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材生当司机, 清北人难留京: 高知北漂为何做不了“人上人”? | 文化纵横_风闻

✪ 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 邢朝国｜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导读】近期有两则消息流传甚广：一是媒体报道过去五六年北京名校毕业生留京率不断下跌，2019年清华、北大两校本科毕业生留京者不到2成；与此同时，某在京国家单位招聘中央财经、北京化工、北京交大等名校高材生为专职司机(事后该单位回应称其为自考和成人本科)，引发舆论热议。事实上，近些年北京就业资源吸引力有增无减，为何会出现这些显著变化？

一般认为，政策限制(如户籍管控)、高生活成本(特别是高房价、高支出、通勤累等)、高强度竞争(学历门槛、压力考核等)，是一些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的重要原因。本文分析了另一个影响因素：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感。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原本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相对较大。然而，超大城市严苛的户籍管理、资源管控等社会区隔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隔离现象：一是社会距离，体现在居住、社会交往圈以及社区参与等方面，如“北漂人”居住的边缘化和生活的“孤岛化”；二是心理距离，包括“北漂人”对社会地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市民的差别感知，以及与后者的交往意愿、婚姻意愿等。政策安排上的失语、失权，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上的相对匮乏，让“北漂人”成为二等公民和边缘人，对超大城市缺少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较低的社会认同反过来也恶化社群隔离，加强了“北漂人”漂泊感和不安全感，影响其与北京市民的交往和社区参与，构成了一条恶性循环的认同链条。作者认为，唯有改变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和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才能改善“北漂”群体的生存环境，增强其对个人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信心。

本文原载《中州学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人口流动是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目前我国存在诸多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屏蔽制度，如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以及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制等，使庞大的流动人口作为外来人口和暂住人口遭受来自城市的多维度的社会排斥。流动人口成为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人”，呈现“漂泊化”，甚至成为“无根”群体，其社会认同和社会融人状况成为目前一个急需探讨的问题。

目前流动人口总量处于上升趋势，尤其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在总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也处于不断上升之中。而学界对流动人口中高学历青年群体的社会认同问题则讨论较少。**与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相比，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拥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相对较大，其生活经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使其社会认同与农民工以及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模式。**因此，探讨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我们理解这一群体的生活境遇和现实需求，促进其社会融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北京市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为例，探讨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北京市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北漂”(出于简便考虑，本文后面的写作皆以“北漂”指代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北漂”一般是指那些在北京工作、生活却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通常以青年为主体，他们大多数具有一定的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北漂”群体也处于不断变迁之中。总体而言，“北漂”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北京市2006年常住人口总量是1581万人，其中外来人口为383.4万人，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24.3％；外来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即“北漂”群体)比重为25.9％(99.3万人)。就目前情况看，对“北漂”这一群体的关照主要集中于影视、文学以及媒体报道中，鲜有专门对其系统的实证研究。

**▍**漂泊中的社会认同

就“北漂”群体而言，“北漂”这一名词本身已经是一个社会分类。不管“北漂”是社会给这个群体贴的标签还是这个群体自我定义的结果，凸显的一点是这个群体的生活处于漂泊不定的流动状态。“北漂”对北京这个城市的认同是否和他们的生活一样“漂泊化”，成为“都市的他者”，呈现出“过客”心理呢？对此，本文提出社会认同链的分析框架对“北漂”群体进行分析(见图1)。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制度安排的影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等)，当前流动人口遭受着来自城市的多重社会排斥，而“北漂”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也不例外。北京市最初实行的户口《暂住证》这一人户分离制度，将外来人口屏蔽在资源分配之外，如限制外来人口购买经济适用房以及获得社会保障和救济，为外来人口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及其子女受教育设置门槛等。虽然北京市近些年逐渐放宽对流动人口尤其是高学历青壮年技术人才的限制，如1999年实施《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政策，规定持有《工作寄住证》者可不再办理户口《暂住证》，在购房、子女教育方面享受市民待遇，2001年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更名为《北京市工作居住证》，2003年又进一步扩大申请人范围，但目前与这一政策相匹配的措施和细节并不完善，加上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限制，因此获得《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北漂”可谓凤毛麟角，而且获得者也很少能够真正享受到市民待遇。

