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注释引发的误解需要说明和澄清（上）_风闻

1947年7月孟良崮战役之后，在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发生的一次重要的转变。在作出了这个转变后，原以山东内线为主要战场的华东野战军，开始采取“内线坚持，外线出击”的作战方针。后来又逐渐演变为将华东野战军划分为西线兵团（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十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东线兵团（辖第二、第七、九、第十三纵队）这两个相对独立的野战兵团[1]；分别以山东（内线）、鲁西南、冀鲁豫（外线）为战场——这就变成了战略格局及部署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转变。

所以，用“七月分兵”来表述这一战略格局和部署的转变，似不恰当**。**

一者，华东野战军在1947年7月实施的“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仍然是以山东战场为重心的，是一个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改变——从“内线作战”到“外线出击，内线坚持”（即“内外线结合方针”）的转变；二者，从时间上来看，华东野战军真正分为西兵团（外线兵团）、东兵团（内线兵团，又称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各自相对独立地遂行各自被赋予的作战任务，才是真正的战略格局的调整和转变——已经超越了“山东战场”的范畴。而这个调整和转变，实际上发生在1947年的8月间。

此后，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战略上受刘邓指挥**[2****]，后勤补给由冀鲁豫区供应[3****]****，专力于外线作战，与刘邓大军相互配合，经略中原；东线兵团则受华东局直接指挥，专力于山东战场内线作战，继续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并解放山东全境。**

两者互不节制，各自独立遂行各自的任务。

也就是说，这个战略格局和部署的调整和转变，是从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转变开始的。而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转变，与后来的战略格局及部署的调整和转变，是一个递进演变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

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转变，始于1947年6月底7月初。

1947年6月28日**，华东野战军首长在国民党军正面密集进攻的态势下，向中央军委提出“分兵向敌后出击”的意见。这是一个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战场新一轮重点进攻的作战计划，其意义为：取“内外线结合”，但仍以“内线作战”为主的方针，来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华东野战军首长的复电。该电对华东野战军首长提出的方案作出了重要修订：“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

这一方针应简称**“外线出击，内线坚持”，外线出击，是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攻势，不是等着挨打的守势。这个方针，是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而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山东战场“内外线结合”的作战方针。**

再简而言之，这个方针，是把中央军委既定的华东野战军的“外线出击”，提前了！

“出击”之初，有几仗打的不理想。对打的不理想的原因，当时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华野主要领导有分歧，兵团指挥员也有些不同意见。这也是正常的，允许保留。但近些年来，**有人利用这些正常的意见分岐，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甚至有否定外线出击正确性的倾向。**比如《毛泽东军事文集》的编者，在1947年7月2日毛泽东致电陈粟谭“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电报注释[1]中就写道：“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约十三万人，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作战，为配合这一行动，并最后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进攻，华东野战军在未及充分准备情况下，依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立即分两路向侧后出击”[4]。

这一注释有可能造成的误解不容忽视。所以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从内线作战到“分路出击敌远后方”——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一个重大改变

华东野战军孟良崮战役胜利后的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高岗并转朱德、刘少奇关于东北作战方针的电报中，也对关内战局作出了估量：“关****内方面，我苏鲁军负担最大，在他们面前，集中了三十二个整编师八十五个旅（包括被歼者在内），直至此次歼灭七十四师，才使敌人进攻发生了困难，今后再歼二三个师（军），即可转入全面反攻”，“**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5]

5月22日，中央军委在致华东局各首长及刘伯承、邓小平电中，更进一步的指出了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的作战方针：“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6]

可以看出，这个作战方针主要还是着眼于“集中主力于内线歼敌”。

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却在40天后改变华东野战军“在现地区作战，不性急，不分兵”的作战方针，提出了**“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意见呢？这可是对原定的作战方针作出的一个重大****改变啊！——从“内线作战”变成了“外线出击”！**

很简单，在这40天内，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的内线作战不理想，没达成预期目的！

孟良崮战役后，中央总的战略意图是山东战场再在内线消灭敌人两个师，则全局转入全面战略反攻。在情况许可下，中央军委希望华野6月上旬和下旬各作战一次。这个意图可以简单概括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山东内线战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尔后与刘邓大军一起，转入外线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也就是战略反攻！

6月3日，华野向中央军委提交消灭五军75师，85师7个旅的战役计划[7]；6月4日，中央军委完全同意“6月中旬作战以全歼敌7个旅为目标”指出此战胜利，全局必起变化。[8]但“部队开进后，因査明敌预有准备，防御严密, 而放弃此计划，继续休整待机。”[9]

