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上）_风闻

来源：《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　作者：晏绍祥

**提 要：**70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奠定基础时期（1949—1966）、恢复和发展时期（1976—2000）、繁荣时期（最近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世界史获得了与中国史并列的学科地位。学者们翻译古代文献，引进苏联教科书，培养人才，并对一些重要问题如奴隶制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讨论。改革开放给世界古代史研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学者们投身于资料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林志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倡导组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培养人才。一批新的古代文献被翻译出版，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世界古代史的体系、城邦与帝国、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的地位和作用等，获得了更深入的探讨。得益于上世纪的积累，新世纪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进入繁荣时期。资料积累日益系统化，新的研究队伍成长起来；研究工作日益与国际接轨，解读原始文献、探索具体问题成为基本功。因此，最近20年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有提升。

　　**关键词：**世界上古史研究；学科发展历程；研究成果；前景

　　**作者简介：**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对古代世界的认识可能始自商周时期，先秦文献中已有对周边地区的记载。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中国与西亚、印度甚至后来的罗马都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等都保留了对印度、中亚、西亚以及希腊和罗马等的记载。但中国对古代世界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周边地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睁眼看世界，开始了解古代世界的历史。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随着国人走出国门，和西方世界接触，埃及学、亚述学、古典学的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同时，中国人开始译介西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其中不少篇章涉及希腊、罗马世界的史事和史实，为在中国传播古代世界史知识起了有益的作用。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对古代世界的认识相当有限。作为一个学科，世界古代史的兴起和发展，与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奠定基础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中，不少大学创建了历史系，课程设置上模仿苏联，采取中外通史并立的体系。相对于20世纪前期不重视世界史教学与研究而言，世界通史作为专业必修课，在历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半壁江山，世界史有了合理存在的空间，世界古代史成为历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希腊罗马史固然篇幅较大，然而西亚、埃及和印度的古代历史在世界史中有了一席之地。同时，由苏联专家执教、开办于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班培养了一批人才。50—60年代大学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和世界古代史研究班的学员们，挑起了20世纪最后20年各大学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大梁。

　　这一时期变化最大的是学者们的历史观。新中国成立后，古史学者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解决古代史的问题。在古代史领域中，学者们翻译了部分苏联论著，如狄雅可夫、尼科尔斯基合编的《古代世界史》、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贾可诺夫和马辛加涅尔的《巴比仑皇帝哈谟拉比法典和古巴比仑法解说》、赫罗兹尼的《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塞尔格叶夫的《古希腊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等。三联书店先后出版了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中古代史的两卷。所有这些著作，对于在中国传播古代世界史知识、理清古代历史发展线索，都起过积极作用。阿甫基耶夫、塞尔格叶夫和科瓦略夫的著作脉络清楚，资料也较为丰富，提供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古代史问题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体系的世界古代史除西方传统的古代史内容外，还包括古代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实际放大了世界古代史的内涵。中国学者继承了这一点，并传承至今。塞尔格叶夫、科瓦略夫等的著作还专门介绍了古希腊史和古罗马史的史料和史学史，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在首次论及东方各地区的古代史时，也都提供了史料和学术史。《世界通史》的前两卷，还根据文献的性质，将其分为马列经典文献，史料和参考用书等，体现了良好的学术传统和素养，给初入古史领域的中国学者提供了指路作用，对培养中国学者的研究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点：由于过分强调古代社会的奴隶制性质，把奴隶制当作压倒一切的因素，忽视了古代不同地区历史的特殊性以及不同阶段历史发展的个性，有概念化和一般化的倾向。正是在苏联史学的影响下，古代史被赋予了过于沉重的任务：“研究历史可以帮助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先进人士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使他们在解放革命斗争中和在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生活中能够正确利用这些客观规律。在完成着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变革——把对抗性的阶级社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剥削的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时代，来观察一下有规律地把人类导至现在的发展阶段的全部路程，是特别有教益的。”所以，历史研究不仅要反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证明，“统一的和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的基础，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前后相承的更替：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都是人类前进运动中的主要阶段，是人类进向更高一级即共产主义制度去的大路上的各个历史阶段；共产主义制的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研究变成了政治任务，重大理论问题不容争论，其他意见受到压制。对雷海宗的批判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雷海宗主张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准，被视为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言人。《历史教学》杂志连篇累牍地载文批判他的观点，却不给被批判者任何答辩机会。

