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杨笠说，脱口秀“有点难做”了？_风闻

将刚刚过去的2020视作“脱口秀之年”恐怕不为过，脱口秀掀起的巨大波澜，几乎让社会共同完成了一场脱口秀“演出”。

作为这场“演出”的众矢之的，杨笠的段子因为对男性群体的精准打击而引发广泛讨论和争议，有人指责她的段子是在“煽动”性别对立，甚至质疑她所说的到底是否是脱口秀（或称“单口喜剧”）。

杨笠昨晚在微博发出了感慨：“这行现在是有点难做的意思了哈。”

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此前就谈到，“杨笠讲的当然是脱口秀。”“脱口秀的优点之一是给弱势群体吐槽强势群体的机会。以前喜剧里拿残疾人开玩笑，拿女性开涮，吐槽社会底层，但极少有人抗议这些三观不正的段子。”

如果仔细回看过往各种类型的喜剧，其实都不乏调侃或讽刺某一群体的桥段，但对象往往是弱势群体。

比如，郭德纲在相声“学聋哑”里，将残障人士刻画成愚笨的形象；又如，国外脱口秀中调侃“黑人是小偷”的段子；再到诸多调侃女性年龄和身体，以及热衷冲动消费，还以女权主义挡枪的段子。

这种对弱势群体在道德、理性方面的矮化，一定程度上其实都在合理化大众对弱势群体的嘲讽。但是在过去，由于弱势群体的失语或沉默，人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这些带有偏见的段子实际上是对弱势群体的打击和冒犯。

而杨笠对男性“普通但自信”的吐槽，或许正是由于挑战了传统的强势群体，才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应和攻击。

都说冒犯是喜剧的魅力，但正如黄西接受采访时所述，“脱口秀的确是有攻击性、杀伤力的，所以攻击的对象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在享受幽默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某些特定的段子或幽默，是否会固化观众对部分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对待建立在刻板印象上的段子，我们是否需要以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去分辨？

****01.****偏见总是悄悄潜入你的脑海

“我都是老脱口秀粉丝了，当然知道段子肯定只是玩笑！又怎么会把带刻板印象的讽刺当真？”

过去，我们都倾向于将喜剧舞台作为一个免责的场域，认为演员的冒犯只是玩笑的调侃，只要我们不当真，就不会将刻板印象和偏见性的话语内化。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偏见性话语可能会在幽默这层外衣的掩护之下，扎根进人们的脑海。

偏见潜藏在两种形式的幽默中：一种是嘲笑他人，带有偏见地贬低一个特定群体，以激发观众的优越感和共鸣。

比如知名美国单口演员吉姆·杰弗里斯在专场《一丝不挂》中的争议性讽刺：“女人不配赚跟男人同样多的钱！”因为女人被认为欠缺理智，容易冲动购物，还常常要求男性为其支付。

而另一种，是对自身身份的自嘲。例如汉娜·盖茨比的许多段子，就是在嘲笑自身带有的女同性恋群体的刻板特征——肥胖、过于严肃、厌男……

和很多其他表演一样，单口喜剧是一种单向的信息输出，而非双向的沟通。因此，当演员嘲讽另一群体时，观众们没有办法了解少数群体对刻板印象的反应。

解决这一局面的理想方法是让更多少数群体上台表演发声，但由于行业的规则往往在早期就由主流群体制定，那些得以上台的少数群体要生存，就要遵循“游戏规则”。

如果说少数群体在他人的嘲讽中是失语的状态，那么，他们的自嘲，更会被观众当作是他们对自身身份劣势的默认。

周奇墨在看理想节目《十大单口喜剧专场》中说道：“通过自嘲来让观众产生优越感，是逗观众笑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这种优越感，是以演员依据刻板印象和偏见，对自身身份劣势的呈现为代价的。

正如女同性单口喜剧演员汉娜·盖茨比在告别专场中所说：“你们可能不知道，自嘲对于一个已经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意味着什么。那不是自谦，而是自我羞辱。”她一度因此选择告别单口。

通过自我羞辱而实现的幽默，会造成一种双重伤害。

它需要演员贬低自身，去给予观众优越感。它不仅伤害了演员的自尊，也使观众容易把幽默的自嘲当作演员对身份劣势的承认，进而加深对该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

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幽默可能降低观众批判性分辨刻板印象的能力。

周奇墨在《十大单口喜剧专场》里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实验。

研究者安排了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分别在两组人面前辩论。在第一组人面前，黑人明显辩论得更好，另一组则白人辩得更好。随后请两组人对胜出者进行评价，结果两组对两位获胜的黑人和白人，都有高度相当的评价。

之后，研究者在观众评价之前先安排了一个托儿，喊了句：“这个黑鬼绝对不会赢！”结果，大家对于黑人胜出者的评价便会明显低于白人胜出者。而当把“黑鬼”一词换成“正方/反方辩手”，对双方胜出者的评价便不会有差别。

我们看到，一个带有刻板印象的评价，会像掷入水中的石头，勾起观众们脑海里关于某个群体在其它方面的刻板印象。这种偏见，只需要一个词就能够被激活，人们甚至难以意识到它的存在。

02.