6月19日，陈毅、粟裕等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山东敌情：蒋介石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向，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敌以三四个整编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摆成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屯积了大批作战物资。[10]

6月20日，毛泽东电询刘伯承、邓小平：“你们准备情况如何？可否按原定计划出动，盼告。以便令山东与你们配合”[11]；21日，刘伯承、邓小平复电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朱德、刘少奇：“我野战军准于有日（按：25日）开始运动，月底渡河。现刘汝明有五个旅（按：在荷泽、巨野之线以北及黄河沿岸附近），我拟先求得歼灭其一部。再据估计，我南下后可能引起山东敌情变化，建议山东暂时不动，看清变化趋势，再行出击，似较有利。”[12]

6月22日15时，中央军委电复陈粟谭6月19日电报请示，作出“不要打无把握之仗”的指示：刘邓月底出击不变。“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健。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13]

6月23日晚，华东野战军首长判断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即将开始，决定将主力向东南移动，拟围攻比较孤立的敌右翼第七军及整编第四十八师，吸引整编第九、第五十七师增援面歼灭之[14]，并于23时向中央军委报告：“决将主力向东南移动，以围攻桂系，吸引整九、五十七师增援而歼灭之。各部二十四日立即开始运动，二十八日后即开始战斗”[15]；2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在目前情况下，你门决心围攻桂系，争取打援，计划甚好。惟如蒋系不援或增援甚缓时，你们须有决心将桂系歼灭，方能打开局面。”[16]

整编第七师（即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当时位于临沂-河阳之间。

直至此时，中央军委并没有改变山东战场“内线作战”的方针。

然而，当华东野战军主力正拟向东南移动之时，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就已经开始。

据国民党军《戡乱战史》记载，6月中旬，国民党军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遵照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作战指导，以第一兵团为主攻兵团，并重新调整序列，拟定了进攻计划（附地图）：

一、方针：

本部以摧毁沂山山区匪军巢穴之目的，先以一部由河阿里镇及济南两方面，施行牵制性攻击，掩护主力于蒙阳、新泰、颜庄间地区秘密集结，突破琵芭山（大张庄东南约5公里），大张庄、松崮之线，一举占领鲁村、南麻，求匪主力于沂山山区而击破之。

二、兵力部署及行动要求：

㈠主攻兵团：由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范汉杰指挥。

1.左纵队辖整五师及整二十五师，由第一兵团副司令兼整五师师长邱清泉指挥，应于6月26日，在中央纵队整十一师左侧，梯次前进，沿蒙阴寨、松崮庄、牛排了子山方向攻击，夺取目示二（鲁村）。

2.中央纵队整十一师及整六十四师，由整十一师师长胡琏指挥，应于6月25日，沿新泰、龙庭、大张庄、狗跑泉方向攻击，夺取目标一（南麻），并求敌而歼灭之。

3.右纵队辖整六十五师及整九师主力，由整九师师长王凌云指挥，应于6月26日，在中央纵队右侧，梯次前进，沿马家庄向贾庄方向前进，与中央纵队右翼整六十四师切取连系，确实掩护中央纵队之进出容易；另指挥整二十师第一三三旅，由蒙阴以东向坦阜方向搜索前进，并相机占领而固守之，掩护主攻兵团东则安全。

㈡第三兵团[17]应于6月25日起，以整七师（原第七军）及整八十四师，由河阳镇向沂水方向佯攻。

㈢第二绥区[18]应于6月24日起，以**整四十七师（原第九十六军）**由明水南下，向吐丝口以北之锦阳关行牵制性攻击；以潍县之整八师分向益都、高密行牵制性攻击，并依状况，袭占临朐，威胁匪之侧背。

㈣第二兵团[19]以整七十五师，于攻击兵团开始前进后，推进新泰附近集结，尔后以一部守备新泰，主力准备随攻击之进展，在中央纵队后跟进，担任后方交通维护。[20]

正面主攻兵团6个整编师自莱芜至蒙阴之线推进，助攻兵团5个整编师于二线跟进或侧背行牵制性攻击，局势骤然变得异常严峻，华东野战军首长原拟对临沂-河阳间的桂系部队的攻击及准备打援的计划，当然也就难以实现了。