　　中国学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扎实地开展了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首先是翻译古代文献。以古希腊史为例，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政治学》、色诺芬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等。在古代东方史领域，林志纯先生选编了《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其中包括上“古埃及年代记”、“梅腾自传”、“汉谟拉比法典”等重要文献。这些文献，有些根据原文直接翻译，有些从英译本转译，大多达到了信、达、雅的标准。总体来看，这些汉译本仍是今天不少中国学者使用的标准译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林志纯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中，包含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史的许多基本资料。一些当时未被全文译出的古典著作，如斯特拉波、波桑尼亚斯、普鲁塔克等，都在该资料集中有所反映。部分当时刚刚解读或者发表的文献，例如迈锡尼的线形文字B文书，在该书中也有部分收录，反映了林志纯先生独到的眼光和学术意识。在林先生组织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代史进修班的学员分别选译发表了古代印度、西亚、埃及以及希腊罗马的部分史料。由吴于廑先生发起选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丛书中，也收入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的著作。在上述译著出版的同时，学者们还编译了一些专题文献。除日知编译的《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外，还有任炳湘编译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等。

　　在翻译资料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积极就古代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雷海宗的《世界上古史讲义》颇有创见，“雷海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世界上古史教科书的一般结构”。雷海宗明确指出，历史分期“不能完全按照社会发展史的五个阶段来划分，因为学习历史除了应具有这种科学的社会阶段的观念外，同时还需要具有严格的时代与年代观念，否则就不可能清楚理解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变的内在联系及其前因后果”。他还注意到，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工具简单，世界历史发展尚无达成一篇的可能，直到中古时代基本上仍然如此”，结果是各地分别发展，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不平衡，“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发生同样性质的社会根本变革的”。中国人在学习世界史时，“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同时，我们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则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过去把‘世界史’看成‘西洋史’的错误看法”。此外，雷海宗还发表多篇文章，就公元纪年、古代历史分期，特别是生产工具与社会形态变革之间联系以及奴隶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后来有关奴隶制和社会性质的争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在当时具有垦荒播种、探幽发微的巨大作用。该书大体确立了中国世界古代史教材的框架，为学者们树起了一面用历史唯物论具体阐释古代世界历史的旗帜。该书开宗明义，“世界上古史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即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和奴隶、奴隶主两个阶级对立斗争的奴隶社会的历史”。因而在第一章原始社会之后，该书分为四编，核心是揭示奴隶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吴于廑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目的是“企图要言不烦，勾出希腊罗马古典奴隶制社会发展的轮廓”。从实际的叙述看，吴先生的重点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于文化方面只约略论及。但总体上说，达到了他给自己设下的“叙述要明确而不繁琐，分析要简当而不空疏”的目标。该书对希腊罗马的历史娓娓道来，至今仍受到读者的欢迎。

　　吴先生发表过多篇有关古代史的论文，对古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巴比伦和埃及文化的意义，他重点从影响着眼：“现在世界上学习和使用这种字母文字的儿童和成人，手里都持着由埃及和苏美尔·巴比仑人传之后世的文明的火炬。”“埃及和巴比仑是人类文化征途上出现较早的两支拓荒队，前无古人，一点一滴的成就都晶莹可贵。它们在好些方面迈出了最初的步伐，为后世开辟了道路。它们的经验、探求和创造是后来重大发展的开端，经过继承者的不断努力，这些开端就愈益显示其深远的意义。”他讨论了希腊城邦形成的过程和分布范围及其特点，认为希腊城邦是为了巩固对大量被奴役的人口或外来奴隶的统治，由原始部落时代军事民主制沿袭而来的制度，本籍的公民构成了城邦的统治阶级。这样的城邦制和全权公民的保全密不可分。一旦全权公民走向沦落破产的道路，它也就不能继续存在。他深入批判了希腊化史研究中片面强调希腊因素的传统，认为在希腊化时代，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都未发生明显变化。希腊化时代的文化成就，是亚历山大东侵后东西历史汇合的结果。埃及、巴比伦长期积累的数理与天文知识，辅之以古典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推导和概括，使其既超越古代东方，也超越古代希腊。没有历史的汇合，也就没有希腊化的文化。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古史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另一个问题，是古代东方奴隶制的发展、特点和社会性质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参与讨论的既有从事世界古代史的学者，更有中国古代史研究者。问题的核心是，奴隶制是否为人类历史普遍经历的阶段。考虑到古代东方古典型的奴隶制不够发展，如何论证奴隶制社会为人类文明必经阶段以及它在东方社会的表现形式，成为史学界的基本任务。孙道天等从自然环境和农村公社残余入手，认为古代东方文明产生于大河流域，一方面有利于东方更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为了与洪水斗争的需要，农村公社和氏族残余长期存在，造成东方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形成专制统治或军事强权国家。奴隶制因为氏族制度和农村公社残余的限制，很少超出家庭奴隶制的范畴。曹植福指出，古代东方进入文明之时，尚处于青铜时代，但铜质工具并未能完全排挤石器。大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又需要不断与洪水进行斗争，造成农民无法完全脱离公社取得独立地位，农村公社仍然在文明社会中扮演着组织生产等多种角色，私有制没有完全战胜公有制。奴隶制受此限制，也停留在家庭奴隶制阶段。虽然如此，学者们仍普遍认为，奴隶制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古代东方社会是奴隶制社会。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东方奴隶制也有黄金时代。不过因为东方农村公社长期残存和专制制度的出现，造成了人民普遍为奴隶的现象。不能因为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否定奴隶制的普遍性。

