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下）_风闻

　　三、最近20年的趋势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资料的积累，古史研究日趋繁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里摘要概述。

　　在资料积累方面，不少高校加大投入，购置了包括“罗伊布古典丛书”、“牛津古典文献”和“托伊布纳尔丛书”等传统文献。部分院校采购了《希腊铭文集成》和《拉丁铭文集成》等大部头的铭文集，《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和《新保利》等工具书也整套购入。学者们外出学术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更加频繁。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的中青年学者中，多数人有海外进修经历，部分人在海外大学完成博士学业，搜罗和购置了不少古代文献和近代专著。外文资料的大批购进，有效缓解了此前一直制约中国学者的资料短缺问题。新技术的采用，给中国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者也提供了不少方便。各种专业数据库使学者们不用完全仰赖于纸质文本资料从事研究。当今时代，任何一个有心的学者，都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得到开展研究工作必需的基本资料。如李剑鸣指出的，世界史研究要取得进展，还必须有足够厚实的本土基础。与前一时期比较，新世纪在翻译和整理史料方面成绩更加突出。古典文献的翻译日益系统，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的全部或大部分著述，希腊罗马史家的大部分著作；其他文献的出版日渐系统，如张竹明、王焕生等翻译的《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包括了有完整作品传世的所有希腊戏剧作品；《古罗马戏剧全集》已经出版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也已经出版伊索克拉底、安提丰等。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波利比乌斯的《通史》、格利乌斯的《阿提卡之夜》、集体著作《诸帝本纪》（中译为《罗马君王传》）等，也陆续出版。翻译和注释工作更加规范，有些译本系从古代原文直接译出，更加可靠。如张强主编的《日知古典丛书》对照本（希腊文/中文、拉丁文/中文）已出版17种，凡26册；“罗马法翻译系列”和“罗马法民法大全翻译系列”也采用了原文与中译文对照的方式，已出版诸多卷册。刘晓枫等主持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中，也包括部分此前并未译成中文的古典文献。专题资料的整理和编译工作获得进展，古代东方史领域成绩明显，先后有《埃及历史铭文举要》、《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古埃及<亡灵书>》和《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举要》等。希腊罗马史方面，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希腊罗马史料集”。这套史料集的优点在于它一般选取仅有残篇传世的古代作家、铭文以及莎草纸文献等。张强等译注的《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和《古希腊铭文辑要》，汇集了最重要的历史铭文，并对铭文涉及的官职与内容做了说明和注释，有些铭文附有原碑照片或拓片，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聂敏里翻译了基尔克等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该书包含了前苏格拉底所有哲学家传世残篇的原文和译文，并附有详尽注释。古典著作和基本史料之外，新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对当代外国学术著作的译介更为积极，仅古希腊通史就先后出版了伯里、哈蒙德、波麦罗伊、莫瑞斯和库济辛等5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增添了不少新成员，如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林托特的《罗马共和国政制》、塞姆的《罗马革命》等；“探寻古文明丛书”出版了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各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西方古典学丛书”中，包括《奥德修斯的世界》、《希腊人的宗教生活》、《抄工与学者》、《古典学术史》、《罗马法史》等古典学名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罗马法丛书中包括格罗索的《罗马法史》等意大利学者的著述，为中国了解西方古典学术又打开了一扇窗户。上海三联书店的“人文经典书库”包括诸如《王权与神祇》、《希腊帝国主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等。上海人民出版社除出版丰坦纳古代史丛书中的《早期希腊》、《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以及《希腊化世界》外，还陆续出版了《罗马的遗产》和《希腊的遗产》等。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语言生动，史实准确，不乏学术性。“经典与解释”丛书中，也按照专题编译了诸如《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塔西佗的政治史学》和《恺撒的剑与笔》等。诸如此类的文献拓展了古代史研究的基础。最近20年中，老一辈学者焕发青春，继续发表新成果，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和在国内经过从本科到博士系统学术训练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并逐渐成为古代史研究的主力，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形成老中青结合、梯次分明的学科队伍。他们发表的论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较此前的20年大有提升。大多数著述都能够做到以一手资料为基础，综合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努力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逐渐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承认，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举行了第三和第四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外，学者们还举行了一些专题性的国际性学术会议。