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医生离开体制后，活的好么？_风闻

2000年，陶医生从原上海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本科毕业，揣着复旦大学的文凭，进入了上海市疾控中心。我进入免疫规划科，从事与预防医学专业最对口的疫苗接种管理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6年。后又调动到本单位办的一个专业杂志社，当了两年期刊编辑。2018年5月，因理念冲突，向单位主动提交辞呈，之后从事疫苗自媒体至今。方舟子及其粉丝一直造谣我是被上海市疾控中心开除的，现在我正式澄清，这事不存在。

为何会出现和单位的理念冲突呢？这事要从2010年说起。2010年之前，我是免疫规划科业务骨干，上海市疫苗接种领域的很多规范和信息化工作都是在我手里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下面这个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上海市地方标准《疫苗产品编码规则》，是我从2002年起一手建立起来的，能看到我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被官方以标准的方式认可，我很满足了。

可以说，如果不是2010年那件事，我的职业生涯应该会非常顺利。2010年9月，卫健委对全国1亿儿童发起麻疹强化免疫活动。漏种疫苗的孩子确实应该补种疫苗，但没漏种孩子不该接种额外剂次。强化免疫本质上就是一刀切，要求所有儿童都再接种疫苗，这就导致绝大多数儿童将被接种了额外剂次的疫苗，其中也包括5岁的陶宝。强化免疫之荒谬，下面这个电子接种记录可以证明。这个孩子一共接种了12剂脊灰疫苗（吃了12粒糖丸疫苗），其中前4剂来自标准程序，是应该接种的；后8剂全部拜脊灰疫苗强化免疫所赐。陶医生实在无法想像，接种医生给一个没漏种疫苗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服用脊灰糖丸疫苗，竟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还能准确记录在接种档案里。

糖丸剂型的脊灰疫苗虽然口感很好，但那毕竟是疫苗，是一种药品，不是糖，怎能如此滥用？就好比你孩子在幼儿园已经吃过午饭，老师再给你孩子塞上N口饭，这有必要么？我思考了很久，无法忍受这种对科学的不尊重，内部多次反映无果，所以开微博和博客公开实名制批评这种做法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论强化免疫是否应该执行？）。当时，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打电话给我，我们中心主任也找我谈希望我放弃，但我坚持这样做。我努力了，但麻疹疫苗强化免疫还是如期进行。陶宝没有参加，但其他小朋友都参加了。最终，中国在10天内完成了1亿儿童的麻疹疫苗接种，创下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高效的公共卫生行动记录，每天接种1000万剂次。这也算是为即将开展的COVID-19疫苗大规模接种提前练兵了。

2012年，我升副主任医师没有通过评审，一位中专毕业同事却通过了，评委组长是我们中心主任。

我知道从做出那个决定开始，今后一定会遇到麻烦。我不求职称或官衔上进步，但不断钻研疫苗，在网络上开辟了疫苗自媒体科普。

做自媒体很多年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媒体之所以是自媒体，就在于其有极强的个人风格，而不是官方风格。官方风格是只赞美好的对的，不批评差的错的，自媒体如果也是这样，那就失去了生命力。做科普自媒体，就要把握科学底线，医学科普更是事关人民健康，容不得半点偏差。我认为，科普需要做好两件事：力挺正确，批评错误。也就是要激浊扬清，双管齐下。很多科普自媒体能做好前者，但很难做到后者，因为批评错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的问题，就是不怕麻烦，愿意干脏活累活。在批评错误的过程中，我会经常指出疫苗接种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导致同行和领导下不来台。领导经常找我谈心，希望我能够收手。一来二去，理念冲突不可调和，最后我选择了主动辞职，走自己的路。

在辞职信里，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不埋怨单位，完全理解单位的苦衷，组织与个人做事情的方法不一样，只要是为了公众健康，今后还可以互相合作。

我离职后2个月，就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长春长生狂苗造假事件，山东省疾控中心因为与长春长生近期有合作而被网友骂的狗血淋头，中国的整个疫苗接种体系都陷入了网络风暴。