　　主流看法之外，仍有部分学者认为，古代东方较早进入封建社会阶段。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影响下，部分学者提出，封建社会只能出现于铁器时代，以独立农民和租佃农民为社会主要生产者。童书业的看法是：在古代，当落后部落征服人数较多而且生产比较先进的部落时，就可能产生以剥削租佃农民为主要形式的原始农奴制，古代的巴比伦和希腊的斯巴达的剥削对象，就是这种原始的农奴。在印度古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印度的封建社会可能始于列国时代。不过，童书业等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赞同。林志纯批评童书业误解了古代东方奴隶制的特征，把本来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等量齐观，导致童书业对古代东方社会性质的误判。林志纯进一步申述说：奴隶社会有两个阶段，分别是原始奴隶制关系和发展的奴隶制关系占优势的阶段。东方社会长期处于原始奴隶制阶段，那时家长制奴隶制占据主导地位，不存在商品生产，政治上表现为专制统治。在发达奴隶制阶段，生产力有更高度的发展，生产目的在于商品生产，政治上实行奴隶制的民主政治。林志纯批评了童书业的封建制早熟论，分析了斯巴达黑劳士的性质，以及租佃关系与奴隶制、封建制的关系，明确指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可以存在租佃关系。林志纯特别告诫，不能仅仅抱着看希腊罗马社会的眼光来看东方古代，那样容易将东方社会认作封建社会。童文在史料和方法上存在瑕疵，林志纯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和理论证明，因此1956年之后，较少有人再讨论巴比伦社会的封建性质。

　　林志纯还讨论了古代东方专制主义以及苏美尔初史时期的军事民主制问题。他首先区分了古典作家有关民主与专制的定义，接着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指出东方专制主义虽然直接溯源于古代东方各奴隶制国家，但古代东方并非一直专制，国王也并非一直是专制君主，有一个从吉尔伽美什到汉谟拉比的逐渐发展过程。专制政治的产生，是奴隶制发展的结果。

　　古代南亚史得到刘家和的注意。他根据汉译佛经资料，指出佛教反对种姓制度并不是“真地要消除现实社会中的种姓制度”，只要“婆罗门肯承认刹帝利的第一等级地位，佛教是允许婆罗门坐第二把交椅的”。佛教反对种姓制度的原因，与当时奴隶制的发展、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有关，就其本质论，它是“高悬反对种姓制度旗帜而实际限制和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反而有利于种姓制度的延续和发展。在有关印度土地关系问题上，刘家和主要针对印度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发言。他分析了国王所有、贵族所有和农村公社所有的土地，指出大部分土地法律上属于国王，但国王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并不表示国王占有所有土地，在实际研究中，应当对土地使用的实际情况，包括农村公社和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做具体分析。

　　在古代希腊史领域发生了一场有关斯巴达黑劳士性质的辩论，通常被称为“奴隶与农奴的纠葛”，分别以童书业和郭沫若为代表。前者认为黑劳士虽附属于土地，为主人服役，但主人无权出卖他们；黑劳士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可以把相当一部分产品归为已有，与奴隶的区别明显，而与农奴地位接近，应当把他们看作农奴。后者则认为，如果斯巴达的黑劳士是农奴，则斯巴达社会就是封建性质的，但与其同时的雅典是奴隶社会，稍后的罗马又是奴隶社会，这样，奴隶社会产生于封建社会之后，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常识。林志纯遍搜古典作家的记载，详细论证了黑劳士是奴隶的观点。他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只能是奴隶社会，所以黑劳士只能是奴隶；其次，古典作家几乎一致公认黑劳士是奴隶。他的结论是：虽然“黑劳士近似于农奴制，但就其发生、发展和灭亡过程看来，它和中世封建的农奴制截然不同。根据黑劳士制发生于古典各邦奴隶制发生初期的这一历史事实……并根据古典作家绝大多数称黑劳士为奴隶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称黑劳士制为早期奴隶制的范畴之一……我们也可以说，黑劳士是古代希腊某些地区被征服和被奴役的农民，他们的地位与奴隶无异，他们的剥削方式在表面上近似于农奴”。