这些社会屏蔽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漂”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群隔离现象，这具体体现在二者之间客观的社会距离和主观的心理距离上。**其中社会距离主要体现在居住、社会交往圈以及社区参与等方面，如“北漂”的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而心理距离则包括对社会地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感知以及交往意愿和婚姻意愿等。**在社群隔离的状态下，“北漂”不仅在空间状态上是漂泊的，而且其心理状态也是漂泊的。这种漂泊状态对他们与市民的交往、社区参与以及在城市的安全感和受歧视感等方面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城市归属感。而这种社会认同状况不仅会降低“北漂”与市民的交往意愿、社区参与以及在城市的安全感，而且反过来会进一步加深“北漂”与市民之间的社群隔离状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北漂”(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定义为在北京工作生活满2个月而没有北京市户口、年龄在l8岁至34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08年实施的“北京市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研究”。笔者在样本中筛选了满足“北漂”定义的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234份。

▍****“北漂”社会认同状况的描述性分析

（一）“北漂”对自身与北京市关系的认知

在回答“您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吗”问题时，有21.4％的“北漂”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而认为自己不是北京市一员的“北漂”比例则高达56.4％。此外，有22.2％的“北漂”说不清楚自己是否是北京市的一员，对北京市的认同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另外，有43.9％的“北漂”在北京有家的感觉，而超过一半的“北漂”在北京没有家的感觉(55.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漂”对北京市的归属感并不强烈。

此外，在对北京市的发展与自身关系的认知上，有29.6％的“北漂”认为北京的发展与自己的关系很大，51.9％的“北漂”认为北京的发展和自己有点关系，而认为北京的发展和自己基本没关系以及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北漂”比例则分别为12.5％和0.9％。在对北京城市形象与自身关系的认知上，认为北京城市形象与自身关系很大和有点关系的“北漂”比例分别为19.7％和57.I％，而认为其与自身基本没关系以及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比例则分别为16.7％和3.4％。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北漂”认为北京市的发展以及北京市的形象与自己是有关系的(分别占81.5％和76.8％)。

此外，在社区活动参与方面，只有16.2％的“北漂”参加过社区活动，没有参加过社区活动的比例高达83.8％。由此，在现有的社群隔离情况下，“北漂”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组织的比例较低。

对于未来的打算，有37.8％的“北漂”希望长期居住在北京，12.2％的“北漂”希望取得北京市户口，成为北京市民。换言之，明确打算继续留在北京的“北漂”比例为50％。相比之下，明确打算回家乡的“北漂”比例为10.9％(打算赚够了钱就回家的占8.3％，尽快回家乡的占2.6％)。此外，有29.1％的“北漂”对于未来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

（二）“北漂”与北京市民的交往情况以及交往意愿

在与北京市民交往方面，有44.4％的“北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北京市民打交道，42.2％的“北漂”偶尔和北京市民打交道。而和北京市民基本不打交道和从未打过交道的“北漂”比例分别为12.5％和0.9％。这表明“北漂”在日常生活中与北京市民交往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此外，在与北京市民交往是否存在困难方面，只有15％的“北漂”回答自己与北京市民交往存在困难。

为进一步考察“北漂”与北京市民交往的程度，数据测量了“北漂”到北京市民家中做客的情况以及未婚“北漂”与北京市民的通婚意愿。结果显示，有33.2％的“北漂”在最近3个月到过北京市民家中做客，而没去过的比例达66.8％；在选择北京市民作为结婚对象的意愿方面，不愿意的未婚“北漂”比例略高于愿意的未婚“北漂”(分别占51.8％和48.2％)。

