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之下，硅谷开启“逃亡模式”_风闻

大家好，我是观察者网《科工力量》栏目主播，冬晓。 “逃离大城市”这个话题，在社交媒体上总是能引发持续的讨论。在中国，这个话题叫“逃离北上广”；在美国，这个话题则是“逃离硅谷”。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少科技公司在开启居家办公模式后，似乎对硅谷失去了兴趣。不论是甲骨文这样的科技巨头，还是像马斯克这样的行业大佬，都在今年选择把总部和工厂迁出硅谷。那些没有迁出硅谷的公司，也开始在其他地区修建总部，转移发展重心。

作为创业梦工厂之一，硅谷一直是“创新颠覆”的关键词：几个年轻人从车库起家、为梦想窒息，用热情和技术，实现点亮世界的创举。但是这座梦幻乐园，却在这些年不断褪色。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硅谷，新冠疫情也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媒体更是用“科技大逃亡”（Tech Exodus）来形容这种情况，可谓一针见血。

科技巨头云集的硅谷，怎么就从香饽饽变成了窝窝头？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聊聊。

既然媒体嚷嚷着“科技大逃亡”，要搬家的公司肯定有分量。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甲骨文在近期提交的一份文件中，表示公司“正在实施更灵活的工作地点政策”，把公司总部从硅谷搬到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不但有利于公司的业务的增长，也方便灵活安排员工。

实际上，甲骨文早就动了搬家的心思。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甲骨文早在2018年就筹划了奥斯汀总部，希望通过该地区较低的生活成本安置一万名员工。光是公司搬家还不够，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也宣布离开硅谷，前往自己位于夏威夷的私人小岛。看样子这次搬家之后，他还得学着开飞机和用左轮。

一家企业搬家，那是个例。但是2020年搬家的，不只有甲骨文。从惠普拆分出来，负责企业软件业务的慧与公司，也在12月宣布搬到位于德州的休斯顿。一些科技企业已经表示在得克萨斯修建对应的生产线，投资这些公司的风投基金，也追随者科技巨头的脚步搬了过去。不过大数据公司帕兰蒂尔的口味比较独特，这家挖出“麦道夫骗局”猛料的公司，搬到了科罗拉多。

虽然不少企业已经搬出了硅谷，但是对于其他大公司而言。离开硅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举例来说，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 Salesforce 在旧金山湾区雇佣了约3万名员工。Alphabet更是承诺投资10亿美元，开展对应的福利住房项目。现在房子还没装修完，谷歌肯定没法提桶跑路。

有的人想走，有的人想留。苹果公司却选择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他们从2018年起，就在奥斯汀扩建了公司总部。另一方面，他们也花了25亿美元用于专项住房项目，并且表示公司总部依旧在硅谷。这种左右逢源、“我全都要”的选择，也算得上独树一帜。

实际上在美国，“逃离硅谷”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2020年，技术巨头的“逃亡”则显得更加高调。虽然有媒体声称，这些公司的搬家只是硅谷公司流转的一部分。但是在加州高税收、旧金山湾区高房价以及新冠疫情的多重压力下。硅谷面临的问题，还真不是搬家那么简单。

虽然“逃离硅谷”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是跟往年的“逃亡”相比，今年的画风好像不太对。很多技术巨头逃出加州，最后却选择落户到得克萨斯。这就不由得让人好奇：多样平权的技术宅，怎么跟武德充沛的红脖子搭上了线？

这事还要从税收说起。加州贫富差距大、贫困率高。但是这个“左手高科技，右手流浪汉”的州，个人所得税幅度并不低。根据美国税收研究智库Tax Foundation的最新排名，按照税收角度评价，加州营商环境在50个州里倒数第二。

相较之下，得克萨斯州同样有着优秀的高新技术氛围。休斯顿是“太空城”，奥斯汀更被称作“硅丘”。而且得州在州层面的税收，比加州要“实惠”些。

税收从哪里来，当然要从生产中来。新冠疫情期间，特斯拉位于旧金山湾的弗里蒙特工厂，被加州政府要求停工。马斯克不满防疫措施，推特狂喷还不算，甚至在未经当地政府同意之下强行复工。加州在劳工权益保护和环保问题上向来出手严厉，某些科技企业的“逃亡”，也是避免被“横插一杠”。

又收重税又管防疫，让加州的高科技企业多少有些吃不消。而且对于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雇员来说，在硅谷的生活成本并不轻松：根据彭博社报道，新冠疫情之前，旧金山的一居室租金中位数每月超过3700美元。就算是对于硅谷人来说，这个房价也有点高。