　　胡钟达强调商品经济发展对雅典民主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由于希腊世界周边地区相对落后的状态，给雅典等城邦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了工商业奴隶主的力量，冲破了氏族奴隶主的垄断，最终在雅典出现了民主政治。林志纯曾简明扼要地论及古代希腊历法以及荷马史诗的问题。他特别提到当时文特里斯对线形文字B的释读以及希腊考古的最新发展，注意到文特里斯、布列根、佩奇、格雷等人最新的成果。他注意到当时刚刚发现的所谓地米斯托克利法令，认识到该铭文将订正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等古典作家的记载，证明雅典人的备战和撤退到撒拉米斯是有计划的，而且说明梭伦时代的四等级制已经开始松弛，民主力量大大加强，民主派取得绝对优势，因此希波战争中雅典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民主政治的胜利。

　　中国学者对罗马史的兴趣集中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上。吴于廑的《格拉古改革》将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的改革区分开来，认为前者的目的在于恢复城邦体制下的兵农合一制，与当时罗马的形势背道而驰；后者的改革比较重视新兴骑士阶层的利益，符合罗马当时正从城邦向帝国转变的总趋势，富于进取精神。陈文明肯定格拉古是罗马奴隶主中较有远见的人物，同时又指出在当时奴隶制、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小农经济的分化与破产已成必然的形势下，想挽救小农经济的企图必然会失败，从而注定了改革结局的悲剧性。

　　综上所述，从1949年到1966年的10余年间，中国的古史学家们在培养人才、积累资料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已对古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一个良好开端。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世界古代史打入冷宫，一些专业工作者被迫“弃文从农”，古史研究完全陷于停顿。

　二、恢复与发展（1977—200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科技文教事业重新走上正轨。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迎来了春天，古代史研究重新起步。

　　在人员配备上，各大学历史系普遍恢复了世界古代史教研室，配备了相关教学和科研人员。林志纯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发文，呼吁填补古典文明研究在中国的空白。在林先生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组建了国内第一家专门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机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开始招收从本科到博士的学生，并聘请国内外专业学者教授楔形文字等古代语言。国内一批高校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开始招收、培养世界古代史方向的研究生。有些学校派人出国进修或攻读博士学位，尽快熟悉世界古史研究的新动态，掌握新方法、新资料。1979年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成立。研究会除5年一度的会员大会外，还举行原始社会史、古代东方史和希腊罗马史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各类学术刊物也纷纷拨乱反正，重归学术，并且新创了《世界历史》、《史学理论》（后改名《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等刊物，给学者们发表成果和讨论问题提供了园地。

　　恢复古代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资料建设。从70年代末到2000年，学者们翻译、出版了一批古典作家的著作。希罗多德等老的译本多重印再版；赫西俄德、普鲁塔克、萨鲁斯特、西塞罗、塔西佗、查士丁尼、奥古斯丁等古典作家的著作首次被译成中文；在古代东方史领域，马香雪从法文转译了《摩奴法典》；专题资料有《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罗马共和国时期》（下）、《罗马帝国时期》（上）、《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和《古代的地理学》等。它们的翻译出版，为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史料。

　　为了解最新学术动态，借鉴国外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学者们还开始翻译一些有定评的国外学术著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对认识古代历史有重要影响。《古代社会》是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础，将原书翻译出版，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摩尔根以及整个原始社会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全球通史》注重游牧世界的作用以及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尝试用地图叙述人类历史。它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早期人类的世界、最初的文明、欧亚古典文明、划分为地区的世界等阶段，强调古代不同地区文明的特征和相互影响，以及不同文明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贡献，在古代史领域有助于打破欧洲中心论。

　　一些专题和专门的地区性通史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在古代东方史方面，包括马宗达等合著的《高级印度史》、塔帕尔的《印度古代文明》、埃班的《犹太史》和郝镇华编译的《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在希腊罗马史方面，包括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简写本、蒙森的《罗马史》、乌特琴科的《恺撒》、特维兹穆尔的《奥古斯都》、韦尔南的《希腊思想的起源》和《神话与政治之间》等。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译的《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对当时正讨论热烈的城邦问题有相当帮助；《世界古代史译文集》中包括苏联学者的部分论文以及普鲁塔克《名人传》的部分传记。这些译作向学者们打开了一扇外部世界的窗户，方便了学者们对外来学术的借鉴。

　　教材编写取得长足进展。崔连仲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详而不繁，叙事清楚；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简明扼要，页下附有简短的注释，书末有参考资料目录；陈隆波、罗静兰主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古代部分上册）借鉴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理论，希望揭示古代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特别是游牧世界在古代历史上的作用。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刘家和、王敦书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上册）汲取了前述各种教材的优点，在构架和体例上也多有创新尝试，至今仍是中国大学历史专业的标准教科书。