负责疫苗质量的是药监局，不是疾控中心，药监局发合格证，疾控和接种单位依据疫苗合格证使用疫苗，疾控中心明明是无辜的，却成了众矢之的。山东省疾控中心有一位同志因为压力太大，注射胰岛素过量而去世。

然而诡异的一幕是，没有任何疾控中心和疾控中心在职人员敢于发声为自己辩护。我当时每天工作到凌晨，写文章分析问题，回答各路记者提问。记者们找疾控中心采访，都被婉拒了，只能来找我。我当时写了支持山东省疾控中心的文章（ 疫苗负面事件上，我要替山东同行说点公道话），自称微博一蛆不怕黑，文章自然被不少网友骂个狗血淋头，但我不怕啊，不在体制内，没人找我麻烦。

我由此深刻明白，体制内的机构和个人承担不住这种舆论压力，如果被投诉，很可能惹麻烦，于是业内谁也不说话，眼睁睁看着疾控体系被黑。甚至我写的文章，同行们只能默默点赞和打赏。悲哀的是，他们告诉我：感谢陶医生为疾控发声，但被领导警告不得转发，因为一旦转发就可能惹麻烦被问责。

更让我想不到的，一位老前辈来上海找我，希望我这个最了解疾控、最了解疫苗的前专业人员和自媒体大V，能为中国疾控发声，不让疾控背黑锅。我想了想，在那个舆情汹涌的时点，恐怕也只有我这个自由人，以及经受过方舟子团伙无下限攻击考验的自媒体人，才能无所顾忌地说出事情的真相，还疾控中心一个清白了。我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任务，于是就有了上面这篇文章，其实我早就酝酿此文，只是老前辈推了我一把。

此外，我还配合同行写了一些讨论疫苗接种策略的文章，从外部制造舆论推进科学接种策略的尽快落实。

这些事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做事方法不一样，但只要目标相同，完全可以互补。

具体而言，体制内的做事更加权威，更具有执行力，但也更慢节奏，经常赶不上舆论的变化，显得比较被动。关键一点是体制内不太可能公开认错，好在多数情况下能意识到错误，然后悄悄纠正，即所谓只做不说。比较让我担心的是，如果没人指出错误，或者是某种政治正确性的科学错误，这种错误可以存在很久而得不到解决。

体制外的优势就是：只要不是攻击体制，几乎可以畅所欲言，特别是可以有理有据地指出体制存在的问题，形成舆论监督。体制内人士当然也会发现问题，但一些问题积弊已久，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从体制内部推动改革，往往是徒劳的，推动者甚至被不公正对待。我觉得，我的疫苗自媒体路可以一直走下去。2020年，我们遭遇COVID-19疫情，这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遭遇的最大传染病危机。危机也是机会，病毒性传染病正是疫苗大展身手的机会。地球上，还没有哪一种传染病，能够被人类穷尽所有可能的技术路线去研发疫苗。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疫苗争霸赛。就在昨天，中国国药集团北生生物的灭活COVID-19疫苗，以优异的安全性、友好的冷链适应性、以及79%的保护率，被批准附条件上市，开启了人类绝地反击的序幕。这一年里，我写了43篇COVID-19疫苗科普，很可能是这个领域科普作品数量最多的人。

我还接受了国内外各种媒体的采访，包括环球时报、中国国际电视台、凤凰全球连线、香港南华早报、美国纽约时报、法国路透社、法国解放报等。不管是接受国内媒体采访，还是问题比较刁钻的外媒采访，我都本着科学、理性、客观的态度介绍COVID-19疫苗领域的技术进展和政策解读。

2020年末，我有480万微博粉丝，22万微信公众号粉丝，还有今日头条、一点号等平台。基于这些自媒体，在欣欣向荣的疫苗时代，我可以活的很好，也确实活的很好。

12月25日，我参加无偿献血（血小板），这是我2020年第11次献血，人生第110次献血。你们看我活的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