2007年，原由日本学者发起的日本和韩国西洋古代史论坛，首次正式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此后的三届论坛上，都有中国学者出席并发表学术演讲，2013年的论坛还是在中国举行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正日益迈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2012年，东北师范大学斥资设立“日知世界史奖”，主要奖励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领域的著述，世界史从此有了自己专门的奖项。在该时期古代史综合研究方面，首先仍必须提到林志纯先生。经张强、刘军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日知文集》汇集了林志纯先生发表的几乎所有重要学术文章，以及部分专题著述，内容涉及人类起源、农业革命、城邦制度、东方专制主义等世界古代史几乎所有重要领域，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他对比较研究的尝试和建构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体系的努力，获得学术界广泛认可，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的多卷本《世界历史》中，包括《古代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古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和《古代东方思想文化》等基本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论著，论及几乎所有与世界古代史有关的重大理论和学术问题，观点平实可靠。　　

　　老一辈学者先后出版了个人的文集。如果按时间先后，分别是王敦书的《贻书堂史集》、廖学盛的《廖学盛文集》、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和《史苑学步》、李长林的《采蜜集》、马克垚的《困学苦思集》和专著《古代专制制度考察》等。这些文集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如世界史体系构建、中外历史比较、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生产资料所有制、阶级社会中的城市、历史理性、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学界对古代文明的了解等，都是我们今天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和研究的起点。西亚古代史取得进展。与前一时期比较，西亚古代史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重要扩展。从西亚文明的产生到近代西方人的考古发掘，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到赫梯、亚述、希伯莱、埃兰、波斯帝国和中亚，都有相关论著出版，且绝大多数论著都以楔形文字文献为基础，在广泛汲取中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写成，有坚实的史料和史学基础。刘家和如此评价拱玉书的《西亚考古史》：“不仅在国内是垦荒之作，在国外也未见有任何现成的外文的蓝本……此书之内容结构与分期，均为作者自己研究之心得。”李政的赫梯文明研究、于殿利对古代西亚文明的综合研究、欧阳晓莉关于吉尔伽美什史诗以及早期两河流域国家形态与社会经济的探索、国洪更对亚述赋役制度的考察、李海峰关于古巴比伦时期不动产活动的著作、宋立宏的古代犹太史研究等，都在阅读原文史料的基础上，广泛汲取了近现代学术成果，体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有些著述以德文或英文在欧美出版和发表，说明中国学者的研究正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亚述学界的认可。许多具体问题如古代西亚文明中人的地位、西亚法律的特点、苏美尔的政治制度、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形态、波斯帝国的统治方式等，都有诸多新成果问世。古代埃及史研究前期基本被刘文鹏统治。他的《古代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代表着中国埃及学综合研究的重大进展。《古代埃及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依据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等多方面提供的资料，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古埃及社会的发展演变。该书运用英、俄、日、德等语言的资料，充分吸收了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体例和分期问题上，都有重大创新。《埃及考古学》是“我国迄今为止出版的第一部专门而系统的埃及考古学著作”，“凸显了刘先生对埃及考古学完善的体系建构”，且不囿成说，提出了众多值得注意的看法。它“与《古代埃及史》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构成了我国埃及学研究的姊妹篇”。除此之外，埃及学领域也有若干新锐成果。金寿福就埃及文明的起源及其与非洲内陆文明的关系，古代埃及宗教与记忆模式、法官与法律、价值观的关系等众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丹彤的兴趣在古代埃及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埃及与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颜海英曾论及托勒密和罗马时期埃及的奴隶制。王海利写有一部比较系统的埃及学史，并涉及埃及妇女地位。　　