　　林志纯在该时期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筹建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西文版《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组建，与他的推动有直接关系，他本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他的一系列论文向许多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在中国的世界古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主持编纂的《世界上古史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大量原始资料，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和最新考古材料，对世界上古史领域内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可否认，该书的模式——从城邦到帝国——是否可以用来说明古代文明的一般规律，仍有讨论余地，但由此引起的有关城邦问题的讨论，至今尚未平息。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具体问题得到了更深入、全面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古史研究，大体处在《世界上古史纲》的影响下。

　　林志纯还是该时期中西古史比较的先行者之一。他的两篇长文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探讨古代中西政治制度发展的规律，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89年，他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出版。在该书综论部分，他综合古代希腊、近东和中国的史实，勾勒出早期城邦政治史发展的基本轮廓，指出早期城邦大多是君主执政，君主握有行政与宗教权力。但在第二阶段，行政权和军权渐渐落入公卿之手，形成公卿执政或贵族政治；同时，城邦中的人民大会等仍在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凡是城邦，大抵实行民主或共和制。林志纯对古代中西历史发展的这种独特看法，在世界古代史和先秦史领域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他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中民主成分的强调推动了对古代不同地区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西古史比较研究蓬勃兴起，形成古代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具体观点和方法论，大体可分为求同派和求异派。

　　求同派大体赞成林志纯的观点，承认古代中西政体发展中的一致性。张秉楠的《商周政体研究》把商周时期当作城邦时代，强调商周政体中的民主因素。求异派正好相反，强调中国的特性。

　　求异派大体以顾准为代表。顾准本是经济学家，从1974年开始涉足历史，从历史研究中探寻中国的出路，并留下了大约10万字的读书笔记。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经陈敏之整理的笔记，取名《希腊城邦制度》。该书讨论了城邦的定义、特征、起源和发展。在他看来，自治、自给、主权在民是希腊城邦的基本特征，它们首先出现在海外殖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下。接着，殖民地的制度又反馈到希腊本土，促进了巴尔干希腊的城邦化。赵伯雄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强调周天下并非城邦联盟，而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虽然统一或实际控制的程度有限，但诸侯国都自认是周天子的黎民，周天子享有对诸侯国的宗主权，这和希腊的殖民地与母邦的关系完全不是一个类型。

　　刘家和、廖学盛主编的《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是一部为研究生编写的教材，也是一部有相当学术水准的集体性著作。该书并不叙述古代不同文明地区的历史，而是分地区介绍了各个古代文明的主要史料、学术史和研究现状，每章后面列有主要研究性期刊以及参考书目。施治生与他人合作，先后主编了三部集体性著作：《古代王权和专制主义》、《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和《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它们各有侧重，但其共同之处，首先在于将古代和中世纪合并起来考虑，开阔了考虑问题的思路。其次，对古代世界做通盘考虑，不仅限于希腊罗马或者印度，而是考虑到非洲、拜占庭、英国、日本、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越南等多个地区不同时代的情况，更便于读者把握古代世界的总体趋势，彰显了不同地区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某些共性。复次，尽可能系统讨论所涉及的主题，充分汲取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因为作者队伍庞大，各自都是自己领域的专家，代表了相关领域最新的进展和最权威的看法。最后，是靠事实说话，重视对史料的解读和对基本理论的运用。这些著作出版后，均受到国内学者高度注意，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标准参考书。

　　吴于廑的《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对认识古代历史的一般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农耕、游牧世界的并立构成了古代世界史的基本特点，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古代文明交往的重要表现。他概要论述了农耕、游牧世界各自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们交往、冲突的必然性，揭示了游牧、农耕两大世界关系的本质，证明游牧世界虽然成功对农耕世界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冲击，但每次冲击的结果，都是游牧世界的进一步萎缩和农耕世界的进一步扩大。该文广阔的视野、高屋建瓴的架构，在学者中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

　　80—90年代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代社会性质。一方面，这场讨论是对50—60年代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当时在思想领域的解放。学者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结合古代东方的历史，提出了众多不同看法。与50—60年代不同的是，学者们都放弃了上一代学者经常挥舞的意识形态大棒，平心静气地争论学术，体现了新时期学术讨论的巨大进步。虽然有关问题的讨论至今也不曾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70—80年代讨论的另一热门问题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关键是奴隶社会是否为人类必经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中最有分量的成果当属胡庆钧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这部85万字的巨著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综合研究致力于从理论和史实上证明原始社会瓦解后奴隶制社会产生的必然性，同时论及奴隶制社会中的等级和阶级结构。第二部分为专题研究，分别讨论了中国商朝、希腊荷马时代、罗马王政时代、恺撒和塔西陀时代的日耳曼人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可谓中国学者研究早期奴隶制社会的集大成之作。但正如马克垚指出的，尽管作者们费尽心血，仍未能摆脱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不多，封建社会中的奴隶不少的困境。此外，作为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比较研究，该书有意无意地忽略早期西亚和埃及等原生文明中奴隶制的发展，对印度也无一字论及，而否定奴隶制是人类社会必经阶段者大多正是从这几个文明奴隶制不够发展入手的。