要是房价高也就算了，硅谷的公共交通也有所欠缺。在旧金山湾区，通勤超过90分钟的群体人数超过10万。疫情期间，推特、Facebook等公司推动居家办公，并且这些公司也表示，就算办公室重新开放，员工依然可以长期居家办公。这样的表态，估计也跟闹心的通勤有关。

除了市政难题，加州还要解决社会安全问题。近些年来，加州由于大风天气、山火不断，为了防止电线引发火灾，当地的老牌能源企业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居然选择“大风天轮流停电”。由于加州的毒品管理问题，旧金山街头还有很多流浪汉，其中不少是吸毒人员。从电力到生命，加州都在“随时拉闸”。这种工作环境，自然让上班充满风险。

不论是从城市建设还是行业发展，硅谷“科技创业乐园”的招牌都在逐渐褪色。日渐高昂的生活成本加上混沌的市政管理，让“硅谷就职”和“硅谷创业”都变得压力山大。并且，在美国逐渐分裂的身份政治之下，充满商业气息的“硅谷逃亡”，也开始带上了一份政治的色彩。

提到硅谷，不少人会认为那里“政治正确大本营”。由于互联网产业为主，那里应该是民主党的天下。可是随着美国舆论环境的不断撕裂，越来越多的科技精英由于文化和思想的取向，选择离开硅谷，2020年的“逃离硅谷”新闻中，这个倾向就显得十分明显。

2016年9月，VR设备公司Oculus的联合创始人帕尔默·勒基，被爆出是反希拉里·克林顿模因组织的主要资助者。当时的帕尔默已经以20亿美元将 Oculus 卖给了 Facebook，并推出了第一款产品 Oculus Rift 。这种政治表态在商业上来说，相当的冒险。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位24岁的百万富翁Luckey一直在资助名为"Nimble America"的组织。这个组织，在网上频繁水贴发梗。甚至还在线下组织相关活动，树立广告牌表达政治观点。

2017年，帕尔默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公司，并且对外表示自己是被 Facebook 解雇的。2018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针对这一事件质询 Facebook CEO 马克·扎克伯格。暗示解雇帕尔默是政治操盘，尽管扎克伯格公开否认相关指控。但是放到现在来看，这个否认相当的讽刺。

Facebook 出事还不算完，谷歌也因为“政治”出了事。一名谷歌工程师针对公司现状，专门撰写了反多样性宣言。他在宣言中指出，谷歌不应该只顾着增加员工的种族和性别多样性，而应该关注“意识形态多样性”。他还表示，科技领域的性别差距是由于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而不是性别歧视。

如此激进的宣言，虽然导致这名工程师被解职，但是谷歌内部的白人男性工程师最终群起响应。与此同时，美国的极右社区也开始人肉谷歌的性少数群体员工。堪称乱上加乱。这位被开除的工程师也向谷歌提起了上诉，遗憾的是最终以败诉收场。

实际上，不光是硅谷，不少科技领域的大佬也对“身份政治”颇有微词。就在去年，AI语音领域大神

丹尼尔·波维，就因为反对“政治正确”游行被大学解聘。但是他反对这场游行的原因，只是为了维持设备正常运行。尽管后来 Facebook 有意与他合作，但是这家公司又因为“政治正确”的原因要对他单独审查。

这股“身份政治”的余波，最后也影响到了今年的“硅谷大逃亡”。在搬出硅谷的几家企业中，特斯拉、甲骨文和帕兰蒂尔的高管都表示。整个公司对“强行多样化”的硅谷文化氛围十分反感，希望前往一个“对意识形态多样性更宽容”的地方。得州比加州相对宽容，可谓是“风水轮流转”了。

硅谷的繁荣和壮大，离不开这几个关键词：轻便、包容、高素质、低成本。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昂的房价、低效的管理正在让硅谷既不轻便、也不包容、更没有低成本。虽然斯坦福和伯克利能让硅谷保住高质量教育的帽子，但是只有高质量的教育，也没法掩盖硅谷逐渐僵化的事实。

2020终将过去，“逃离硅谷”的话题也会像更多“逃离大城市”的话题一样经久不衰。只不过2020年的“大逃亡”，跟往年的大逃亡相比，显得更加的刻骨铭心。这些科技巨头的迁移不是硅谷逃亡的开始，更不会是这场逃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