28日，鉴于当面严重敌情，华东野战军首长致电中央军委、刘邓及华东局领导人：

顽以五军、二十五、十一、六十五、六十四、第九等六个师，采取靠拢在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沂鲁山区进犯。其先头，已进至鲁村、大张庄、井王庄公路线上及东边之山地。留八十五师于莱芜，七十五师于新泰，五十七师于蒙阴担任守备，成第二线。桂顽主力集结于白塔埠、临沂之线，其纵队司令部已移回临沂，仅以三个团，向北及东地区佯动。如我主力南下，敌必回白塔，不易歼灭。在此情况下，我很难下手，故决以一个纵队[四纵]攻占费县后，向西威胁泗水顽之主要补给基地，以四个师扫除临蒙线之少数敌人后即控制该线。其余主力仍集结于沂水西南，与东里店之线及其南北地区。估计在刘邓南下前，我一部西进，可能引起变化，创造出击机会。[21]

华野首长的目的很明显，拟以一部向敌后方出击以调动敌人，为内线主力创造出击机会。

然而，无论是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自己的经验，都证明了当敌正面密集绝对集中兵力时，只做战术上的小规模分兵敌后，诱敌回援，而不做作战方针的改变，其作用是很有限的。譬如，第五次反“围剿”时，只派出红七军团（后来与方志敏部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出击浙皖以调动敌人，实际上基本上没有发生作用。孟良崮战役之前，华东野战军几次分兵西线敌后，企图诱敌回头，曾派一部西向诱敌。但诱敌部队与敌东西相向，擦肩而过，国民党军方面却不为所动，计划仍然未能奏效。而当华野主力按军委指示全部东向之后，却起到了调动敌人使之“亮出空档”的作用。

“重点进攻”是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既定方针，势在必得，华东野战军一个纵队的敌后出击，很难改变他们的决心！于是，6月29日12时，中央军委向华东野战军首长及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以答复华东野战军首长6月28日的报告：

陈粟谭，并告刘邓：

二十八电悉。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委

二十九日十二时[22]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几个问题：

⒈中央军委曾希望华东野战军全部于内线坚持到6月，对全局有利，对刘邓南下有利。

5月31日，华东野战军首长曾电军委，询问“刘邓大军是否按原计划出击，以便布置配合作战”[23]，而军委的回复是：“㈠无论刘邓是否按原定时间行动，你们和刘邓之间在目前阶段上均只须作战略配合，不须作战役配合。你们的战役作战应完全单独进行。㈡在情况许可（即确有胜利把握）条件下，我们希望你们于六月上旬及下旬各有一次战役作战。”[24]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向鲁西南出击前夕的6月20日，毛泽东又电询刘邓是否需要布置华东野战军的配合，而刘邓于次日回答：“我南下后可能引起山东敌情变化，建议山东暂时不动，看清变化趋势，再行出击，似较有利**。**”[25]

这个时期，中央军委的意思很明白：山东战场应全力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就是对刘邓大军最大的配合！山东战局一旦搞定，华东野战军主力再转入外线，那就是锦上添花，更有可能与刘邓大军尽快地从战略配合，进入到战役配合的层次！

⒉华东野战军没有实现原来预计的“6月中旬作战以全歼敌7个旅为目标”[26]，内线作战在40天内没有抓到战机——《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称“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27]，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未能粉碎，山东战场的全局也没有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而如果完不成中央军委“至今年七月可能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根本转变敌我形势”[28]的目标，那么就难以设想在战争第二年全面转入战略反攻的大好局面。

⒊因此，华东野战军于6月28日提出了以一个纵队分兵诱敌的意见，以图打开山东战局，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则因势利导，提出“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外线放手攻城略地，“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29]，“放手歼击津浦线上各敌，愈多愈好”[30]“不要顾虑太多”[31]；内线则“四个纵队不要轻动，待敌动态完全明了后再作决定”[32]，“目前时期内，仍须坚持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待敌主力疲困削弱后，再相机各个歼灭之”[33]。历史证明，毛泽东实时顺势地提出的这个方针，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不仅打了敌人的薄弱环节，更重要的是，给内线的继续作战创造了机会。

更重要的，说明了中央军委提出的这个方针，虽然着眼点仍然是为了改变山东战局，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但以5个纵队“分路出击敌远后方”的方针，实际上已经改变此前集中主力于内线作战的方针——因为40余天打不开局面，而改取“外线出击，内线坚持”的方针！**这也是为了借助刘邓大军出击鲁西南对山东战场的策应和配合作用并使之扩大之！**如此，刘邓大军与华东野战军向同一片区域相向而进，“战略配合”走向“战役配合”，也就必然、必要且必须要提了计划日程了！

二、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转变，是战略格局转变的契机

这是一个必须要说清楚道明白的问题。不能因《毛泽东军事文集》中一个不恰当的注释，就把众多的军史研究者和爱好走导入这样一个误区：如果山东战场不与刘邓大军作战役配合，那么刘邓大军就不能出击。因为事实恰好相反，刘邓大军的出击，是为了帮助山东战场，而且确确实实帮助了山东战场；而中央军委指示山东战场“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是要充分利用刘邓大军渡河南进的效果并扩大之，旨在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这是一个“因”和“果”，或“主”和“次”的关系，不能颠倒。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向外线出击的作战行动，是中央军委早已确定的。