　　与奴隶制相关的，是古代东方社会的性质以及古典时代斯巴达黑劳士型劳动者的性质。学者们发现，即使在古典古代奴隶制全盛时期，奴隶也未能在人口中占多数，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一些人转而试图论证奴隶制在当时社会的大生产中起主要作用，代表人物是马克垚。在他看来，奴隶制可以在没有外部奴隶来源的情况下得到充分发展；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主要源自罗马帝国内部生产关系的变革，蛮族冲击只具有次要意义。马克垚的著作论证严密，其观点在学术界影响甚巨，《罗马与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被《历史研究》评为优秀论文；《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则是讨论西方奴隶制衰落和封建制形成的标准参考书。

　　胡钟达是否认古代社会为奴隶社会的代表。他最初尝试论证奴隶社会具有普遍性，并企图通过授产奴隶在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实例，来证明奴隶制在农业中一样有利可图。但随着思考的深入，他发现那样的论证越来越不能令他信服，于是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提出奴隶社会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未明确地提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事实上，在古典古代的某些时期和某些地区，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以及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初期的意大利，奴隶制确曾得到较为广泛的发展；但大多数情况下，所谓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并不多，封建社会中的奴隶也不少，奴隶制和农奴制曾长期并存；从生产力发展看，如果把所谓奴隶社会后期与封建社会初期比较，至少就西欧而论，并无明显突破。胡钟达的观点引起广泛注意，促进了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刘家和长期从事中西古史比较，他力证春秋时代的楚国是城邦，制度中包含民主成分。他应用轴心期理论对公元前8—前3世纪世界主要文明区在心智和文化的发展上所经历的精神觉醒进行比较，并试图界定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精神觉醒上的特点：在天、人关系方面，印度形成宗教传统，希腊形成哲学科学传统，中国形成人文伦理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印度提出虚幻的众生平等，希腊揭示出人类平等的内在矛盾，中国儒家则用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人统一起来；在人的本质的觉醒方面，印度认为人是宗教的动物，希腊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中国认为人是伦理的动物。该文高屋建瓴，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在古代史各个专门领域的研究中，20世纪最后20年里，学者们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举凡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利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几乎所有资料，特别是丰富的中国古人类的考古材料，对人类从起源到文明产生之间的历史，从理论到史实都做了系统和充分的叙述。汪连兴认为该书将原始社会史从200万年前上推到1400万至800万年前，对父系家族公社的特征做出了描述和概括，从理论上解决了个人和私有财产的界限，资料的使用典型而准确，是我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林志纯系统回顾了农业在西亚、东亚和新大陆的产生与发展，用具体和确凿的证据说明农业革命对原始社会末期的影响。林志纯呼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最后的总结章是‘野蛮与文明’，是一结论性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理。我们的原始史后半章，最好是通过具体史实，来说明某某公社如何解体，某某文明如何产生，理论联系实际”。他身体力行，对苏美尔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做了具体探讨，还根据最新的考古进展，讨论了美洲和旧大陆新石器时代的来临，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发生，私有制与国家和文明产生之间的联系，进而把古代世界划分为美洲、东亚南亚和西亚南欧等三大文明区而非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在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汪连兴论及马克思写作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背景；探讨过马克思晚年写作的人类学笔记；在就荷马时代的社会性质发言时，也希望从根本上对所谓军事民主制的概念进行辨析。他更倾向于使用早期国家来定义荷马社会和殷周时代。

　　古代西亚史研究中，拱玉书根据《苏美尔王表》、吐马尔铭文以及其他文献，结合雅各布逊等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尼普尔联盟的产生、性质和发展，认为在公元前3千年代的苏美尔—阿卡德地区，“不仅长期存在着城邦，存在着城邦争霸的战争局面，而且，还长期存在着城邦间的联盟——尼普尔联盟”。尼普尔城邦联盟的存在，证明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都是城邦联盟的盟主国家或者王朝。吴宇虹的《古巴比伦早期埃什嫩纳、马里和亚述政治史》以楔形文字文献为基础，系统叙述了一直在学界受到忽视的三国早期的历史，提供了大量具体的文献和史料，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杨炽从汉谟拉比法典的用词入手，考察法典所反映的社会性质，认为将古巴比伦社会理解为阿维鲁、穆什根努和奴隶的三分实际存在问题；法典确实保护私有权，但不限于奴隶主的私有权。因此，说汉谟拉比法典保护奴隶主阶级的私有权，不一定合理。周怡天和杨联华涉及《汉谟拉比法典》有关谷物、金银保管的条文。彭小瑜讨论了新巴比伦神庙经济中喜尔库的地位，认为喜尔库的多数是神庙奴隶，他们的地位主要通过宗教和神庙确定下来。但也有少数喜尔库地位上升成为奴隶主。因此，喜尔库是一个等级而非阶级身份。朱维之的《希伯来文化》分门别类地叙述了古代希伯来人的文学、艺术、宗教、法律、生活习俗等，多方面呈现了古代希伯来人的成就。