在与北京市民的亲近程度方面，“北漂”中愿意和北京市民住一个社区的比例最高(76.7％)，愿意和北京市民一起工作以及邀请北京市民到自己家做客的比例则为74.1％和72％，而愿意自己的亲属与北京市民结婚的比例最低，只有65.1％(见表1)。结合上面提到的愿意选择北京市民作为结婚对象的未婚“北漂”比例(48.2％)，我们可以看出**“北漂”与北京市民的亲近程度随着交往事件的变化呈现出差异性。**从居住在同一社区到一起工作，再到家中做客和结婚，交往双方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在缩小，需要交往双方彼此之间有更高的认同感。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交往事件越是与自己的私人空间相关，其愿意的程度相对越低。

（三）“北漂”对自身与北京市民之间差异的感知

表2显示了“北漂”对自身与北京市民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为人处事方式和生活习惯方面差异的感知。其中认为自己与北京市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存在差异的比例基本相同(分别为56.7％和58％)，而认为自己与北京市民在为人处事的方式和生活习惯上存在差异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前者为71.9％，后者高达74.5％(见表2)。**这表明“北漂”对自身与北京市民之间差别的感知上，文化上的差异要大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这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与北京市民之间差异的感知状况刚好相反。**根据许传新的调查数据，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与城市居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别感要大于为人处事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感。

**导致“北漂”形成这种差异感知状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北漂”自身的人力资本较高，拥有高级劳动力市场职业的比例比较高，其收入以及由职业和收入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普通市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差别并不明显。**而为人处事的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习得是一个逐渐内化的再社会化过程，它涉及到价值观念、地域文化等更深层次的因素。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上的差异通过人们的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出来，被感知的可能性比较大。

▍****“北漂”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北漂”在北京是否有家的感觉

调查结果表明：**越倾向于认为城市的发展变化与自身有关系的“北漂”越觉得在北京有家的感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与北京市民交往没有困难的“北漂”比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与北京市民交往存在困难的“北漂”更可能在北京有家的感觉。**此外，受市民的歧视对“北漂”在北京是否有家的感觉起负向作用，而在北京的安全感对其在北京是否有家的感觉起正向作用。换言之，越受市民歧视、越缺乏安全感的“北漂”越可能在北京没有家的感觉。

（二）“北漂”是否觉得自己是北京市一员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认为城市形象与自身有关系的“北漂”比那些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认为城市形象与自身没有关系的“北漂”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北京市一员；而与市民熟悉程度越低、与市民交往存在困难、越认为自身与市民存在社会地位差别的“北漂”越不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此外，“北漂”在北京的安全感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北漂”对北京市的发展以及北京市的形象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持较积极评价的结论。但总体而言，**“北漂”对北京市的社会认同并不高，他们在心理上更多地认为自己是“都市的他者”，缺少归属感。**这体现在他们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并且在北京缺少家的感觉。在未来的打算方面，虽然有半数的“北漂”选择继续在北京工作生活，但仍有较大比例的“北漂”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

在与北京市民的交往方面，虽然“北漂”在日常生活中与市民交往的比例相对较高，但他们与市民之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比较有限，交往事件与其私人空间越接近，其与市民交往的意愿越低。在与市民之间差异的感知上，“北漂”对自身与市民之间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感知要大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

**与市民相比，“北漂”在政策安排上往往处于失语、失权的状态，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相对而言比较匮乏，难以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成为制度上的“二等公民”和“边缘人”。**这种制度上的社群隔离不仅使“北漂”在城市的居住逐渐边缘化，而且阻隔了“北漂”的城市参与以及与城市居民的深入交往。其更深层的结果是“北漂”相对缺乏社会安全感和稳定感，对社会制度性歧视的不满情绪以及相对被剥夺感的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北漂”的社会认同。而较低的社会认同反过来又会恶化社群隔离，加强“北漂”的漂泊感和不安全感，影响其与市民的交往和社区参与。这构成了一条恶性循环的社会认同链条。扭转这一社会认同链条恶性运转的关键，在于控制社会屏蔽制度造成的社会排斥和社群隔离，改革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和实践，从制度上控制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和歧视。

**本文原载《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原题为“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为例”。**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