心极高,十分要求进步,他将是这村上青年团员中坚分子之一。”
※ ※ ※
关于土改这场阶级斗争的利益要害,以及它是如何决定人们的反应的,笔者要特别点出一个有趣的细节:
一个地主自己没有来自报成份,派了他的太太来当代表。群众高呼了:“叫你的男人来。”“请主席派人把他叫来。”“我们大伙儿的意思叫他来。”“我们大伙儿的意思。”
群众拒绝听一个女人说什么,因为她并不是那个有产家庭的实质代表。群众很清楚,她来的目的,就是掩护身后那个真正说了算的。要害不在于这是一个女人、或白胡子而和蔼的地主长辈,又或是怯生生的小孩子。要害,是出现了一个为地主服务的掩护,是阶级战斗中,地主给自己找的一个掩体。
在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从性别的角度,实行对人群的控制与分化。但阶级利益终归会在根本上,决定人们的立场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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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90年代末期,中国再次出现“左翼”这个政治现象以及有关人群,至今已经有20年了。
这20年里,中国社会也有了很多变化。出现了新型的思想家,试图把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与资本主义发展结合起来。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达到相当繁荣后,本身产生的意识形态建设需求。类似的需求下,在中产阶层里,出现了’毛神太祖粉",真真假假地认为可以用毛思想指导自己的个人奋斗,以及社会改良。
实际上,类似的想法,在解放前也是有的。某些军阀,就试图学习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土改的经验与心得》这本小册子里,也侧面反映了这种“务实派”的想法:
“关于群众路线,在土改前,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工作方法而已,人人都可以采用,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工作方法而是一个思想问题,因为只有有了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人才能走群众路线”
但即便是依旧把群众路线当作一个人人可用的工具,真到了现场,就是另一回事了:
“一个富农欠长工几石工资,抵赖不给,长工向工作组诉苦,一位老干部勃然大怒,把富农找了来,声色俱厉地训斥一顿,要他马上将工钱还清。几位同学在旁看了,有点不习惯,向老干部提意见:“为什么不先好好跟他说理,一开头就发脾气呢?”老干部则认为:对地主富农根本不必考究什么态度和蔼不和蔼的问题,只要重重压他们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阶级利益的对立,根本上说,就看谁能压过谁。这个道理,那些自诩‘务实派’的人,是绝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看成“操作”、“运作”。如果说,那些把毛思想与资本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家,只是拿钱办事的文化走狗,那么,在左翼当中,把这一套“操作”、“运作”当成革命法宝的青年,就难免要碰壁了。越是认真去落实,越要碰的头破血流。
现实且不去说它了。
回到这本小册子,一个活的群众斗争积极分子,是什么样子?书中描写了一位老孙同志,展现了“阶级观点”下开展斗争的人,有什么面目。
他来自基层大众,但努力学习如何管理社会:
“老孙同志是雇农出身,现在能读政治经济学那类的书,出身与文化程度就可以看到他的奋斗与努力的精神。“
工作中,他不是站在高等级上指挥人,而是让一起工作的人,理解这样做的意义。因为这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只要利益是共通的,就必须帮助群众理解这件事如何做,才最符合利益:
“他原则把握得极稳,对客观情况了解得极清楚,作风民主,路线群众,一切和你商量,供给你意见,一切从打通思想着手,认清对象,别人还不能接受的批判,总是避免”
他知道自己是哪个阵营的,对面的敌人是谁,而这个敌我意识,不是装出来的,而融汇在他的血液里:
“当我们去点查登记可能分出的农具时,他反复叮嘱,不能喝地主家一杯水,以分清敌我,表示立场。”
他知道大家都来自同一个阶级社会,是它的产物也受着它的影响。革命就是这些旧时代生产出来的人,用双手和头脑实施的。不存在其他的,来自九霄云外的参与者,重要的,是推动社会改造的一步步前进,这是‘新人’诞生的基础:
“要是有了十全十美的群众,才高兴工作,那群众工作是无法做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在现实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农村中现阶段不合理的事多着哩!“
在40年代末的那场社会革命中,有大大小小的缺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今天的人们,回头去看,需要抓住那场革命的要害,这个要害,或者说精髓所在,就是有产者秩序的颠覆。这本小册子里,也有类似的缺陷、局限,但我宁可暂且不去说它。因为要克服那些局限,唯一的路,就是继承那场革命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