　　在古代埃及史领域，刘文鹏发挥了突出作用。他执笔完成了《世界上古史纲》的埃及部分，并发表了有关埃及史的系列论文。他比较注意早期埃及诸州的分立以及部分国家通过争霸战争走向统一的进程，认为埃及从诺姆分立到统一国家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他力证古代埃及是有城市的文明，并根据希拉康坡里考古遗址的资料提出了论证；他批判了魏特夫的治水专制主义理论，指出水利灌溉长期是地方政府的事务，在中王国以前，没有证据表明埃及存在灌溉网的集权化管理。周启迪的《古代埃及史》为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且综合性的古代埃及通史，起于史前时期的埃及，终于后期埃及，以古代埃及文化终篇。汉尼希和朱威烈等编写的《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比较充分地汲取了国际埃及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叙述了古代埃及的文字、文学、宗教、建筑、艺术和科技成就。

　　古代印度史得到涂厚善、刘家和与崔连仲的注意。涂厚善曾在华中师范大学组建印度史研究室，招收印度史研究生，自费出版内部刊物。他认为，古代印度幅员的广大和多样化的自然条件，确实给印度历史造成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印度古代历史统一时间的短暂与其幅员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他介绍了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现、特征及其影响，认为那是一个青铜时代的奴隶制文明，体现了印度历史多种文化交汇继承的特征。刘家和质疑古典作家有关印度只有自由农民而无奴隶的说法，因为佛经证实奴隶在当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奴隶主利用经济和超经济的力量强迫农民分化陷入奴隶境地，体现了奴隶制在当时的主导地位。崔连仲的两部重要著作《从佛陀到阿育王》和《释迦牟尼——生平与思想》讨论了古代印度从列国时代到孔雀帝国时代的历史。他区分了列国时代的君主国和共和国，追溯了摩揭陀霸权的成长历程，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佛教的影响，孔雀帝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并论及印度土地制度和历史分期等众多关键问题。郭良鋆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的重点实际在早期佛教思想，系统叙述了早期佛教的各种主张，其有关巴利语三藏的提要，给史学界利用佛经资料提供了良好的指引。黄思骏涉及古代印度聚讼纷纭的农村公社和土地国有问题。他指出，所谓土地国有，实际是土地王有。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是法理上的，在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国王征收赋税和处置土地的权利。农村公社的土地源自部落共同体的公有制，后来则成为国王征收赋税的单位。但土地私有在印度并非根本不存在。

　　王治来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以及古代中国的文献，系统叙述了中亚的地理与古代历史，特别是塞种人、波斯统治下中亚的历史，以及后来匈奴在中亚的活动与大月氏国家的历史，填补了当时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余太山以研究古代中亚史，特别是中西交通史见长。他先后发表多篇有关西域各国地理、历史的论文，涉及嚈哒人、塞人和贵霜的迁移和兴亡，尤其是西域各国的地望及其相互关系。他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嚈哒史研究》和《塞种史研究》系统探讨了相关族群的族源和族属，迁移和扩张，以及社会经济、东西交通、政治统治和宗教等，并对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如贵霜诸王在位年代、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等进行考释。它们广泛利用了一手资料和大量日文、西文著述，于该时期游牧部落的迁移、中西交通的变化、特别是中亚和印度的历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古代希腊史研究成果较多，从雅典国家产生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都有专题论文问世。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摘要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王敦书首次比较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美国学者帕里关于荷马史诗创作的理论，指出荷马时代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时代，荷马时代希腊的某些地区如雅典有国家存在，那时的希腊社会是阶级社会。关于斯巴达的土地制度，他指出公元前10世纪斯巴达人进入拉哥尼亚后，曾进行土地分配。通过两次战争征服美塞尼亚后，斯巴达人将后者的土地分成份地。这些份地本质上仍由国家所有，公民只是占有者。刘家和的《论黑劳士制度》遍搜古典作家有关记载，对黑劳士制度的起源、发展、衰落，黑劳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属性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黑劳士是城邦的奴隶。他们虽然交租纳税，但那并非封建的依附关系，而是斯巴达人对土地和黑劳士人身占有权的实现。因此，黑劳士是奴隶，是奴隶中的国有奴隶。郭小凌回顾了西方对奴隶制的认识和研究，认为奴隶社会概念是后人对马克思的诠释。他还从军制变革、城邦之间的战争与战俘的命运等方面来揭示希腊城邦的兴衰，指出雇佣兵的兴起、战争残酷程度的增加，预示着希腊城邦逐渐走向瓦解。