幽默，也可能加深偏见      

有人可能会辩驳道，“观众们都知道只是玩笑话，当然不会当真啊”，“生活都这么苦了，只是纯粹笑笑不可以吗？”

可惜的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并不一定能明确区分娱乐性表演和社会性评论。

尤其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舆论环境之下，剧场与现实的边界变得愈发模糊。

原本发迹于线下的脱口秀或单口喜剧，大多变成了线上综艺形式，而演员所讲述的段子，常常被截成没有上下文的小段，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地传播。

观众容易分不清演员的段子究竟是玩笑还是社会评价，带有偏见性的段子便有可能被误以为是对社会现实的观点，人们也更倾向于把单口演出看作是演员本人的社会表态，而非一场表演。

而相对的，在线下的剧场里，舞台、灯光、表演者、身边的观众、此起彼伏的笑声，这些无不提醒着你身处剧场，一个暂时与现实隔绝的空间。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指出，不同的场域由自身的“游戏规则”所支配，因此会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不同因素上有不同程度的优先和侧重。

因此在单口喜剧的剧场里，观众更看重的，是一个段子表演得好不好笑。在这个场域中，文化要素，即演出的质量，甚至能够抗衡政治正确，成为场域最重要的“游戏规则”。

但当单口喜剧被搬到线上，便脱离了象征性的场所。

于是，人们更倾向于以社交网络场域中的“游戏规则”，以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熟悉的信息处理方式看待单口视频。

一方面，可能会表现为对段子的强烈不满，从而把问题上升到对女权主义等更宏大的社会议题的讨论或批判；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现为对段子中偏见和刻板印象的认同，甚至用带有偏见的目光去审视一个复杂而多样的整体。

在社交网络的场域中，人们根据简单的性别二分迅速站队，用偏见攻击偏见：“吵不过就只会拿女权来挡枪”、“男人真的没有底线呢”。

人们在冲突中寻找群体存在感，然而，不同群体间的对话和沟通却在各自的狂欢中变得举步艰难。

所以，或许比起从调侃弱势群体中获得优越感，关注自身、言说自身的困境，是引发共情与共鸣的更好方式。

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对困境的共鸣中，抓住共同的呼吸；是在演员的自嘲中，感受他们对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抗争。

03.

当舞台≠免责，我们需要怎样的幽默？      

纯粹的好笑，不应是评价段子质量的唯一标准。段子是否兼具喜剧性与启发性，是否规避了说教性以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内容，都成为了演员在创作时需要考量的新要素。

正如周奇墨在节目《一日谈》中引用的杰·列侬的话：“让观众在尽可能少的思考过程中，感受到你的批判性”。他相信，即使单口喜剧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但还是能够对有潜在思考倾向的观众产生影响，触发他们对段子中事件的理解和思考。

我们当然不是要全盘否定幽默，但有必要弄清不同类型段子的书写方式及其影响。

前面提及的那些自嘲或调侃少数群体的段子，的确可能使观众合理化刻板印象。但也有段子，能在逗笑你的同时，向刻板印象和偏见发出挑战。

那么，什么类型的幽默，能够符合上述的期待呢？

来自少数群体对自身的反讽，不失为一种方式。比如，华裔女单口喜剧演员黄阿丽在《小眼镜蛇》专场中，关于女权主义的段子：“女人们，别告诉他们你们其实什么都能干！”

看理想专栏作者李厚辰在《一日谈》中说道，这种对自身身份中刻板印象的反讽，是一种**“自己和观众双向克服”**的过程。

比起正向的说教和喊口号，黄阿丽的讽刺也能使观众接受段子里对女性刻板印象的批判，以及对“女人就应该待家里”的性别分工的质疑。

又或者，特权群体的自我意识和自嘲也是一种方式，好比美国知名单口演员路易·C·K在专场《老招笑了》里的这个段子。

他自嘲了作为白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白人们总爱编出问题自寻烦恼。他们抱怨飞机延误，却看不见默默在背后协助飞机起降的工人们，而从事此类工作的人多是少数族裔。

当然，也有演员选择挑战单口喜剧的边界，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自身的反思和反抗。比如，汉娜·盖茨比的告别专场《娜娜》后半部分的解构喜剧。

汉娜不再调侃自身的性别刻板印象，而是选择讲述她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者的过往遭遇：在恐同的环境中，伴随着对自身性取向的羞耻感长大。

汉娜在演出中讲道：“笑不是药，故事才是。笑只是调和苦药的蜂蜜。我不希望用笑和愤怒把你们绑在一起。我只是希望人们听到我的故事，用独立的思维去感受和理解我的故事。”

在《一日谈》的最后，李厚辰与周奇墨达成了共识：可以利用单口喜剧的破坏性，去破坏社会中的偏见。

这是否意味着，作为观众的我们，也能在笑与思考中，打破束缚在彼此身上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当然，这对观众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批判性强的段子，或许无法像调侃刻板印象的段子那样简单明了，但在对特权的自嘲中反思，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对社会现象的讽刺中，体会少数群体抗争的力量，又何尝不是一种为充满无力感的生活，带来快乐和希望的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