1947年6月1日，中央军委明确电示陈粟谭，华东野战军与刘邓大军“只须作战略配合，不须作战役配合”，华东野战军的“战役作战应完全单独进行”[34]。6月3日，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35]。1947年6月19日至6月29日期间，中央军委与华东野战军首长来往电报中，也并没有华东野战军与刘邓大军战役配合方面的相关的意图及指示。

《粟裕年谱》中关于华东野战军执行“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的陈述，与《毛泽东军事文集》的相关注释，是相呼应的：

6月30日与陈毅、谭震林决定立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兵分三路的指示，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两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经莱芜向鲁西挺进，陈毅、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第一、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于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待机出击，以配合刘邓军行动。[36****]

而《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华东野战军首长于1947年6月29日向中央军委报告“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执行情况的电文，却是这样陈述的：

㈠由叶飞、陶勇率第一和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㈡由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㈢㈣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37]

——“主力待机出击”后是“句号”而非“逗号”，没有“以配合刘邓军行动”续后。

因为刘邓大军恰恰是在这一天强渡黄河，7月2日，中央军委恰恰又在给华东野战军首长6月30日电的回复电中提到了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部队“与刘邓直接联系。尔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展开新局面”，“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38]；3日，中央军委又电示华东野战军：“你们西进、南进之五个纵队，应以攻占泰安至临城全线尽歼该线之敌为第一目标。胜利后再攻占该线以西各地。如行动迅捷可能达此目的，与刘邓打成一片。”[39]《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称：“这两个指示，已由令陈唐兵团策应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演变为直接协同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使这次分兵成为华东野战军执行外线岀击任务的开始。”[40]

仅就此而言，有人将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部队的行动解读为“配合刘邓军行动”，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但只要回头研读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的《在山东战场打破敌人进攻的作战方针（1947年5月22日）》，就可以清楚的看出：“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41]

这里的“刘邓下月出击”，指的就是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的作战行动。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而不是相反，因和果，主和次是不能倒置的。刘邓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作战，是中央军委早已确定了的计划，而山东战场“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是6月30日才确定的——但之前也就此问题征询过华东野战军首长的意见[42]。而刘邓大军既已渡河，华东野战军“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两军是相向而进的态势，汇合而成协同策应之势那就是理所当然，也是必须、必要且必然了——这是果，而不是因。

“七月分兵”这一提法，最早的出处是粟裕为华东野战军首长起草《南麻临朐等役初步检讨》的手稿。在这份因华东野战军其他首长持有异议而没有公布的“初步检讨”中，粟裕还把“七月分兵”作为华东野战军内线作战无果乃至南麻、临朐失利重要缘由之一：“七月分兵，失去重点。此间四个纵队，虽较榘唐、叶陶两兵团为多，但占整个华野不及九分之四（战力不如西兵团平均。二、七纵不充实）；西兵团虽有五个纵队，分为两路亦非重点。因之，既无足够打援部队，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坚时间，于是南麻、临朐、滕县诸役，均因此而被迫退出战斗**。**”[43]

在这份手稿上，粟裕还写道：“事实上，当时五军及欧兵团等之西移，并非对付刘邓，而系对付我分出之渠唐叶陶兵团，其全部兵力还是压在山东地区及华野身上，这只能说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局部修改。”[44]

这段话一则很难言之成理：华东野战军一部外线出击，减轻了山东战场内线的压力，也为内线创造了机会。国民党军占领沂水后，蒋介石对“重点进攻”实际上已经摁了“暂停”键，关注点转向了“更应积极督策，必使鲁西刘伯诚股匪彻底消灭，勿使其再北渡回冀。鲁中方面应先歼灭费峄地区之第一、第四纵队而后，再收拾泰安方面股匪也”[45]；二来也恰恰说明，粟裕自己也认为，华东野战军“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配合刘邓”的作用——即或华东野战军循此方针外线出击真有“配合刘邓”的意图的话，这个意图也基本上没有实现。

但“内线坚持，外线出击”的方针，对山东战场的内线，的的确确是产生了作用的！

这期间山东内线作战无果与失利，与这个方针并无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进攻鲁中的国民党军主力西移，的确是对付渠唐叶陶的（即华东野战军的外线出击部队），所以，毛泽东才在7月2日再三明确嘱咐陈粟谭“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并判断“蒋方七天或十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阻止我军与刘、邓会合。因此，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46]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部队与刘邓大军打成一片，对山东战场内线作战是一个有效策应。