　　雅典民主研究中，论者较多地关注雅典民主的形成和发展。针对部分学者用氏族制残余来解释雅典民主成因的观点，陈唯声指出，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与原始社会的民主制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是当时一种充分发展了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是由雅典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决定的，阶级矛盾的尖锐与深刻程度、阶级力量的对比具有决定性意义。廖学盛讨论了希波战争对雅典民主的影响，认为雅典公民集体的团结是她能够打败波斯的主要原因。希波战争第一阶段，雅典坚定地走上了发展海上实力的道路，提高了第四等级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在希波战争第二阶段，雅典成了当时希腊最强大的海上势力，第四等级公民在国家生活各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他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固然与民主的形成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它更多地源自氏族社会末期的某些民主制的残余。

　　罗马史领域首推朱龙华的《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该书系统研究了罗马文化的起源、发展和衰落。作者把罗马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政治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将文化置于罗马历史的大背景中考察，揭示了罗马文化兴衰的原因和特点。全书文笔流畅，叙事生动。杨共乐的《罗马史纲要》认为，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前罗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小农，奴隶制很不发展，可称为“古代社会”阶段。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罗马才进入奴隶社会。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中叶为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期。罗马政治制度的发展得到杨俊明和陈可风的注意。杨著简要叙述了罗马政体从王政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变迁，共和国政制是中心。陈可风有关罗马共和国宪政的研究较多地利用了古典文献和近代著述，为比较系统的罗马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它在介绍共和国高级官职之外，尚顾及一些低级官吏。

　　李雅书讨论了罗马城的起源问题。她认为罗马城的建立者可能是维兰诺瓦文化创造者的后裔，公元前753年只是开始定居的年代，真正建立城市应在伊达拉里亚人来到之后。施治生就早期罗马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认为，王政时代后期，王权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塞尔维乌斯改革标志着罗马国家的诞生。罗马财产等级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国家既确认了财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又体现了城市国家兵民合一的原则，是新生的罗马城市国家一项重要的组织制度，并在后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王阁森认为恺撒所有活动的目的都在于维护罗马奴隶主集团的利益，他的宽容政策是其失败身亡的直接原因之一，但不能因此否定恺撒的政治、军事才能。彭小瑜指出，中国罗马史学界对罗马某些官职的处理，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并对共和国时期的官职、职能以及译名做了辨析。杨共乐的一系列文章向共和国晚期意大利粮食生产衰落论发出了挑战。他认为无论从外省粮食剩余额及使用范围看，还是从意大利的产粮状况看，所谓外省粮食造成意大利粮食生产全面衰落的观点都难以成立。路新生、朱承思、王建吉等论及罗马军队的变化及其对共和国政局的影响。

　　罗马奴隶制问题受到关注。李怀国讨论了罗马手工业和城市中被释奴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不同意把罗马农业奴隶与手工业授产奴等量齐观的看法，认为在法律上，手工业授产奴虽与其他城乡奴隶无异，但实际上从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个人财产的占有以及自由人对他们的态度看，他们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明显高于一般奴隶。阎瑞生探讨了罗马公民自愿为奴的问题，指出在帝国时代，罗马奴隶主以较温和的态度对待奴隶，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一些奴隶还获得私产，致富后重新赎取自由，反映了帝国时代奴隶处境的改善。刘佐讨论了罗马奴隶中的一个特殊阶层——皇帝的奴隶的作用，认为他们对帝国初期王权的确立和官僚机构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皇帝利用他们加强皇权，打击元老院，但当政体过渡完成时，他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马克垚关注的是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并涉及古代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关于小农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地主经济和超经济强制等的论文，涉及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问题；《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是当时研究古典晚期和中世纪初期社会转型最全面的论述。他的论著资料充实，观点平稳但富有冲击力，对古典晚期到中世纪早期西欧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8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古典文化也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相关论著涉及古典世界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对史学史的研究尤其活跃，张广智的两部史学史、郭小凌的《西方史学史》等，都有相当篇幅述及古典世界史学的发展。同时，关于史学史的论文也不断发表。

　　综上所述，从1977年到2000年的20多年中，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无论在资料积累还是在具体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使用，都为古史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93年和1997年分别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外古史学者同台竞技，相互交流切磋观点，表明中国学者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日益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的古史研究还带有粗放的特点，不少领域还无人问津；对资料的使用和解释，特别是对考古和碑铭等资料的使用，尚处在比较初级阶段；方法论上，也有诸多需要完善和提高之处。

（未完待续）