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中兴（下）_风闻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小编微信号zggjls01，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昙花一现的中兴宣告结束，周王再难复“天下共主”的绝对权威。                    这种没落，                    是制度的原因，更是一代代矛盾的累积。                      

前文链接：      昙花一现的中兴（上）

崩坏井田不修藉礼                  

宣王对这些矛盾真的没有察觉吗？显然不是，其不修藉礼就是明显体现。

藉礼，也叫“耕籍礼”，是天子亲耕籍田的一种仪式，用来祈求风调雨顺并激励百姓生产劳作。封建王朝农业立国，田税和诸侯采邑主的朝贡共同构成西周税收基础，由此可见藉礼分量。一手缔造中兴的宣王，绝不可能不知道它背后含义。但宣王依旧“不脩籍於千亩”，非是任性，实则此时的井田制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

西周初期，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王畿宗周和成周占据天下最为肥沃的渭河平原和洛河平原，人们“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集体劳作的井田制提高了生产力，不可买卖的规定确保了国家税收稳定，为王室在诸侯国中的最高地位奠定经济基础。

势随时异。随着疆域的扩大和生产力发展，人们开垦荒地，出现许多井田以外的私田。它完全属于开垦者，游离于田册之外且不需要交税。最初，身为统治者的周王并没有对此加以重视。直到西周中期，由于昭、穆二王的长期用兵，国库空虚。周恭王为增加税收，默认这些私田的存在，并允许自由买卖。五祀卫鼎裘卫和邦君厉的土地纠纷，证实了这一现象。“卫目（以）邦君厉告于井（邢）白（伯）、白（伯）邑父、定白（伯）、黥白（伯）、白（伯）俗父”，经过询问，三司帮助调停，“邦君厉累付裘卫田”。这为井田下的国土流失打开口子，也方便贵族进行早期土地兼并。

五祀卫鼎  

当然，仅凭私田蚕食，西周断不会十代而衰，井田制崩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分封。作为周朝的基本国策，历代周王不仅要分封自己的兄弟亲戚，还要对有功大臣进行赏赐。代代相延，周王的可支配土地越来越少。同时厉王的前车之鉴，也将在现有土地基础上开辟新财政的路子封死。正是清晰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宣王干脆放弃，不再进行如同儿戏一般的藉礼表演。

金戈频起剑指千亩                  

要坐以待毙吗？看着诸侯国的崛起，宣王换了一个方法解决问题，通过开源获取新的土地。环顾华夏，东方诸侯林立，南方楚蛮独大，西部少雨不利耕种，只剩下北方尚有机遇。同时战争也方便转移国内矛盾，打击戎人气焰。

然而宣王有意缩小了背后的危机。

西周在开国之初，军事力量强大。赫赫威名的西六师驻扎关中平原，拱卫宗周。殷八师驻扎洛邑，听遣征讨。小臣逨簋中提到，“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禹鼎也说“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鄂侯馭）方”。周天子身边还有护卫的虎贲，“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宫门。”他们共同形成王室的军事支柱，同时，诸侯国的军队名义上也都受周王的指挥和调遣。

昭王时期，形势突然发生变化。昭王十九年，南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末年，“南巡不返”。王朝近半精锐兵力的丧失直接导致周王威慑能力的下降。到懿王，竟被戎人打到家门口。“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不堪忍受的懿王“自宗周迁于槐里”。败退的王师暴露了王室的虚弱，也让周王失去了调遣诸侯国军队的底气。厉王时代虽有所恢复，但遗留下来的底子毕竟不厚，况且宣王初年的四面出击也消耗了不少国力。

周宣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97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一场以国运为注的赌博拉开序幕。胜则西周回天续命，败则国祚倾颓，难以转圜。王师却不知宣王期望，常年的南征北战使得他们元气尽伤，再加上武器装备和粮草的供应不足，战争结果早已注定——“不克”。三十六年，“王伐条戎、奔戎”，同样的故事继续上演。不断的失败冲击着宣王的心理防线，三十八年，屡败屡战后，“王伐申戎破之”。这场小胜让红眼的困兽看到一丝希望。“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征伐姜戎的失败宣王不仅丧失掉周王朝的“南国之师”，而且周的国势更加衰落。

西周战车  

干涉鲁政料民太原                  

如果说经济和军事上的失利，还能说是西周积重难返；那么政事上的处理，则充分暴露了宣王的刚愎自用和能力不足。

千亩之战后，宣王没有选择休养生息，坚持“料民于太原”，即在太原进行人口普查工作。不管此举是为查战败原因，还是为今后按户抽取壮丁，参军缴税，无疑都不该进行。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从古至今，户籍和物资的往来统计都是由司民、司商、司徒、司寇这些官员负责，周王只需听取报告，料民不光是多此一举，更代表宣王对整个官僚集团的不信任。

在对诸侯国问题上，宣王同样任性。鲁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同年夏天，鲁武公去世，公子戏继位，“是为懿公”。懿公九年，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后“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经过此事，宣王声望大减，几乎没有多少诸侯听从周天子的了。

正如仲山父所说：“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西周以天命立国，天子的言行更要名正言顺。分封制下，周王确实拥有干涉诸侯国内政的权利，姻亲、出巡、朝见，卿士监国都是不错方式。据仲几父簋记载，厉王时期，“仲几父使几使于诸侯、诸监”。宣王却以破坏嫡长子继承制来达到目的，这种强硬手段不仅没有重建权威，更让周王室的宗主地位遭到质疑。

公元前783年，也是千亩之战后的第七年，宣王去世，死因不明。从此，昙花一现的中兴宣告结束，周王再难复“天下共主”的绝对权威。这种没落，是制度的原因，更是一代代矛盾的累积。风起微末，一个王朝的荣光往往是被看似末端小节渐渐蚕食，最后以战争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