　　古代印度史研究尽管出现了人员队伍不足的问题，仍取得了一定成就。刘欣如发表多篇重要论文，涉及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印度种姓制度、印度奴隶制的发展、古代印度共和国等。她反对种姓制度的种族起源理论，探讨过种姓制度下的社会流动问题，打破了国人关于种姓制度源自雅利安人征服、不同种姓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印度社会阶层基本固定的刻板印象。她证明不仅列国时代的印度存在数量不少的共和国，甚至在孔雀帝国之后的公元4世纪，那里仍存在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只是在笈多王朝以后，共和国才被完全淹没在君主制的汪洋大海中。她的《印度古代社会史》始自远古，止于莫卧儿王朝，大体采用时间顺序，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古代印度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在许多具体问题有精到的论述。林承节的《印度古代史纲》综合运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概要叙述了古代印度的历史发展，是一部不错的印度古代史入门书。古希腊史研究向来是中国学者的兴趣所在，近20年来尤其成绩显著。从最早的克里特文明到希腊化时代，从雅典民主政治到斯巴达政制和马其顿王权，从古代奥林匹亚赛会到雅典和斯巴达的妇女，从希腊人的族群认同到腓力二世的泛希腊主义宣传，从古代的犬儒主义传统到阿波罗崇拜，从早期希腊的东方化革命到希腊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都有篇幅不等的专著问世。如果勉强归纳一下基本趋势，则以下四点值得注意。第一，不断开拓新领域。一些过去很少碰触的问题，如古代的丧葬仪式、荷马社会与城邦的起源、马其顿帝国主义与希腊人的族群认同、希腊化世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妇女地位、斯巴达政制、雅典城乡关系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希腊钱币的演变等，都陆续有专著或论文问世，雅典民主传统、古希腊史的学术史等，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关注。第二，是新理论和新方法被广泛采用。在这方面，郭小凌和黄洋以及复旦大学的同行们发挥了突出作用。后现代概念对理解古代史的意义首次得到郭小凌教授的注意。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运作、古典世界的东方主义、希腊主义和雅典民主政治研究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则基本是黄洋第一次引入到希腊史研究中，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巍运用叙事学理论研究希腊思想史、史学史以及演说辞，成为中国希腊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支派。徐晓旭关于希腊族群及其认同的研究，让这个本来被纳粹种族主义破坏的领域，重新获得了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三，直接阅读原文史料，包括碑铭和莎草纸文献，成为希腊史学界的共识，在年轻一代的古史学者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徐晓旭《腓利二世：霸权与泛希腊主义》广泛利用了诸如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提尼、查士丁、狄奥多鲁斯等古典文献；张巍的《希腊古风诗教考论》深耕古典文献，广泛吸收国际学术成果，在叙事学理论观照下，对古代希腊诗教的地位及其与哲学、智术的分野，做了非常精到的说明；李尚君《“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以对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奇奈斯等演说辞的解读为基础，讨论了演说对雅典民主和国家形象的塑造；白春晓《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则深入到文本之中，解读修昔底德的修辞技艺及其对雅典形象的塑造；吕厚量对色诺芬的妇女观以及希腊人记录的波斯史料的价值等问题，做过深入的辨析。第四，研究的问题日益微观具体。梭伦改革之类的大题目日渐退隐，梭伦的优诺米亚、泰奥格尼斯的印章、色诺芬的妇女观、托勒密埃及某个村庄中埃及妇女与希腊士兵的纠纷所透露的族群关系，中亚某个钱币上的符号表达的文化交流信息，则日益走上前台。小问题大历史正成为学者们普遍采用的方法论。与希腊史比较，罗马史略显沉寂。胡玉娟有关共和时代罗马平民的专著回顾了贵族和平民的起源，分析了平民运动兴起的原因、条件和特点，并涉及共和国中后期显贵的产生和新平民的特征。宫秀华的《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的优点在于较多注意到近代学者的成果，并考虑到社会风尚的变化与罗马政体变革之间的联系。晏绍祥比较系统讨论了罗马共和国政治运作的特点，触及公民大会以及罗马共和国不同机关之间实际的政治运作。厉以宁两卷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经济史》系统叙述了罗马经济从帝国时代到拜占庭时代的转变。罗马帝国史研究较之共和国似乎更加落寞，但罗马帝国的继承制度、共和制残余在帝国时代的作用、帝国时代的城市化等领域，也都有相当重要的论文发表。新近兴起的古典晚期研究，也在中国学界引起了较多注意。关于基督教的起源及其演变，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讨论了奥古斯丁在国家与教会、家庭与婚姻的关系，个人、社会对尘世权威和天国之望的态度等，是有关早期基督教思想史一部相当有分量的著作。罗马史学的发展得到吴晓群和梁洁的注意。在张广智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中，吴晓群用1卷的篇幅，系统叙述了史学从古代西亚萌芽，经希腊到罗马的发展历程。全书文采斐然，颇有可读性。梁洁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撒路斯特史学思想研究》，在小心分析文本的基础上，对撒路斯特史学的主题、方法和史学观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并论及撒路斯特史学对后世的影响。帝国后期史学书写的转型与罗马形象的再创造，受到李隆国和吕厚量的注意。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得到林梅村、余太山、张绪山等人的注意。项英杰系统叙述了中亚游牧民族包括塞种人、匈奴人和哥特人的历史，并介绍了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社会风尚和意识形态。林梅村系统考察过丝绸之路的大部分遗址，在文书整理、史实考订等方面多有贡献。虽然他研究的对象多属中古时期，但对上古时期西域、中亚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余太山关于贵霜以及地中海与中国关系的专著系在大量前期具体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完成，文献丰富，有非常高的学术水准。杨共乐更关心早期中西交通，认为蒙奇、兜勒并非如传统所说为两国，而应当是指马其顿。张绪山涉及罗马帝国与东方的海陆交通，对希腊神话传入中国、罗马帝国与东方的交往等，多有论述，代表着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最新认识。

