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源技术被“卡脖子”，中国种业如何突围？_风闻

　　作者:王小哼

　　“民以食为天”，“食”离不开种植与畜牧。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我国的主要农作物中，水稻、小麦种子基本为国产品种，大豆种子国产化率也较高。但是，玉米、马铃薯等种子部分依赖进口，不少蔬菜品种也依赖“洋种子”。

　　畜禽种质资源也长期依赖“洋种子”。以生猪为例，我国商品猪种质资源多从欧美等地引进，而引进后选育没有跟上，生猪产业陷入“引种-退化-引种”的循环。

　　从辉煌到无奈

　　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本土猪还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角。如今，100多个本土猪种，31个濒临灭绝。以做回锅肉的四川成华猪为例，最危急时，当地一度“只剩五六十头”，比大熊猫还稀少。

　　拥有9000年养猪史的大国，在外来猪种面前，溃不成军。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清明痛心疾首：“猪种的灭绝是一场生态灾难。”

　　不仅如此，如今严重依赖进口的大豆，实际上也源自中国。

　　1956年，一场罕见的虫灾席卷美国，给当地大豆带来灭顶之灾。危急关头，美国科学家在中国野生大豆中，找到抗病基因，成功渡过了危机。

　　半个世纪后的2000年，美国孟山都公司组团到中国考察。临别前，中方送给对方一粒野生大豆种子。孟山都如获至宝，回去后，立刻用最尖端的技术，检测出高产和抗病基因。

　　紧接着，孟山都通过转基因技术复制出这种大豆，并在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抢注了64项专利，连给它提供了研究基种的中国也得交专利费。

　　如今，美国成了全球大豆霸主，中国的大豆产业则几乎全军覆没：1995年之前，中国手握全球90%以上的野生大豆豆种，并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如今我国90%的大豆依赖进口。

　　“仅孟山都一家公司的研发实力，就足以匹敌整个中国！”有专家在对比中外种业后，曾这样唏嘘道。

　　这并非危言耸听。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孟山都对种子还没有兴趣，其留给世人的印象也只是敌敌畏和越南战争中投下的致命橙剂。

　　但从1995年开始，短短三年，孟山都豪掷80亿美元，收购了至少10大型种子公司。其中，仅塞米尼斯一家，就提供了全球26%的蔬菜种子。

　　《纽约时报》当时的评论是：“孟山都有效控制了全球种子产业。”高潮发生在2018年。那一年，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拜耳公司，通过收购孟山都，控制了全球25%的种子和农药市场。

　　在2018年全球十大种业巨头营收排行榜上，中国本土企业仅有隆平高科一家入围，且其5.2亿美元的营收，不及孟山都的1/20。若不是中化集团2017年收购了四大巨头之一的先正达，中国几乎又要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位。

　　这几乎就是小舢板与航空母舰之间的对决。

　　2012年，种业达人、曾任职于孟山都的刘石在赴美考察后曾感叹：“中国种业技术落后世界至少30年。”

　　根据《2019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8年我国进口农作物种子7200余万公斤，进口额4.75亿美元，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2.28亿美元，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

　　在农作物的高端蔬菜领域，外国公司控制了50%以上的种子市场。西兰花、甜菜、青花菜等高端品种，洋种子占比更是超过80%。

　　造成这种现象的，并不是我国“地大物不博”，相反，我国作为世界上生物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分布广，我国的3万多种高等植物，使我国种质资源位居全世界第三，植物物种占世界总数的11%。

　　但是，我国很多自己的传统种植资源流传国外，被别国改造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发达国家利用生物育种知识产权战略，极力圈占种质资源。

　　我国种质资源利用不充分，保护不彻底，一方面存在被别国窃取据为己有的风险，另一方也存在逐渐消失的风险。

　　以小麦种质资源为例，美国和中国的数量是世界前两位，中国主要在国内收集种质资源，数量略少。美国开展收集的时间早，且在全世界收集，种质资源效用高于中国。

　　缘何落后？

　　**在种猪和大豆这种典型的案例背后，无非是资本层面的不重视。**中国前50强种子企业，研发总投入不到孟山都一家的1/7。投入少，技术自然不行。

　　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副研究员江海坤说，国内经营蔬菜种子的基本是小企业，自我创新能力很弱，“拿来主义”盛行，种质资源同质化比较严重。比如某进口番茄种子，产量比较高，国内种企就直接模仿。

　　有人痛心地表示：我们国家不是研究不出好的菜种，而是我们国家研发出的蔬菜新品种在商业化和产业化领域起步较晚竟争力不强。

　　造航母，造大飞机，都是国有大型企业做研发，研发的成果可以直接产业化。而农业中的种子不同：农业科研院所绝大多数是公益性事业单位，研发出的新品种，公益性事业单位本身不具开发资质和能力，要通过种子企业才能产业化。

　　这种研发和推广的脱节，以及国内种子企业绝大多数是竟争力较差的中小型企业，是造成我国农业领域“有不亚于国外的好品种，却鲜有国外好种子”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政府和产业界也一直在努力，并持续加码投入。

　　早在2000年，国家就出台了《种子法》，后经2016年修订。农业农村部也在积极推进、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从2014年开始，农业农村部还会同有关部门，启动了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

　　几年下来，122家试点单位取得种业成果5000多件，比试点前增长50%以上，并涌现出一大批企业科研领军人才。

　　随着这些工程的推进，我国的生物育种能力获得极大的提高。

　　截至目前，全国已遴选出180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其中生猪98个，核心育种群达15万头，规模居世界第一；选育农作物品种4万多个，2018年作物品种权申请量4854件，居世界第一。

　　此外，水稻、小麦等大宗作物，100%为我国自主选育品种。蔬菜种子自主研发比例，也提高至87%。

　　在这个过程中，种子企业的竞争力显著提高，并逐步成为育种创新的主体。

　　最近的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然而，过去百年落下的“功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补上的，要想在种业“赶英超美”，中国上至政府，下到每个种场，都需要付出不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