粟裕对华东野战军1947年7月间外线出击的方针，不仅这次持不同意见，以后依然是持不同意态度的；对南麻临朐战役失利及出外线出击初期的失利原因，也持保留态度。这些都是正常的，都是允许和已经允许了的。尽管粟裕在认识上持保留态度，但粟裕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但《粟裕年谱》和《毛泽东军事文集》注释者却是偏离事实，把外线出击和“配合刘邓行动”捆绑在一起，这实际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误导，造成的影响很可能也是非常负面的。

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转变，中央军委对此前发出的“目前阶段陈粟谭军与刘邓军只作战略配合”的指示，当然也会有所变化。华东野战军首长表示坚决执行7月2日毛泽东“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的指示，实际上也是为适应新的战场格局和新的战役计划——实际上也开始了从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转变，向走向战略反攻的战略格局和部署转变的过渡。

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已经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和华东野战军一部主力“分路出击敌远后方”后，对国民党军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必定产生重大影响，国民党军的攻势必定难以为继。如此，华东野战军不一定必须要在完全粉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之后才转入外线作战——在山东战场内线作战仍在坚持的情况下，尽快以一部主力加入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反攻，与刘邓大军从战略配合走向战役配合，也仍然是一种主动在握的选择！

山东战场内线作战，只要还在坚持，那就是胜利！

三、“未及充分准备”何以成理？

战争都是突发性的。任何作战是否有准备，取决于领导和战役指挥员的预见性。

毛泽东不仅在战略指导上有预见性，而且在每一个战役指导中都有充分的预见性，都清晰地指出胜利、失利的结果和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提出有无准备，那是要很好检讨一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㈠华东野战军必将外线出击，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

1947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就对华东野战军首长发出了“准备于5月开始转为外线作战”的指示：

陈饶及华东局， 并告刘邓:

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 经费等）。

中央

子敬[47]

这虽然是年初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但方针是确定了的——对山东战场要求的前提是“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

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就晋冀鲁豫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问题征询华东野战军首长意见电：

陈粟：

你们对刘邓下一步行动意见如何？㈠出鲁西南及豫东较近地协同你们作战****。㈡出中原较远一点配合你们作战****，由你们岀一部至鲁西南，互相联系，以上两项何者最为有利，盼吿。

军委

卯感[48]

5月4日，中央军委再次明确地确定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任务：

㈠**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㈡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㈢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6月2日）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7]，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49]

1947年5月8日，孟良崮战役前夕，中央军委再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

刘邓，陈粟：

为着于六七两月内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位于泰安、新泰、蒙阴、临沂之线约三十个旅）之目的：㈠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电争取于巳东前休整完毕，巳灰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着在该区长期立脚，全军应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对中央二一时局与任务指示应作普遍传达。㈡陈粟军在巳灰（6月10日）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谭率七纵亦似于巳灰以后向苏中出动为宜。

军委

辰齐[50]

后来因鲁南、莱芜特别是孟良崮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仍然在持续，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的计划也因之延后，刘邓大军的外线出击计划也因此而延后。但是，华东野战军陈粟谭首长对于华东野战军必将转入外线作战这一总的方针，是清楚的。

㈡改内线作战为“分路出击敌远后方”的方针，征求了华东野战军首长的意见

6月29日“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的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改变，是对华东野野战军未能实现“消灭敌两个师”预期目标，而又要为实现全局战略反攻目标的预见性决策。

为使外线出击这一作战方针的转变更符合实际情况，为使华东野战军指战员能接受并适应这一作战方针的转变，毛泽东起草的6月29日复华东野战军首长电末尾还特意询问：“你们意见如何，望告。”陈粟谭当时并未提出不同意见、困难或新的计划。那么《毛泽东军事文集》的注释者根据什么说“华东野战军在未及充分准备情况下”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更何况，中央军委的6月29日电所提出的“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仍然是以山东战场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为重心的，并无策应配合刘邓大军渡河的要求。至少，作为应选方案之一，华东野战军首长的“没有充分准备”，是难以言之成理的。

7月3日13时，华东野战军首长曾经还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提出，将此前“三路分兵出击”的计划改作“四路分兵出击”：“以3个纵队袭取新安镇、郯城、马头一线，歼击敌第五十一师，调动桂系及第二十八、第四十八等师增援。”[51]

这个提议，实际上源自于中央军委1947年5月8日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电提出来的：在刘邓向外线出击（即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之前，华东野战军“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尔后即准备“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谭（震林）率七纵亦似于巳灰以后向苏中出动为宜。”[52]陈粟谭于7月3日13时的这个提议，实际上是中央军委这个指示的时间提前了的“放大版本”。