　　结 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走过了一条艰辛、曲折的道路。作为一门基本来自西方的学问，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古代文字生涩难学，令人望而生畏；坚持学一到两年，也只能勉强掌握，要达到熟练使用，需付出更大努力。建国初的30年里，学者们奋力拼搏，努力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无论是原始资料的来源，还是近代二手著作的积累，都与西方先进水平差距甚远。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新中国第一代的学者们初步建立了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大学历史系普遍开设了世界古代史课程，资料和教材建设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所谓垦荒播种，探古发微，此时之谓也。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学者们以更大热情投入学科和资料建设，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和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系统教授古代语言和历史，培养了大批人才；积极采购外文文献和资料为教学和科研创造条件。在他们的努力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条件逐步获得改善。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中，不少人已经具备了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的能力。在资料建设方面，学者们从一穷二白起家，利用各种手段充实着图书馆。电子时代数据库的广泛使用，让我们大量接触到欧美最先进的学术成果和基本文献，开阔了思路。与此相适应，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成果，也从50年代的语录官司和唯苏联史学马首是瞻，逐渐变成了史料比较扎实、文献比较充分、观点更加多元的学术论著。研究的领域，也从50年代的“五朵金花”向更广大的领域扩展。特别是最近20年来，学者们学习和引进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妇女史、民族认同、思想史、基督教史等，都有不少新的论著问世，中国学者的著述也日渐为国际学术界认可。不过，本文的回顾也表明，世界古代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仍存在不如人意之处。首先，与西方丰富的藏书和文献比较，我们的资料仍严重不足。其次，我们的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确实在进步，但我们的研究队伍既小，整体质量也不免参差；在方法论和话语体系上，我们很大程度上仍是学步者。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缺少了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一味追求西方的所谓新理论和新方法，有可能造成食洋不化的弊病。复次，古代史研究发展不平衡。从地域分布来说，原始社会史基本被遗忘，有关人类起源和阶级、国家的产生等问题，除少量著述外，基本被留给了考古学家；古代西亚和埃及史仍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胡里特人、米底、新巴比伦、腓尼基等的历史，除教科书非常传统的介绍，还很少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古代印度史最近几年来少有论文问世。从各个文明内部的分布来说，发展同样不够平衡。即使是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古代希腊史，也仍留有不少空白，色雷斯、马其顿、西西里、意大利和黑海地区希腊人的历史，还很少有人碰触。罗马史有限的著述基本集中在共和国时代，有关帝国和行省的研究屈指可数。后人对各个古代文明认识的历史，即古代传统如何作用于近现代，以及近现代人对古代的接受，虽然在西方早已成为显学，国内却少有人从事。最重要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多地陷入到具体问题和史料的探讨中，对古代史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诸如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古代史体系，如何认识古代国家和文明起源、发展的一般规律；奴隶制、城邦、城市、国家和帝国在古代各自扮演的角色，甚至如何评价和认识我们经常提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新一代的学者似乎不是特别关心。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实在的进展，但我们能够取用的理论资源，某种程度上仍仰赖于前辈学者的创建。毫无疑问，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入，而且越具体越好；总体框架的构建，缺少了具体研究支撑，会犹如沙上建堡。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也应分出部分精力，思考如何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建构足以代表国际先进水平、但又带有鲜明中国特点的世界古代史体系？林志纯先生的城邦—帝国理论固然有可以讨论之处，专制主义也许不一定如马克垚先生说的那么无害，但这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并根据最新的成果，使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进行新的探索。正因如此，老一辈学者已经做出的理论建树，值得我们特别珍惜，也需要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必须承认，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这些不足，表明我们的古史研究要真正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些毕竟都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70年来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研究条件的改善，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更加繁荣，并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