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当时驻防陇海路附近地区（师部驻淮阴），隶属于担任苏北、苏中地区防务的第一绥靖区，并不在进攻山东的序列中。华东野战军首长这个提议的意图是：原拟在内线坚持的4个纵队只留下一个纵队（九纵），其余3个纵队（二、六、七纵）也向外线出击，而且出击距离最远——经“新安、郯城、马头”寻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有可能还要跨过陇海路。

华东局收到此电后连夜开会，并于7月4日1时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首长，对华东野战军首长日前13时的提议表示异议：“**以二、六、七各纵袭占新安、郯马，似感兵力过干分散，如敌发现我主力全部离开山区，可能使用一部兵力攻我后方，并完全切]断我后方接济。仅留九纵很难拖着敌人。如敌过早大部西返或南下，对我西进和南下部队均属不利，很难收夹击之效。**同时雨季沂河、沭河水势常涨，难以越渡。因此我们建议：仍按军委电示，以四个纵队监视正面之敌，以观察三、八、十纵西进及刘邓部渡河后敌人之变化，再决行动。如正面之敌前进较速，再考虑将我监视敌人之四个纵队向东或东北后靠一步。如此既可保持胶东联系，使后方不受过分损失，便利长期战争．同时在敌西返时，我亦便尾追和夹击。”[53]

同日11时，华东野战军首长亦致电中央军委、华东局和刘伯承、邓小平，对日前13时提议亦表示犹豫：“**如果主力向东南攻郯马、新安线，**顽占沂水、莒县，我受到威胁。”[54]

18时，中央军委回电华东野战军首长、华东局及刘伯承、邓小平，实际上肯定了华东野战军首长日前13时提议的设想，但暂时予以了“搁置”：“顾及后方可能被敌侵扰，攻击郯马、新安镇之任务，在目前数日内可作积极准备，待我西进两路在津浦打响，正面之敌开始后撤时，立即执行”，同时也有未雨绸缪的预见和布置：“胶东、渤海、滨海、鲁中四区尚有多少地方旅，可否集中数个旅成立一个至二个新纵队，使北面共有三个至四个野战纵队。㈥尔后敌主力分散给我以歼击机会时，我仍可集中四至五个主力纵队作战。”[55]

这个意思是说，还要观察进攻鲁中的国民党军的变化，才能下定这个决心：如果国民党主力西撤，那么内线4个纵队也没有必要再在内线待机，主力也就可以转入外线；如果国民党军只是一部西撤，主力仍在东进，那么内线4个纵队就需要在内线继续寻觅战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为应对这样的情况或更加复杂多变的情况，还需要一部分地方兵团升级为主力纵队，使内线仍然有足够的野战兵团与国民党军周旋。

对于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就山东战局提出的每一个意见、建议和问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都作出了具体的指导、预见和布置，始终从战略统筹角度把握着大局。从“事后诸葛”的角度而言，所谓“华东野战军在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为配合刘邓向外线出击”，就更加难以言之成理了。

㈢从山东战场作战方针的转变走向全局性战略转变，中央军委始终把握着转变枢纽

当然，毛泽东也预料到，对于山东战场“分路出击敌远后方”向全局战略性外线出击的转变的过程中，华东野战军各方面可能会有准备不充分之虞，因此发出6月29日方针的指示后，毛泽东亲自写的发给华东野战军首长的指示电达数十份之多，这些电报不仅有战略层面上的指示，而且有具体的行动指示。毛泽东对整个战役发展进程，都准确的做出了预见；对每一个战役方案，毛泽东都给以具体指导，指示利弊，指示胜利和失利时的处置。

例如，1947年7月2日毛泽东电示陈粟谭“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的指示中判断“蒋方七天或十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阻止我军与刘、邓会合。因此，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56]

毛泽东坚信自己的判断，认为华东野战军“分路出击敌远后方”的部队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放手大打，华东野战军内线部队仍有歼敌机会——7日凌晨2时，中央军委致电华东野战军首长：“**正面诸敌既定齐日（注：即7月8日）向沂水总攻，则****蒋顾改变计划及实际调动兵力向西、向南，至少尚需七天至十天时间，**利于我陈唐叶陶两路放手歼击津浦及峄枣之敌，你们手里四个纵队不要轻动，待敌动态完全明了后再作决定”[57]

当日酉时，华东野战军首长提出了“迎歼由东里店东犯之敌第二十五师、第六十四师等部”的计划[58]，中央军委于8日11时予以了批准。毛泽东还嘱咐华东野战军首长：“正面我军望精心选择机会歼灭黄百韬部，然后再决第二步行动”，“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59]

但在十天的时间里，华东野战军首长在敌情判断上却一直犹豫不决，从7月8日是报告“我们于江[三日]晚查敌人仍保持其重点攻势”，到7月10日，仍在怀疑国民党军统帅部是否会如毛泽东预计的“七至十天内”改变部署——当日，华东野战军首长连续三次向致中央军委并刘邓报告了相同的敌情与判断：7时，作出“蒋仍决心维持东攻西守政策”[60]的判断；17时，又报告中央军委：“蒋军仍继续其重点进攻，五军、整九师及七五师等部并未西向。前日敌各路仍续向东里店、韩王及沂水西附近地区进犯中，桂顽昨午尚在河阳地区，似未向费县西去”[61]；21时，指示华东野战军各兵团首长并报中央军委：“据密息．蒋顽决心继续其重点进攻，令张淦纵队沿沂河东岸北攻沂水；欧震纵队（整九、六五、七五、八五等师）沿坦埠东攻；黄纵队（廿五、六四[师]及十八旅）沿东里店、韩王南下：十一师及第五军随后跟进等情。似此，敌于占沂水后可能向诸城、临朐方向进击，企图完全控制胶济线南地区，尔后再以主力回师西援。”[62]

同日，鲁中国民党军继续向东向北进攻，先头部队占领东里店、沂水等地。华东野战军原定以4个纵队歼灭进犯东里店的黄百韬部，因暴雨部队行动受阻，欧震兵团第九军与黄百韬部靠拢，遂放弃这一计划，部队转移至临朐地区待机。[63]

7月11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陈唐宜以迅雷手段，歼灭72师残部，20师及吴化文部，方于大局有利。上述任务完成后，即过湖西与刘邓会合作战。若不能于此时消灭敌人，而后可能发生困难。”[64]（是指华东野战军将得不到刘邓大军的直接呼应，而发生困难）

然而，直到7月12日，华东野战军首长仍然犹豫。

7月13日9时饶黎陈粟谭电中央军委、刘邓报告山东国民党军动向，终于作出判断：“蒋顽全军东进决心已动摇，有大部西援之绝大可能”[65]——10日刚判断“蒋仍决心维持东攻西守政策”[66]，13日就变化如此？可见谭震林提出“缺乏远见”的批评是正确的[67]。

从毛泽东7月2日作出的“七日至十****日蒋军必有变化”的判断，到华东局和华东野军首长自己作出同样判断，时间差是11天——与毛泽东预见的时间下限“10天”，仅仅差了一天（以国民党军统帅部作出相应动作计算，则仍然在“10天”的下限之内）。而毛泽东指出的“若不能于此时消灭敌人，而后可能发生困难”也成为现实。

国民党军《戡乱战史》从对手的角度，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

国军攻略沂河上游各要点后，由于匪军主力早已向西窜定。陆总徐州司令部，乃令饬第一兵团兼司令范汉杰，除以一部确保各要点外，主力于7月中旬，回师西剿。迄至7月15日顷，匪我一般态势，如图（地图）。[68]

如果从国民党军最高统帅作出毛泽东预计的反应来看，那就是基本言中——《蒋介石日记》基本上逐日记载了华东野战军“分路出击敌远后方”这个时间段里，国民党军统帅部乃至战区指挥官们的惶惑：

7月1日

以豫北刘伯承股匪，昨夜已向董口附近过河开始也。……六时再研究沂山作战计划，甚以该区多崮形山地难狼，持久必为虑也。乃令其各部主力钻隙向主目标前进，而以一部监视各崮也。

7月3日

昨晡研究战局，在鲁中门之顶地方搜获匪军库内美制炮弹与步弹数千箱之多，乃知匪藏之富，而我军往日损失之重。然此次突入匪区中心，竞能物归原主，亦可知匪对械弹无法搬运。其损失之大自非所预料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次泛进剿收获自大，但危险实未过期，应力促占领沂水，早离山区为要。……

下午继续修稿后，**忽接墨三电话，以匪两个纵队已攻费县，三个纵队集中在蒙阴东侧，故急拟将进入沂山地区部队撤回，以解决匪之主力。**余闻之骇异，乃研究结果，仍令其依照原定计划，力促所部进占坦埠东里店，与沂水城，方能达成目的，不被匪所眩惑，免蹈李仙州莱芜之覆辙。

7月4日

**昨日沂山地区高级指挥官实以山区地形复杂，恐难达成目的，故想求撤退，可知将领之无定力，定识略，被匪牵制，即生疑惧心里，**故此时余决不能离此飞平也。……与为章研究鲁中作战部署，指示甚详，应组织四个纵队，每个纵队二至三个师，编成控置于四个交通据点，专觅匪之主力，彼此应协剿也。

7月5日

晚课后研究战局，与墨三电话，严戒张灵甫之往事，切属其对进攻沂水，应由其总部详密计划，负责督导也。

7月6日

雪耻：本日朝午二次与墨三电话，指示其作战方针，与对沂水进攻之之要领。彼并未发生异议，不料至䀯为章面告，顾已下令进攻东里店、沂水各部转向蒙阴以东青驼寺方向转进，准备先剿该方面匪之主力，问其匪之主力所在究得何种证据？彼仅言得时探报。余至此心神悲愤，不知所止！将领怯馁怕匪，任匪眩惑。儿戏一至于此，自任革命军不可救药矣，最可恶者，其早已下令转移部队，而对余二次电话，从不提及。其欺妄之罪，愚劣之性，实不可恕谅。余乃电话责问，则彼又以无言可答，只照余意改正，仍依原定计划，调回各部再向沂水目标前进。将令卑劣如此，实令人欲泣无泪，奈之何哉？

7月7日

注意：一、**费县守军今已擅自撤退，匪第一、第四纵队确已窜到费县与梁邱山地。其目的：甲、回窜梁邱，扰乱我津浦线；乙、配从事鲁西渡河刘匪（伯承）牵制我进剿鲁西；丙、扰乱我进入沂山地区各军之后方，并窥伺我弱点小部而袭取之，**我弱点乃在新泰，应特加注意，幸八十五师已由莱芜移至新泰矣。

7月8日

**狡匪主力无从捉摸，此乃流寇古来之惯技，无足为异。**只要自我先立于不败之地，所谓先为不可胜而后为敌之可胜，此时对匪战法可恃者，不外下列各矣。甲：先定我之目标，始终一贯前进，不为匪这扰乱眩惑而变更，或至动摇。乙、研究匪之大利与大害，而判断其主力所在地区，以及其所窜方向。丙、注重匪之要害所在，其最切痛养之地矣。据以上之点可判断匪主力所在地之虽少，中心不远矣。丁、匪根据与策源地之中心点。戊、匪之粮产地。乙、匪之武器仓库与制造地。庚、匪之兵源所在地区，如能捣毁，其以上三点，则匪之政治、经济皆无所依托，乃易分别歼灭。总使其分散，而不能聚集，方可达击溃与各个歼灭目的。

**朝课后知运城失陷，又悉墨三已令泰安部队机动，对匪自动放弃，将领无知无识，苦痛万分。**记事，批阅公文，下午记事工作预定表。手令王耀武负责恢复泰安，又令沂山部队彻底毁灭老巢，……

7月10日

雪耻：匪陷费县后有一股窜扰枣庄峄县，徐州总部发生恐慌，几乎又动摇进占沂水目标之决心，而济南王耀武与莱芜部队又各报有四个匪纵队，各向其大万德，吐丝口附近攻击，可知将领之利临（令）智昏，怕匪畏死之心理，不顾其军人之人格。偶闻匪谣，一见威胁，则风声鹤啼。若不彻底整顿，何以成功：惟匪向空隙窜扰，全力眩惑各方，以期达成其保留沂水老巢之狡计，亦可谓无微不至，稍不坚定，未有不中其计，为其所败也。非有定力，何以灭匪？

昨夜匪拢我第九师上下位阵地。今晨三时电话令空军黎明起飞往侦，甚不安心也。

朝课后记事，接空军覆报第九师安静如常，并无战斗行动，此心方安。

7月11日

**本晨三时第九师由沂河西岸渡河占领沂水县城，未遭匪部强力抵抗，惟先头部队一营过河以后，即发洪水、沂河暴涨，以致后续部队仍留滞西岸，终日未能渡河为虑。**沂水占领以后，此次进剿山巢穴计划可谓已达成目的。次一计划与行动更应积极督策，必使鲁西刘伯诚股匪彻底消灭，勿使其再北渡回冀。鲁中方面应先歼灭费峄地区之第一、第四纵队而后，再收拾泰安方面股匪也。

7月12日

昨晡研究山东作战计划，决定下令实施。近日天忽大雨，鲁中洪水为患，部队行动为难，匪这行动滞钝，或亦受气候之障碍乎？

预定：一、第八、第十一师协同动作之规定。二、第46 师以坦埠与大张庄各驻一旅，其余在山区内清剿。三、第五军与第75 师暂驻莱芜新泰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